从郑和七下西洋，到施琅统一台湾；从渔民祈求河清海晏、平安丰收，到皇帝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从我国沿海，到内陆地区，再到东南亚，妈祖信俗的重要载体——妈祖庙遍布两亿妈祖信众的聚居地。

福建莆田湄洲岛·妈祖祖庙

始建于宋雍熙四年（987年）的湄洲妈祖祖庙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的妈祖庙。当时名叫“神女祠”，仅“落落数椽”，后经历代扩建，规模日臻雄伟。永乐初年（1403年），郑和下西洋时，因妈祖庇佑有功，奉旨遣官修整。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前，亲自与地方官员备办木石，再次修整。清康熙年间统一台湾，施琅将军奏称：“海上获神助”，又奉旨大加扩建。到乾隆以后，湄洲祖庙己颇具规模，成为—座有99间斋房，堪称“海上龙宫”的建筑群。

湄洲妈祖祖庙是妈祖信仰的发祥地，世界妈祖文化中心，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的申遗地、遗产地和主要传承地。妈祖文化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代表，同时见证着海西福建的蓬勃发展。在2008-14《海峡西岸建设》中，湄洲妈祖祖庙作为小版张的过桥，连接着蒸蒸日上的海峡西岸，更展现着福建传统建筑的精美绝伦（图1）。

天津·天后宫

天津天后宫，原名“天妃宫”，俗称“娘娘宫”，位于天津旧城东门外海河三岔河口西岸、古文化街正中，是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图2，2009-23《京杭大运河》-2天后宫）。据载，元代海运漕粮，海难不断，而天津是海运漕粮的终点，是转入内河装卸漕粮的码头，所以皇帝下令建天妃宫，供人们奉祀海神天后。始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的天后宫是天津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也是天津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因此曾有“先有娘娘宫，后有天津卫”的说法。

“天后”的称号源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施琅平定全台，上奏建议奉台湾民间信仰的妈祖晋封天后，朝廷准奏，且进颁妈祖“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敕号，以彰妈祖在施琅将军统一台湾过程中的庇佑与默助。

澳门·妈阁庙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耳边响起的《七子之歌》把人们的思绪带到澳门，葡萄牙语Macau正是源于澳门半岛西南端的妈阁庙（图3）。据说，1553年葡萄牙人在妈阁庙前的古码头泊船上岸，询问当地渔民这是什么地方，渔民误以为问的是庙宇的名字，便用方言回答“妈阁”，葡萄牙人以为是地名，便以Macau称呼澳门。

“德周化宇，润泽生民”澳门妈阁庙外的对联书写着信众的祈盼，也歌颂着海上女神妈祖救民济世的功德。妈阁庙是中葡文化融合的起点，也是澳门著名的名胜古迹。2005年，包括妈阁庙前地在内的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台湾澎湖马公·天后宫

位于台湾省澎湖县马公市的澎湖天后宫原名“妈娘宫”，始建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是全省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图4，2005-3《台湾古迹》－5澎湖天后宫）。相传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派兵征伐日本，遭遇台风战船倾覆，官兵在海中四处漂散，梦见妈祖在海上救起众多落水官兵登陆平湖屿（即澎湖屿）；次年，元世祖封妈祖为“天妃”，在澎湖立天妃宫，设澎湖寨巡检司。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著名抗倭将领俞大猷“得妈祖庇佑”而大获全胜，扩建澎湖妈祖宫。现存建筑是康熙年间重修的，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澎湖县“马公”的地名也是源自澎湖天后宫的古称“妈宫”。

遍布世界各地近5000座的妈祖庙见证了1000多年来妈祖信俗的发展与繁荣，书写了爱国爱乡的妈祖文化与济世爱民的妈祖精神，更彰显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内容提要：“福利封”收件者及最初收藏者欧瓦尔，目前所见集邮书刊著述多有讹误。为厘正史实，经检阅早期图书报刊资料，本文考究查明1870年欧瓦尔等人合伙接手继续经营福利洋行，此后成为主要店主，1878年福利洋行已是上海滩销售洋货的综合百货商店，位于南京路四川路东南转角处。

大龙邮票的最初使用以及实寄封收集研究，尚存有许多疑案和谜团，“福利封”即为其中之一。1878年至1879年大龙邮票实寄封，现知存世纪录总计52件，其中32件收件者英文商号名为“Hall & Holtz”，且大多由上海工部书信馆投递前在封背批译中文“福利”二字而得名“福利封”^[1]，早已成为研究大龙邮票早期使用的重要史证。也许年代久远，集邮书刊记述福利封以及最初收藏者欧瓦尔时，因不知其详，难免鲁鱼亥豕，多有讹误。现据部分早期书刊报纸史料爬梳剔抉，核验考证，查明史实。

一、福利洋行渊源及其演变

福利洋行最初源于面包房，创始人为英国人爱德华·霍尔。1850年1月始见霍尔在上海的记载^[2]。上海第一家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1850年8月3日创刊号头版刊登《1850年在沪外国侨民名录》，列有霍尔姓名。在创刊号头版广告栏目里，霍尔还以店主名义发布经营面包、饼干和杂货的商业广告。

图1为1855年9月1日《北华捷报》刊登的霍尔通告，自1855年9月开始与安德鲁·霍尔茨合伙经营，英文商号名“Hall & Holtz”，取自他们两人的姓氏，中文商号定名“福利”。1856年《上海年鉴》见有“福利洋行”商户名称以及店主霍尔和霍尔茨姓名，经营业务已经不再限于面包糕点，范围已扩大到日用百货零售^[3]。

图2为1870年12月21日《北华捷报》发布的福利洋行2则启事，前者通告霍尔与霍尔茨决定8月31日结束合伙经营，后者宣布

由奈特、欧瓦尔等4人自9月1日起接手继续经营。由此看来，福利洋行易换新店主的交接手续早已确定办理，只是先前并未对外公布。

1883年9月1日和2日，上海《字林西报》、《申报》先后在头版刊登福利洋行改为公司的英文、中文公告：“福利洋行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开张，福利协力大全公司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开张……本公司接做福利洋行生意，自今日为始。该行前所办事宜本公司自能一律照办”。自此福利洋行成为综合经营的百货公司，中文名简称“福利公司”。1886年2月福利公司登记改为香港注册公司，1893年再次改制注册为有限公司。当时人们日常还是惯用其老名称，因而十多年后在《申报》上还时常可见到“福利洋行”旧名。

据上述引文可知，“福利封”收件者当时商号名称应是福利洋行，还不能称之为“福利公司”。

二、欧瓦尔与“福利封”

亨利·欧瓦尔（Henry Everall），184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西南的帕特尼（Putney）^[4]。他的沪上踪迹，现见最早记录是1867年在上海南京路的泰兴公司任店员^[5]，直至1870年1月^[6]。1870年9月，欧瓦尔等4人合伙接手继续经营福利洋行（图2），原是店员身份的奈特（H. Knight）成为居于首位的店主，其次是欧瓦尔。

1886年4月23日《北华捷报》头版刊载消息，当月20日欧瓦尔在上海去世，享年44岁。图3为第2版的一段简短介绍，由此得知欧瓦尔原来在1864年才到达上海的，这是目前所见欧瓦尔最早侨居上海的记述。

欧瓦尔离世后，当年9月其妻携子女返回英国生活。据澳大利亚珀斯《西澳报》（《West Australia》）先后报道，欧瓦尔遗孀1908年移居到珀斯，在幼子（Robert Raynor Everall）居处安享晚年，1923年11月1日在珀斯去世，享年78岁。

作为福利洋行主要店主的欧瓦尔，不仅通过疏通海关官员得以私下第一个大批量订购大龙邮票^[9]，并留意收藏寄到福利洋行的大龙邮票实寄封，为早期中国邮史留下不少珍品。在现知的30件“福利封”中，还有4件收件人姓名就是欧瓦尔本人。1993年2月20日，由欧瓦尔后辈委托吉本斯（澳大利亚）公司，在墨尔本付拍欧瓦尔遗集，藏品中“福利封”竟然多达17件^[7]，而在此前人们所知进入集邮界的“福利封”仅有15件，故而大龙邮票集邮名家黄建斌也不由得惊叹“改写了我国早期邮史的纪录”^[10]。

最早使用日期的大龙邮票实寄封都是“福利封”：第一件销戳日期1878年10月5日，人称“华邮第一古封”，1944年已由上海滩多位集邮家经手交易^[1]；其次为同年10月7日销戳，1962年2月在美国付拍，之前源流不明^[11]；图4为排列第三的“福利封”，销戳1878年10月30日，由吉本斯公司1993年拍售。这3件“福利封”收件人名址与书写笔迹完全相同，显然出自同一寄件人手笔，且都是秘鲁公使馆自北京寄往上海福利洋行，因而前2件也有理由可推断最初源出于欧瓦尔藏品。

不少集邮书刊讲到欧瓦尔，言及他到沪年份与身份时多有舛误，例如《中国集邮大辞典》“欧瓦尔”辞目，称其“1860年到中国上海经商”^[12]，又例《中国集邮史》写道他“1860年侨居上海，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现南京路）与人合伙开设一家HALL & HOLTZ杂货店（一说面包房）”^[9]，显然这些记述都与史实不尽相符。

三、福利洋行位于南京路四川路东南角

福利洋行早期经营地址位于福州路四川路口。1873年2月20日《北华捷报》头版发表《回顾1872年》，其中提到福州路四川路口原福利洋行商店房屋已被拆除后建造住宅建筑。

福利封收件地址当年位于何处，过去各种书报仅写道它座落在南京路，具体表述都语焉不详。查1872年1月《行名簿》，福利洋行地址已迁往南京路与四川路路口处。那么，福利洋行位于路口哪个转角处呢？现今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是否位居西北角？再看1872年《行名簿》可以找到佐证，见有大英医院地址为“南京路8号，南京路四川路转角处”。1874年4月27日《申报》刊载大英医院广告，内有“须至老旗昌隔壁之大英医院即四川南京二路之角者买取”。路口西北角地块，最初由旗昌洋行租用，所以当时俗称“老旗昌”。图5为1884年《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的局部，南京路四川路路口西北角标注为“英医院”（图中圈红处），其北面为“老旗昌”。美国国会图书馆有1875年和1884年两种版本“全图”藏品，这一路口西北角同一位置标注相同，都为“英医院”，因而可以印证大英医院在此开设多年，一直位于路口西北角。同时，也由此足以反证确认福利洋行一直位于路口东南角。

1897年上海工部局结集出版庆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继位60周年庆典活动摄影图片小册子，图6为其中一页福利公司2层楼房照片，这也许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该公司楼房外观影像。当时，工部局订立道路门牌时常变化，福利洋行刊出广告时均未明示具体门牌号。1901年5月1日《北华捷报》写到其门牌为南京路14号，自此之后该公司商品广告内也渐渐出现这一门牌号。

简而言之，1878年至1879年各地寄往福利洋行的大龙邮票实寄封——“福利封”，收件地点就在南京路四川路东南转角处。

四、1900年后福利公司的变迁

《字林西报》《申报》等报纸曾多次刊载福利公司楼房发生火灾消息报道。1904年2月11日福利公司再次发生火灾，楼房被全部焚毁。福利公司事后临时移至“黄浦滩公家花园对面第二十九号门牌先行交易”，继而又在原址重建新楼。图7即为1905年建成后的新楼照片，源自1908年伦敦出版的《香港、上海和其它中国通商口岸的20世纪印象》插图，书内有一节以文字及照片配图，介绍源于1848年创立的福利公司。

1934年5月，福利公司出售南京路总店楼房产权（事后透露乃是哈同洋行所购），再用这笔售楼资金又在静安寺路派克路转角（今南京西路和黄河路路口）新建公司大楼，1935年7月对外营业，门牌为静安寺路190至208号，西面邻接大光明影戏院。

南京路旧楼出售后，1936年2月福利公司又在南京路四川路口西北角的慈安里大楼转角处租用部分店面开设支店“男式部”，专门经营男子服饰，门牌南京路114号。由于福利公司在此经营近20年，直至1955年公司关闭，因而慈安里大楼又被人们俗称为“福利大楼”。不少人由于对福利公司变迁不熟悉，误以为这里过去一直是福利公司所在地，因此误将该公司位置错认为在路口西北角。

哈同洋行买下南京路97号福利公司旧址地块后，建造14层新大楼，1937年竣工时直接以哈同遗孀罗迦陵之名命名为迦陵大楼。1949年后改称嘉陵大楼，现有2个门牌号：南京东路99号和四川中路346号（图8，笔者摄于2018年1月）。

    四、结语

根据前述援引的书报例证，归纳如下：

福利洋行起源于霍尔1848年创立的面包房，后来发展成为南京路闻名的销售洋货综合百货商店。“福利封”收件者商号名称应为“福利洋行”，收件地址在南京路四川路东南角的福利洋行楼房，旧址所在地位居今南京东路99号嘉陵大楼。欧瓦尔时为福利洋行主要店主之一，既是订购大龙邮票第一人，又是“福利封”最初收藏者。

    主要参考文献：

    [1].黄建斌.大龙信封存世考[M].台湾：黄建斌文教基金会，1997.

    [2].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on China [J].The Chinese Repository（广州《中国丛报》）1850（1）：3-11.

[3].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M].上海：North-China Herald Office(字林洋行)，1856.

[4].The “Everall” China and World Public Auction Sale（1993-2-20）[M].Melbourne：Stanley Gibbons （Australia） Pty Ltd，1993.

[5].China Directory[M].Hong Kong：A.Shortrede & Co.，1867：20.

[6].Morris’s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and the Phillipines, etc.[M].Hong Kong: Morris & Co.，1870：20.

[7].Deaths[N]. The West Australian，1923-11-3（1）.

[8].Death[J].North-China Herald，1880（658）：1.

[9].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集邮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2.

[10].中华邮票会，黄建斌文教基金会.大龙邮史·黄建斌先生纪念论文集[M].台湾：黄建斌文教基金会，1999：150.

[11].The Saul Newbury Collection Part III Auction Catalogue（1962-2-6）[M].New York: Robert A. Siegel Auctions，1962.

    [12].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集邮大辞典[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62.

《实用香港邮票目录》初析

甄屏帆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郑敏敏编著的《实用香港邮票目录（1997－2016）》（图1），4月30日在安徽合肥举行首发式。在笔者印象中，这是我国内地邮票目录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以编著者个人署名的第一本香港特区邮票目录，成为人民邮电出版社一系列邮票目录中的新成员，也与该社1997年7月出版的《香港地区邮票目录》（图2）形成前后呼应。

本目录按三个章节编排，第一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的邮票”，收录1997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底香港邮政发行的全部邮票，包括：纪念及特别邮票、通用邮票、欠资邮票、自动化邮票、临时邮票、邮票小册，其中收录的香港“红一角”邮资标签临时邮票，之前未见其他邮票目录收录，系本目录首创，成为其一大特色。

第二章为“1997年7月1日以后仍能继续使用的香港邮票”，包括：通用邮票和自动化邮票，前者是香港回归前发行的全套“过渡邮票”和小全张，以及以其中10元邮票为主体的3枚纪念小型张，后者则有香港最早的自动化邮票《鲤鱼》及随后逐年推出的十二生肖系列自动化邮票。

第三章是“1997年7月1日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其他邮政机构联合发行的邮票”，收录了与香港邮政联合发行的外方邮票13套，方便与香港邮票相互对比与参照。附录收入的《对“香港红1角”邮资标签性质的研究和探讨》一文，是目录编著者认定其为临时邮票的研究成果及主要依据。

笔者对本目录初步浏览后发现一些问题，借此机会提出个人的见解和建议，供出版社、编著者和各位同好参考，以期本目录更臻完善。

一、编排结构：本目录主体是香港特区至2016年底发行的全部邮票，似应突出这一重点，而不应与其它两部分并列。现有的后续两章宜作为附录列出为妥。

二、邮票发行量数据：本目录“凡例”指出，发行量以香港邮政公布的数据为依据。香港邮政一般在新邮发行3个月后公布“销售报告”，其中列出每枚邮票、小型张、小全张等的实际销售数量（包括邮局窗口和网购等不同销售渠道）。将“销售量”视为“发行量”应无问题，但香港邮政“销售报告”中除了邮票、小型张、小全张等数量外，还专门列出内含全套邮票和小型张的“套折”（即内地的“邮折”，）数量，故每枚邮票、小型张的发行量总数应该是邮票、小型张销售数加上套折数。笔者将本目录2015年、2016年发行量数据与香港邮政的“销售报告”对比后发现，目录数据仅为票、张的销售量，而未计入套折数量，导致目录所列发行量比实际数量为少，出现误差。此外，2016年最后3套邮票未列出发行量，应是目录付梓时香港邮政尚未公布销售报告之故。

三、资料漏列情况：第157页“圣诞邮票III（不干胶小型张）”漏列3个邮票图谱；第165页“儿童邮票——中外民间传说”漏列不干胶小全张及纪念套折内附的6枚不干胶小型张文字与图谱；第170页漏列“特别版‘心思心意’邮票（2016年版）——岁次丙申（猴年）小版张”文字与图谱；第178页“香港馆藏选粹——江启明素描作品（小型张）”漏列小型张邮票名称“《香港仔》（1991年）”；同页漏列“祝贺香港运动员在里约热内卢2016残疾人奥运会取得卓越成绩——‘心思心意’邮票小版张” 文字与图谱；第226页漏列“香港2015——第三十一届亚洲国际邮票展览”邮票小册文字与图谱；第227页漏列“香港行山径系列第一号﹕凤凰径”不干胶邮票小册文字与图谱。

四、若干文图细节问题：第229页“过渡邮票”的设计者标为“中国香港Kan Tai Keung”，其实这是著名香港设计师靳埭强的粤语拼音，应统一用其中文姓名；第245、246、247页均出现带局部边纸的邮票图谱。一般而言，除非发生边纸变异而需单独列明的情况，正常单枚邮票的图谱不应出现边纸。

去年，参加了一次加勒比邮轮游。以加勒比共同体为核心的加勒比国家联盟，其成员多达25国，还包括12个未独立的地区。我所涉足的若干岛屿，只占一小角，因此只能略作“散记”。

巴哈马

这一回我的旅程，从迈阿密启航，第一站到达巴哈马。巴哈马的几百个岛屿并不在加勒比海之内，但属于加勒比地区。17－18世纪，西班牙商船往返美洲与欧洲，横渡大西洋，必经加勒比地区。惊涛骇浪之中，出没无常的海盗令人闻风丧胆。两个多世纪以后，好莱坞电影重拾旧事，大肆渲染，让“黑胡子”、“白棉布”、亨利·摩根爵士等加勒比海盗“誉满全球”。而屡次发行海盗邮票的，正是巴哈马（图1、2）。

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到20世纪末，为纪念新大陆发现500周年，巴哈马发行了一系列的邮票与小型张（图3、4）。

1942年从巴哈马寄英国的一个首日封，纪念哥伦布在450年前，即1492年10月12日，首次登上圣萨尔瓦多岛（位于巴哈马东部海域）。当时，哥伦布看到浅浅的海水拍打沙滩，说了一声“巴扎马”（意为浅水），这就是“巴哈马”名称的来源。首日封上印了古地图，邮票加盖文字“1492/哥伦布登陆/1942”，邮戳为“圣萨尔瓦多/10月12日/巴哈马”（图5）。

巴哈马于1973年独立，首都拿骚位于新普罗维岛北端（图6）。每逢巨大的邮轮驶入港湾，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摩肩接踵。拿骚岸边黑皮肤的小贩，卖水果、贝壳、旅游纪念品，与36年前明信片上的镜头很相似（图7）。我们去市内浏览了历史建筑（图8），又参观了现代化水平极高的大饭店。景点中留下特别印象的，是一处叫“女王阶梯”的悬崖名胜。小轿车坐到崖顶，大家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下（石阶呈80度仰角，往上爬很难）。下来以后，大家坐在大树下休息，凉风习习，十分舒畅。 后来，我在国内收集到1929年从巴哈马寄往英国的信封，贴有“女王阶梯”图案的邮票，还盖了宣传戳“请来巴哈马旅游”（图9）。还有1张1950年代的明信片，“女王阶梯”的景色就描绘得更清楚了（图10）。

巴哈马属英联邦成员国，以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元首。（图11）。

火烈鸟·石斑鱼

火烈鸟学名Phoenicopteridae，又称红鸛。巴哈马人口40万，岛内有火烈鸟5万只。这个世界上火烈鸟最多的国家，把国鸟纳入了国徽的图案。

火烈鸟颈长而曲，脚极长而裸出，在空中飞翔时，呈直线，一往无前，十分优雅；成群落地，如白雪覆盖，烈焰燎原，格外壮观。火烈鸟幼时是白色的，由于多食浅滩中的贝类，羽毛逐渐转红，越是年老，红颜越深。火烈鸟点缀着激情燃烧的大自然，也烘托出巴哈马人的民族性格（图12）。

巴哈马出过多套火烈鸟邮票，图13极好地描绘了海天交汇间飞翔的火烈鸟；图14展示了成群火烈鸟宏大的场面；图15具体表现了大、小火烈鸟及其觅食的情景。

火烈鸟并非巴哈马独有，它分布于世界各地。1970年法国极限片（图16）和2000年古巴邮资片（图17）所刊印的火烈鸟，更像是生活在动物园的环境里，羽毛都偏白。

著名的拿骚石斑鱼，已被列为濒危保护动物（图18）。我是1997年去香港才第一次吃到石斑鱼的。香港人把石斑鱼列为四大名鱼之一，每年要消耗几千万条。当然，世界各地的石斑鱼品种很多。我觉得石斑鱼的肉头虽厚，却不及河鱼鲜美，还是让它们安居于大海底下的石头缝里吧！

中国题材

巴哈马于1997年同中国建交，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巴哈马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之一，两国早在2014年就实行了互免签证，中国游客持护照可在该国滞留30天。巴哈马邮票也反映出这种友好气氛，如1997年的小型张，凹凸印制中、英文大字“谨祝香港繁荣昌盛”，底图为维多利亚港夜景，含巴哈马的贝壳邮票（图19）；2008年巴哈马发行北京奥运会纪念邮票，田径运动员的身姿旁边，又分别配以竹、鱼、龙首、福字灯笼等小图（图20）。“方寸”虽小，乾坤很大，邮票的种种细节，都在拉近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距离。

                                 ——刊于《上海集邮》2018年第9期

提起“李晨”这个名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多半是娱乐圈的“大黑牛”李晨；然而，在中国美术界也活跃着一位同名画家，他就是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李晨。

李晨1984年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致力于插图和连环画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近年来，李晨先后设计了2010-28《中医药堂》、2011-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三）》、2011-24《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3-3《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五十周年》、2015-20《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套票）、2016-11《中国现代科学家（七）》、2017-18《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合作）和2018-13《中国古代科学家及著作（一）》等多套邮票。同时，李晨先后为沈从文的《边城》、教育部编审的初中语文教科书和《读者》杂志社绘制插图。

笔者曾两度面访李晨，他向笔者透露，之所以参与到“国家名片”的设计，缘自邮票设计师老同学的热情邀约和邮票发行主管部门领导的高度认可。他坦言，画邮票既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还要有一个严谨的态度，对于一些细节需要认真的推敲和考证。

情景交融，传递中华文明

纵观李晨设计的邮票，以人物题材为主，均采用其所擅长的铅笔素描手法，用插画的形式在邮票有限的空间内，精准地塑造人物的特征、表现特定的场景。其中，《中医药堂》和《中国古代科学家及著作（一）》两套邮票，重在表现古代先人在中医、农技等领域的突出成就。

《中医药堂》（图1），是李晨邮票设计的处女作。他介绍道，邮票设计印制部门邀请了5位设计师参与竞稿，而自己面对繁多的中医资料时，也曾有找不到突破口的困扰。在苦苦的思索中，对素材进行删减与提炼，终于在困惑中悟出责任编辑的初衷，并以自己从事连环画和插图的惯性思维，逐渐在头脑中勾勒出中医药堂传统制药流程的一些代表性场面。

为了设计好这套邮票，李晨还请教老一辈画家王弘力先生，王老对药铺店面、幌子、工艺、广告等形式的记忆描述，令李晨对中医药文化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那些“老字号”药铺的生产场面在他脑海中变得更加鲜活和有立体感。最后，李晨分别手绘了制药场景和相关的制药用具，并通过电脑辅助设计的手法将两者整合到同一个画面中（图2）。

画面元素越充分,其叙事性就越强。元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决定了叙事性的强弱,并且诸元素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叙事主题。为了实现画面的丰满与生动，李晨还特意找来模特逐一将人物各种姿态分多角度拍成照片，再选取最适宜的角度应用到构图中，实现情景交融。可见其良苦用心，也是作品能在众多竞稿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时隔八年之后，已经成功设计多套邮票的李晨再度应邀执笔设计《中国古代科学家及著作（一）》，这套邮票涉及李时珍、宋应星及其著作。古代人物题材的邮票经常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囿于历史条件下的限制，古代人物通常没有留下真实的形象，如何准确为古人造像，成为设计好此类邮票最为关键的一环。

李晨为保证把握内容的准确，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参考资料，还对服饰进行了考究。李晨特意请人定制几套符合人物生活年代的服饰，由模特穿着后，选取多个场景进行拍摄，对人物的五官、体形作认真的推敲，并采用电脑工具加入相关的器物，形成较为完整的场景后，方才动笔。

细细品读这套邮票可以得见，李晨通过自己擅长的素描技法表现了两位古代科学家及两部科学著作的形象，达到了再现历史场景的艺术效果（图3）。譬如，第一图李时珍身披斗笠，一手举药草，一手拿药锄，正在仔细端详手中的三七药草；第二图是书案上的《本草纲目》，一盏油灯、一只茶盏表现出李时珍潜心著书的辛劳，背景采用了“金陵本”《本草纲目》的序言部分和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药物：三七、朱砂根、千年艾、绿毛龟；第三图宋应星在花机旁与织工研究纺织工艺；第四图展示《天工开物》明代初刻本中的两幅插图：双作用活塞式风箱和水碓，背景采用了明代初刻本《天工开物》的上卷首页图。整个设计中，人物表情和动作细腻逼真、栩栩如生。用李晨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在用邮票表达对古代科学家的崇高敬意！

传承创新，讲好中国故事

李晨长期从事连环画、插画的创作，并以素描见长。“用充满故事的手法来讲述，作为一个讲故事的画家，这是我的责任。”他在泉州如是说。

“有很东方的那种宁静和优美，但是跟我以前看过的中国花鸟画和山水画又有很大不同，他是用一种很抽象的手法表现现实主义风貌。他对画面节奏的掌控非常娴熟和巧妙。”2014年，当李晨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举办画展时，圣彼得堡美协副主席、 画家谢廖沙对李晨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道 “个性特点非常鲜明，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画面形式感很强，这不仅需要画家有扎实的基本功，更要有卓越的才华才能做到。”

纵观李晨的作品，近现代人物、事物题材的创作是其邮票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李晨一直画的是写实人物，但他却喜欢融入写意的手法，一支普普通通的铅笔，用小色块堆砌出塑痕一样的肌理，用自己设定的留白规定出光源不同位置，以疏朗的笔法呈现造型的严谨，力求在厚重之外赋予画面灵动的气质，营造出水墨画的效果，使传统的铅笔素描更为传神，有别于一般素描作品单纯采用线条的勾勒，更像一幅幅灵动的中国画，也形如一个个生动的中国故事，浓缩在方寸天地里，随着邮政的绿翼走向世界。

近年来，李晨多次承担重大题材的邮票设计，其中就有《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图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图5）、《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图6）等邮票。李晨表示，自己对重大历史题材很感兴趣，觉得自己有这个历史责任让历史事件真实的反映在邮票上。

众所周知，重大题材的邮票，尊重历史须摆在艺术创作的首位。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例，这是李晨迄今设计的单套邮票中，枚数最多的一套，达13枚之多。邮票选取了全国范围内13处重要的抗战纪念地，采用纪念馆与抗战情景的结合，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李晨谈起这套邮票的设计，用“一天一个战役”来形容。这套邮票涉及的场景就有13个之多，人物形象则达100余个，必须保证画面中的人物、道具、场景、主题和内容经得起专家的推敲，经得起集邮者放大镜下的揣摩。

这套邮票原计划为一套8枚，后期临时增加到13枚。李晨虽然在设计中面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等诸多困难，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忽略了细节的考究。从一把军刀，一个子弹袋到一架飞机，李晨都以历史学家的姿态，寻根问源，以史实为支撑，前前后后历经8个月的创作，才得以完成全部图稿的绘制。

“我的笔描绘得越清晰、越真实、越具现场感，中华儿女的反抗与不屈、浴血奋战的艰难历程就会表现得更加充分、更加具有穿透力、更加具有感染力。”

尽管图稿在审查过程中经历多次修改，但仍被军事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称道。在创造技法上，既有李晨擅长的素描，还有结合光影变化凸显出中华儿女反抗不屈、誓死报国的气场和形貌，达到西方古典绘画写实和中国古典绘画写意相结合的完美统一，这套邮票被评为2015年度的“最佳邮票”（图7）。

讲好中国故事亦当与时俱进，寻求创新和突破是高水平画家应当具备的能力。譬如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五十周年》的设计中（图8），怎样重新诠释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塑造的人物形象，并在固有的形象概念之中赋予一些时代内涵的元素，成为李晨寻求的突破点。

或许集邮者会认为邮票表现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等内容都有现成图像资料可以借鉴，只需重新描摹即可。事实不然，李晨认为这套邮票不能“老调重弹”，应当把雷锋画得更阳光、更可爱，让雷锋的形象和当下年轻人的时尚审美变化契合起来。

李晨在“雷锋”邮票的设计中，前提是吃透“雷锋精神”的精髓，并且还要在经典画面中寻求一定的创新空间，从而实现对历史的尊重，也暗合了当下人们的视觉审美习惯。在3个月的时间中，李晨共创作了7幅不同形态的雷锋形象，并在10多件竞选图稿中胜出，选定了4幅作为票图。细心的邮友或许可以在“助人为乐”图中感受到，孩子的脸庞泛着一丝小清新，充满着当下少年儿童的天真与可爱，细微之处实现了李晨所希望达到的绘画语言现代化的艺术追求。

经历的过程最珍贵。自2010年起，李晨除了成功设计8套邮票，还参加了JP210《罗兰·希尔与黑便士邮票》（图9）、JP227《2017集邮周》等纪念邮资片的创作，并设计了PP288《抚顺雷锋群雕》普资片邮资图。相关邮票未用图稿，被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首日封、邮册等选用。

铅笔尖与画纸接触发出的沙沙声，不仅留下黑与白碰撞出的灰调华丽，还有线条和色块之间美妙的排列组合，更有说不尽的今昔往事，这一切都集合在小小的方寸天地中，成为历史独特的见证。

全世界的集邮者都向往着至少拥有一枚黑便士，因为它是全世界最早的邮票，同样都希望能收集到一套本国的第一套邮票，正如中国的所有生肖邮票喜爱者一样，都期盼着能获得中国发行的第一套生肖邮票——“金猴”。

大龙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绝大多数国家的邮政部门和集邮团体，都借着本国邮票发行逢百逢十的周年举行纪念庆典，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机遇，为大龙邮票举行纪念活动开展全国性的集邮学术研究，1998年是第一次，为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由纪念活动组委会策划、实施，中国集邮出版社铸就了一部《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今年是第二次，为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由全国集邮联学委会指导，《集邮》编辑部打造了一部《集邮》增刊第27期（下称“本期增刊”）。

本期增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合，成为中国集邮学术研究中又一里程碑式的宏篇钜著。

本期增刊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了几乎所有对大龙邮票或清代邮事研究可作奉献的作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寻师访友，挖掘资料，探觅遗闻，为大龙邮票前生后世的以往研究作出尽可能的补充或订正。

正因大龙邮票具有中国邮票老祖宗的身份，围绕它的出生和境遇便存在了诸多不解之谜，虽然知道它降生在哪家产科医院，却不知它的助产师（设计者）是谁，出生体重（发行量）是多少？因此，大龙邮票也是历来中国邮学家对之兴趣盎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期增刊的起首是总策划陆游会士和编辑马臻杰先生联袂制作的“对口相声”，他们回顾了一个半世纪以来集邮界对中国邮票老祖宗的膜拜经历，有意思的是并非资料的堆砌和抄录，而是在谈笑中举重若轻般盘点了大龙邮票的产生背景、使用情况，以及一百多年来各个历史阶段内中外集邮家对其收藏和研究的概况，包括版式研究、邮戳收集、著名文献、珍品流传、拍卖价格、参展成绩，等等。在叙述中，不时穿插所涉人物的生平事迹，洋洋三万余言，毫不令人感觉枯燥，甚至还夹带着幽默，这在严肃的学术著述中，也属难能可贵。

无独有偶，寓居宝岛的邮政前辈潘安生老先生以“瑜亮情结”比喻中国近代邮政初创时期两位外籍公务员赫德和德璀琳之间的合作和争权，启发读者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重温大龙邮票发行前后的邮政史。在他的妙笔下出现了恭亲王、李鸿章等知名人物，陡然猛添了本期增刊的可读性，却不失认真的史实辨析。文中，他还对华洋书信馆的利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潘老已届百岁，当为本期增刊作者中的“老大”，其余撰稿人或访谈对象中尚多有集邮界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年已九十及其以上的长者即有梁鸿贵、孙少颖、俞兆年、李镜禹等，正可谓群贤助力，共襄盛举。全刊由原著论文、综述、回忆和记者访谈等体裁的作品构成，纳入全国集邮联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主题征文的优秀作品，内容除大龙邮票外，并涉清代邮政、清代邮票、旧式邮政、集邮历史等范畴的相关课题，珠玑连篇，配图增辉。

世界邮展大金奖荣膺者、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兼学术委主任孙蒋涛会士以《〈译拟邮政局寄信条规〉历史意义初探》为题撰文，并展示了他收藏的“李圭条陈”稿本，此物存世仅有两件，由李圭亲笔手书，孙藏为当年递交葛显礼的原物，尤其精彩的是它的两个附件，一是李圭利用香港邮资片改制的中国邮资片“样品”，二是未采用邮政汇票的印样。文章强调“李圭条陈”对1895年“议办邮政折”的意义，从而起到催生国家邮政开办的重要作用。

国际邮展国家大奖、国际大奖、荣誉大奖获得者魏钢会士是蒙古邮政史素材的丰富收藏者和权威研究者，他为本期增刊提供了重要史料的图片，以文献和库伦邮局挂号开局封等珍贵实物论证了大清邮政库伦邮局的开办日期为1910年1月14日，纠正了国外研究者误认“己酉腊月初四”为1909年12月4日的说法。

世界邮展大金奖荣膺者、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兼邮展委主任李曙光会士是著名的中国军邮史专家，近年来他对欠资邮品的收集和研究也屡获佳绩。在本期增刊中，他剖析了各种性质或成因不同的大清邮政早期欠资实寄邮件，“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竟达18种之多，都是中国欠资邮票发行前的实物，如未贴邮资、少贴邮资、函件超重、途中掉票、信封冒充明信片、函件冒充印刷品，等等，正因早年中国尚未加入万国邮联，当时又有外国邮政在华营业，个别地方实行“特殊邮资”等异常情况，这些邮品之所以欠资，乍看都是谜，经过作者的点拨，读者会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在恍然大悟后增长邮识。

本期增刊还展示了存世仅见其一的海关邮政时期欠资封，出现在李云筱先生的大作《大龙邮票发行后经海关邮政寄递的国际邮件》中，此封于1894年由英国寄北京，因时值冬令天津海河封冻，信件需经津镇驿路递运而加收国内信函邮资3分银，又因寄件人少贴1便士邮资（合2分银），向收件人合并收取5分银，信封上有手写在空白处的“5”和带六边形框T字戳内的“10c”，后者表示法国币值金生丁的数值，前者表示大清纹银的分值。此文使用4件实寄封片，阐明清代海关邮政处理北京使馆邮件和冬季陆路运邮的收费方式。

本期增刊文章直接研究大龙邮票的有黄定光先生的《中国大龙邮票专家陈湘涛与英国集邮家保罗·霍克的三封信》，首次披露半个多世纪前中外集邮家合作研究大龙邮票版式的具体细节，并将英文原函作出汉译，为大龙邮票版式研究爱好者和集邮史研究爱好者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是中外集邮家迄今最成功的一次版式研究合作，后无来者，正如陆游先生在访谈中所言“遗憾的是……直到目前还没有人能继续这类版式研究。”

大龙邮票本身的版式研究进展甚微，但其万年有象图样票的母模和印样则有上海中年集邮家赵岳先生在进行着研究的努力，且已对其无齿黑色印样和有齿黑色印样的复组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龙邮票是中国邮票的始祖，万年有象图样票则犹如中国邮票的“前世佛”了，单枚的收集已属可遇而不可求的高难度活动，复组的研究则更需依靠充足的实物或图片，好在当前科技进步，印刷工艺精良，集邮学术专著及拍卖目录所附的图片也大可利用。有鉴于此，期望中国集邮界能充分发挥文献的作用，进行过去“穷措大”们敢想而不敢为的，包括大龙版式研究在内的各类珍贵邮品或大量较贵邮品的研究。

本期增刊对有关大龙邮票的文献资料也有相当详尽的记述，江苏的集邮文献收藏家金晓宏先生梳理了11种专著和12种专辑，前者大都是个人研究的成果报告，后者主要是多位作者的文章集纳，他对每种出版物的编（作）者、形式、页数、内容或文章目录、标价、参展获奖级别，以及前人的评价，都作了力求完整的记录，并附刊它们的封面图片。文末还附录了一个容量较大的表格，列出20位作者的“大龙邮票代表作”，并加上详细的注解，例如周今觉在《邮乘》和《邮典》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施塔发表在The Amarican Philatelist上的Discovery of the Sheet of Wide Spaced 3cts, Stamps & Its Plating，以及《新光邮票杂志》发表的《施塔氏论海关大龙版式函》。

本期增刊中，上海的另外几篇获奖征文也都是围绕今年纪念活动的“命题作文”。祝建国先生的《大龙邮票印发数量的研究》对已有相对共识的“定论”发起了“大胆的假设”，在论据和写法上都有新见。他在复习以往的各家说法时，不禁让我想到了民国初年黄兴追悼宋教仁的挽联（下联）：“你说（凶手）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摆出费拉尔、绵嘉义和刘广实分别记载的数据，追溯他们的依据，提出自己发现的疑点，重新估算大龙邮票的印发数量，修正160万枚左右为140万枚左右。他以邮政收入不仅只有邮票销售而尚有大客户的年费为依据，抵扣了约20万枚邮票的数量，而在“小心的求证”方面还有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可做。

邹子阳、徐金德两位先生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集邮史上与大龙邮票密切相关的人物，绵嘉义是最初撰写邮票报告的海关官员，欧瓦尔是批量购买大龙邮票的最大客户，在新版《中国集邮史》甫将定稿之际越多掌握他们的生平信息，越有把握保障相关篇章的质量。张兰青先生写英国大卫德爵士收藏的大龙样票，“人”“票”并重，还涉及更多其他藏家，也为集邮同好茶余饭后的神侃准备了丰富的谈资。

本期增刊披露的其余优秀征文也都紧扣主题，如重庆阮秀佑先生的《大清国家邮政史之“差别邮资”研究》阐明了大清国家邮政开办之初的特殊时期，日本客邮和法国客邮为竞争中国的国际通信业务，分别实施“优惠资费”，低于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邮资，揽收邮件，而大清邮政以免收国内邮资的方式，接受只贴优惠邮资的邮件，换贴相应的客邮邮票，交由客邮局寄往北美、欧洲。文章展示了不同年代不同业务的混贴封，从所贴邮票的面值可见它们低于大清邮政公布的国际资费。广东集邮家傅骥会士的征文综述了大清邮政开办后珠三角民信局的衰亡，蔡少明会士的征文则解析了侨批局与民信局的异同，前者因经办海外侨批银信，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退出历史舞台。

《集邮》总编辑刘劲会士专程亲赴上海，采访了梁鸿贵、刘广实和杜圣余三位先生，他们都是大龙邮票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全国集邮联前副会长刘广实会士于60年前即已在邮刊上呼吁纪念大龙邮票的发行，这些年来，他在集邮学术研究中一如既往，孜孜不倦，自我要求极严，围绕大龙邮票，他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例如华洋书信馆是通过上海海关就近得到，还是通过天津“总馆”分发得到大龙邮票？既需要文件，还需要实物。

在本期增刊的首篇中，陆游先生就说明了当今研究大龙邮票的现实意义，我想，这也是今年编行本期增刊的意义，温故知新，不断普及与提高，让每一位中国的集邮者都懂得乃至熟悉大龙邮票，激起对中国古典邮票的兴趣，从至少收集一套或一枚大龙邮票开始，直到全面提高各自的集邮学术水平。

                           ——刊于《集邮》2018年第8期

这是一枚西式航空封，民国35年（1946年）12月11日从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发往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信封正面贴有“航空”和“挂号”标签，除了书写收、发件人的姓名和地址外，左下方还写有英文补白：“如果他遇到任何麻烦，敬请他的室友爱德华先生写信告诉我一下。他已有一个月没有给我写信了，我心急如焚。谢谢了！”

信封背面贴有民普42孙中山像加盖“国币” 1000元票、500元票、200元票、100元票各1枚和民普34百城二版孙中山像50元票1枚，面值合计1850元，符合国际航空挂号信函邮资（信函300元/初重20克，挂号450元，航空1100元/5克）。邮票销“北平”中英文三格式日戳，另有旧金山12月20日中转戳，哥伦布市12月22日到达戳和23日的投递戳。

信封上那段不寻常的补白，引起了我对信主人的强烈兴趣。

收信人虞富春，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教育家，1914年12月生于上海，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合大学工作10年。1946年4月在师母费慰梅（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帮助下，申请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赴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由于资助费用有限，只能先乘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而后再坐美国货轮，经过50天左右的时间才到达学校。此信发出时间距虞开始在美留学生活才刚刚半年，但繁重的博士学业已让他一个多月无法抽空给妻子写信了。

1949年博士毕业后，虞富春申请到斯坦福大学做菲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教授（195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博士后，此后与另一位博士后普洛克特（W. G. Proctor）合作，发现了核磁共振谱线的化学位移效应（Proctor–Yu效应）和自旋耦合劈裂效应（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项目）。1951年2月响应祖国召唤，虞福春携全家一起回国，先是听取了钱三强的建议，计划一半时间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另一半时间在北大工作，后因校长马寅初反对，所以全职进入北大，1955年参与筹建技术物理系并担任副主任，为我国自行培养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作出了重大贡献。1982年起任北大物理系主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2003年病逝。

发信人田曰灵是虞富春的夫人，1917年出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曾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北大任教。1947年8月也来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1950年12月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参与发起并担任留美学生科协（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组织，主要任务是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学成后回国，为祖国服务）俄亥俄区会长。1951年回国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54年调入北京石油学院，任有机化学教研室首任主任。1994年去世。

今年8月15—18日，布拉格2018世界专项邮展在布拉格嘹亮国会酒店举行。本次邮展
 

图1中的2排邮票均为捷克斯洛伐克发行的邮票。第1排最左侧2枚的发行时间最早，为1919年，其中第1枚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周年。接着3枚的发行年份为1938、1945、1953年。第1排的右侧4枚出现在小版张附票中，发行年份为1961、1955、1959和1962年，最右侧1枚为“布拉格1962”邮展发行。第2排的6枚邮票分别在1931、1947、1962、1963、1968和1971年发行。其中右起第2枚纪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50周年。

图2是小版张中间的附票，或称过桥。前6枚图1中的2排邮票均为捷克斯洛伐克发行的邮票。第1排最左侧2枚的发行时间最早，为1919年，其中第1枚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周年。接着3枚的发行年份为1938、1945、1953年。第1排的右侧4枚出现在小版张附票中，发行年份为1961、1955、1959和1962年，最右侧1枚为“布拉格1962”邮展发行。第2排的6枚邮票分别在1931、1947、1962、1963、1968和1971年发行。其中右起第2枚纪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50周年。

捷克斯洛伐克邮票的发行时间为1971到1980年间，其中第5枚普票上的面值数字30特别引人注目，第7枚是捷克1997年发行的欧罗巴邮票“民间故事”。

图3是小版张第4、5排的邮票。除了第4排第2枚是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发行的欧罗巴邮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其余全部是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捷克发行的邮票。第4排第1枚是捷克发行的第1种邮票，在1993年1月20日发行。第3枚在1998年发行，纪念已经解体的捷克斯洛伐克成立80周年。其余4枚发行时间在1998、2003、2010和2013年，最后一枚是欧罗巴邮票“邮政车辆”。第5排的4枚邮票在2000、2015、2014和2016年发行。

小版张用这种集邮者最熟悉的邮册设计，巧妙地展示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邮政发行邮票的大致脉络。图4是这套邮票的首日封，来自1920年发行的1套8枚同图普票，将鸽子衔信的邮票图案逆时针转动90度形成。首日戳图案（图5）来自1945年发行的1套10枚同图邮票（图1第1排左4）。笔者设想，假如同样用一片册页展示新中国邮票，哪些会入围呢？假如上溯到大龙邮票，又有哪些会被选中呢？

图1中的2排邮票均为捷克斯洛伐克发行的邮票。第1排最左侧2枚的发行时间最早，为1919年，其中第1枚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周年。接着3枚的发行年份为1938、1945、1953年。第1排的右侧4枚出现在小版张附票中，发行年份为1961、1955、1959和1962年，最右侧1枚为“布拉格1962”邮展发行。第2排的6枚邮票分别在1931、1947、1962、1963、1968和1971年发行。其中右起第2枚纪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50周年。

图2是小版张中间的附票，或称过桥。前6枚图1中的2排邮票均为捷克斯洛伐克发行的邮票。第1排最左侧2枚的发行时间最早，为1919年，其中第1枚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周年。接着3枚的发行年份为1938、1945、1953年。第1排的右侧4枚出现在小版张附票中，发行年份为1961、1955、1959和1962年，最右侧1枚为“布拉格1962”邮展发行。第2排的6枚邮票分别在1931、1947、1962、1963、1968和1971年发行。其中右起第2枚纪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50周年。

捷克斯洛伐克邮票的发行时间为1971到1980年间，其中第5枚普票上的面值数字30特别引人注目，第7枚是捷克1997年发行的欧罗巴邮票“民间故事”。

图3是小版张第4、5排的邮票。除了第4排第2枚是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发行的欧罗巴邮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其余全部是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捷克发行的邮票。第4排第1枚是捷克发行的第1种邮票，在1993年1月20日发行。第3枚在1998年发行，纪念已经解体的捷克斯洛伐克成立80周年。其余4枚发行时间在1998、2003、2010和2013年，最后一枚是欧罗巴邮票“邮政车辆”。第5排的4枚邮票在2000、2015、2014和2016年发行。

小版张用这种集邮者最熟悉的邮册设计，巧妙地展示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邮政发行邮票的大致脉络。图4是这套邮票的首日封，来自1920年发行的1套8枚同图普票，将鸽子衔信的邮票图案逆时针转动90度形成。首日戳图案（图5）来自1945年发行的1套10枚同图邮票（图1第1排左4）。笔者设想，假如同样用一片册页展示新中国邮票，哪些会入围呢？假如上溯到大龙邮票，又有哪些会被选中呢？

本文移置博客时，文字稿只显一行又半，屡试屡败，博主计黜技穷，侥幸试获如上形式，分“正篇”与“补篇”叠加发表，虽仍缺若干文字，但已大胜全失，特此说明，还望读者诸君见谅！ 

四景山水图描绘南宋士绅闲逸生活四时景

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８月４日《四景山水图》　　画作共4幅，每幅纵41.3厘米，横67.9厘米，绢本设色，南宋画家刘松年创作。无款印，分钤《春和园鉴藏》等印24方,《庚子销夏记》著录。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地安门邮政支局，10009）。王府井邮政支局（100006）使用“故宫博物院”邮政日戳。

刘松年，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任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擅山水，师张训礼，多写茂林修竹，山明水秀之景；精于楼阁界画，表现出秀美的江南景色。是“院体画”代表画家之一，与李唐、马远和夏圭合称南宋四大家”。南宋行都临安府位于今杭州市，皇城建在凤凰山东麓，当年宫廷画院设在望江门内（南星桥邮政支局，310008）。

《四景山水图》绘春、夏、秋、冬四时景象各一幅。画家以写实的笔调，描绘出他所熟识的西湖一带士大夫阶层的庭院风光，把远山、湖水及堤、桥、树、石和建筑物巧妙而合理地组成一个富有鲜明季节特征的景色，并赋予了生动形象的生活气息。

春景（图１）主题是踏青。堤边庄院，春花烂漫，桃李争妍，杨柳葱翠。出园门有一小桥，溪边的水草开始渐渐地泛绿，恢复了生机。柳树下，踏青的人群边谈笑，边行路，一个春暖花开、生机盎然的春天美景通过画作呈现给了观众。

夏景（图２）主题是纳凉。湖边之水阁凉庭，傍石坡而望远山， 中景有一台，台上筑有一水阁伸向湖中，扶衬以木桩梁架，颇有西湖 “平湖秋月”之境。主人在阁中纳凉，旁有侍者伫立。观远处树木遮天蔽日，院中繁花盛开，湖中睡莲烂漫，多么美妙的夏季避暑之地啊！

冬景（图4）主题是赏雪。湖边四合庭院，高松挺拔，苍竹白头。远处山裹银装，近处地面屋顶，铺满积雪。院外桥面上有一老者，撑伞骑驴在寒风白雪中踯躅前行，前有一侍者导引，似乎为了寻诗觅句，无妨踏雪寻梅，颇多闲适之趣。

8月7日《二十四节气（三）》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

冬景（图4）主题是赏雪。湖边四合庭院，高松挺拔，苍竹白头。远处山裹银装，近处地面屋顶，铺满积雪。院外桥面上有一老者，撑伞骑驴在寒风白雪中踯躅前行，前有一侍者导引，似乎为了寻诗觅句，无妨踏雪寻梅，颇多闲适之趣。

8月7日《二十四节气（三）》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

立秋（图５），一般为公历8月7－日，是第13个节气，更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到了立秋，梧桐树开始落叶，因此有“落叶知秋”的成语。“秋”字由禾与火字组成，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有诗云：“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虽非盛夏还伏虎，更有寒蝉唱不休。”农事活动应做好整地、施肥的准备、晒秋。风俗活动有晒秋节、秋忙会等，风俗食物有西瓜、四季豆、辣椒等。 

处暑（图６），一般在公历8月22－24日，是第14个节气。处，止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矣，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黍、稷、稻、粱类农作物即将成熟。有诗云：“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来迟。日行南径斜晖里，稻转陌阡车马驰。”农事活动应做好抢收抢晒。风俗活动有放河灯、开渔节、泼水等，风俗食物有吃鸭子等。

白露（图７），一般为公历9月7－9日，是第15个节气。清晨时分会发现地面和叶子上有许多露珠，这是因夜晚水汽凝结在上面，故名白露。北方天气渐冷，大雁等候鸟开始向南迁徙过冬；燕子在这个时节归来；百鸟都在储备过冬的粮食。有诗云：“衰荷坠玉闪晶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蚊欲静，枣红点点桂流香。”农事活动应做好灌水保温。风俗活动有祭禹王等，风俗食物有清茶、米酒、龙眼、番薯等。养生需防秋燥。

秋分（图８），一般为公历9月22－24日，是第16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气温逐日下降，南方由秋分起才始入秋。古人认为雷是因阳气盛而发声，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所以不再打雷；天气变冷，有诗云“暑退秋澄转爽凉，日光夜色两均长。一轮穿桂香空照，万里离人诉断肠。”农事活动应做好秋收、秋耕、秋种。风俗活动有祭月等，风俗食物有竖蛋、吃秋菜、送秋牛、吃汤元。

寒露（图９），一般为公历10月7－9日，是第17个节气，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鸿雁排成一字或人字形的队列大举南迁；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菊花已普遍开放。有诗云：“天高昼暖夜来凉，草木萧疏梧落黄。日享菊香播小麦，夜尝梨贝养脾肠。”农事活动应做好浅水勤灌。风俗活动有赏菊、登高等，风俗食物有饮菊花酒等。

霜降（图10），一般为公历10月22－24日，是第18个节气，意味着冬天即将开始。此时豺这类动物开始捕获猎物过冬；树叶都枯黄掉落；冬眠的动物也藏在洞中不动不食进入冬眠状态中。有诗云：“时逢秋暮露成霜，几份凝结几份阳。荷倒千池萧瑟岸，棉白万顷采收忙。”农事活动应适时收割，耕翻农田，种春作物。风俗活动有菊花会等，风俗食物有红柿子等。

8月17日《大雁》  大雁（图11）又称野鹅，属鸟纲，雁形目，鸭科，雁属，是雁亚科各种类的通称，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体形较大，形状略似家鹅，嘴宽而厚，颈部较粗短，翅膀长而尖，尾羽一般为16－18枚。雌雄羽色相似，体羽大多为褐色、灰色或白色。喜群居水边，往往千百成群。全世界共有9种大雁，我国就占7种。常见的有白额雁、鸿雁、豆雁、斑头雁和灰雁等，在民间通称为“大雁”。

大雁是一种冬候鸟。每当秋冬季节，它们就从老家西伯利亚一带，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到我国的南方过冬。次年春天，它们经过长途旅行，回到西伯利亚产蛋繁殖。

大雁分布于北美地区、欧洲、欧亚大陆及非洲北部。我国分布范围较广，面积为22400公顷的鄱阳湖候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永修县境内（吴城邮政支局，330325），包括大湖池、蚌湖、中湖池、大叉湖等9个湖泊及周围湖滩草洲。这里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越冬鸿雁群体所在地，冬季约有2万个体。

8月26日《长江经济带》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长河，干流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图12），涉及沿江的43个地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项国家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与沿海和其它经济带相比，长江经济带拥有我国最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

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和建设。中共中央于2014年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现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任组长，依托地处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00824）设立办公室（三里河邮政支局，100045）。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 “一轴”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市政府在人民大道200号，人民公园邮政支局200003）、武汉（市政府在沿江大道188号，上海路邮政支局430014）、重庆（市政府在人民路232号，上清寺邮政支局400015）的核心作用，“两翼”分别指沪瑞和沪蓉南北两大运输通道，“三极”指的是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

习总书记分别于2016年1月5日和2018年4月26日在重庆和武汉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他强调，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今年7月11日是第14个“中国航海日”。当日，上海虹口区邮政分公司将航海邮局迁入位于霍山路150号的北外滩航运服务中心，航海邮局就此成为上海第一家具有独立营业场所的主题邮局。这是2016年7月11日起设立的全国首家航海邮局，原设于提兰桥邮局内。

上海航海邮局于7月11—13日使用“2018年中国航海日吉祥物—海海丝丝”彩色邮资机宣传戳，编号2018—17，设置在CX51邮资机内，表头号XSH001，机号“上海航海邮局2/沪HK9”。

航海邮局于7月11日还使用“2018年中国航海日论坛”邮资机宣传戳，编号2018—15，设置在118E邮资机内，此机调用自提兰桥邮局，表头号ESH100，原机号“上海提兰桥2/沪HK17”更改为“上海航海邮局1/沪HK22”。

航海邮局于7月11日又还使用“航海邮局200711专属邮政编码启用”邮资机宣传戳，编号2018—16，设置在118E邮资机内，此机调用自梅陇邮局，表头号ESH153，原机号“上海梅陇4/沪 XH22”更改为“上海航海邮局7/沪HK11”。

CX51邮资机是杭州浙江工大普特科技有限公司的新产品，为中型邮资机，操作界面上有红、黄、蓝三种墨水剩余量的提示。与118E邮资机相比，操作界面上显示唯一码的具体字符。在CX51邮资机内，与118E邮资机一样，设置有业务标识等8种邮政副戳，但其规格比118E邮资机的小，118E邮资机的副戳规格是45X22mm，而CX51邮资机的副戳规格是40x16mm。

航海邮局并于同时启用“航海邮局”带图日戳。图为航海舵，戳径XX毫米，上半环为“航海邮局SAILING POST”，下方为“上海”，中腰偏下置日期字钉框，不显示时点。

2007年，正值墨西哥最著名的女画家弗里达·卡洛诞生100周年，塞尔维亚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邮票图案来自收藏于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的卡洛的画作《与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图1）。卡洛在18岁时因车祸导致下肢瘫痪，但她凭着超人的毅力学习绘画，经历了坎坷的艺术探索之路，最终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卡洛曾两度成为墨西哥著名壁画家迭戈·里维拉的妻子，并在与俄国流亡者托洛茨基的交往中加入了共产党，频繁参与各种政治运动。在2011年墨西哥发行的国家博物馆90周年纪念邮票上，有一幅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里维拉的壁画作品，在这幅政治题材壁画的画面中央，那个身穿红色上衣，手执调色板的女子正是里维拉的妻子弗里达·卡洛（图2）。卡洛与里维拉曾在美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她的一部分画作被美国的博物馆和画廊收藏，美国和墨西哥曾于2001年发行过以卡洛的同一幅自画像为主图的邮票（图3、4）。现代艺术史家将卡洛称为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图5）。如今，原先在西方美术史上默默无闻的弗里达·卡洛，其知名度已开始超越她的丈夫。2002年，好莱坞还拍摄了传记影片《弗里达》，墨西哥裔女影星萨尔玛·海耶克在片中饰演卡洛（图6）。“卡洛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在西方艺术领域已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而在某些方面则已超越了男性。

在过去的五个多世纪中，女性要想成为一名得到公众认可的艺术家，她不仅要面临巨大的社会和家庭压力，还要同自己的矛盾情感作斗争。如果说，19世纪以前的女性还在要求权利的建构，那么20世纪的女性已经踏踏实实地进入了文化建构领域。她们从自己的生活迈向艺术，为20世纪的艺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荷兰女画家朱迪丝·雷伊斯特是一个酿酒商的女儿，这位商人愿出重金使女儿受到一流的美术教育。于是，雷伊斯特得以进入名画家哈尔斯的画室学习。她27岁时和画家让·莫勒纳结婚。夫妇俩主要从事静物、风俗和肖像画的创作，雷伊斯特的名声总是在她丈夫之上。如今，她已被公认为17世纪荷兰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图7）。威尼斯色粉笔和细密画画家罗萨尔巴·卡莱拉画了大量时髦的肖像画，对欧洲尤其是法国画坛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晚年的卡莱拉因双目失明而无法从事绘画，在忧郁中度过余生（图8、9）。

玛丽·比尔夫人是17世纪英国的肖像画家，她的作品大多收藏在伦敦国立肖像博物馆，但评论家认为她的作品“很乏味”，倒是她的日记为现代人提供了那个时代艺术实践的状况（图10）。

瑞士女画家安吉丽卡·考夫曼在欧洲画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她是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创建者之一。考夫曼生于一个艺术之家，幼年时学过音乐和绘画。19岁时，考夫曼决定放弃音乐，专事绘画。她创作的第一幅新古典主义作品就是《安吉丽卡在音乐与绘画之间徘徊》，形象地表达了她在事业选择时刻的复杂心情（图11）。考夫曼反对当时流行的巴洛克艺术潮流，提倡一种回归古典主义的绘画风格（图12，13）。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考夫曼抱着十分现实的态度，抛弃了一个个因失去她而痛不欲生的情人，选择成为比她年长18岁的英国画家雷诺尔兹爵士的情妇。考夫曼需要借助雷诺尔兹的名气，为她标新立异的新古典主义绘画寻求支持。功成名就后的考夫曼开始追求订单的数量，艺术创新的灵感则逐渐枯竭。德国诗人歌德与考夫曼也有过两年的恋人关系，他曾惋惜考夫曼“浪费了她伟大的天赋”，但歌德还是认定考夫曼就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女艺术家。

伊丽莎白·维热· 勒布仑是一位尝试自然主义画风的肖像画家，她美貌﹑聪明，而且善于在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复杂的社会及艺术环境中求得发展，这样的处世本能使她成了玛丽王后的宫廷画家和密友。1793年，当庇护人玛丽王后被革命党人送上断头台后，伊丽莎白·维热· 勒布仑不得不逃亡到罗马。在流亡的12年中，她走遍了欧洲，画了大量的肖像，她的自画像和女儿的肖像总带有纯朴清新的气息（图14、15）。

阿德莱德·拉比尔· 居尔是一位擅长肖像画的法国女画家，她的大部分肖像画作品都被收藏在美国的各地的博物馆中（图16）。

莎拉·邦厄尔是法国动物画家，她的代表作《集市上的马》在沙龙中受到很高的评价（图17）。邦厄尔于1865年成为第一个获得沙龙大奖的女画家。

康斯坦丝·夏彭蒂埃是法国古典主义大师雅克-路易·大卫的学生，她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女性不同寻常的观察与塑造能力。但是在男性艺术家一统天下的18世纪，很少有人相信女人的艺术价值，因而她的许多作品被人随意处置，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有一件关于夏彭蒂埃画作的轶事很能说明当时艺术收藏界对女性艺术家的歧视。1917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到一幅题为《夏洛蒂·杜瓦尔·多尼小姐像》的油画（图18），专家们纷纷祝贺博物馆，认为这是一幅罕见的珍品，作者是雅克·路易·大卫。但后来另有专家根据历史文献证明该画的作者并不是大卫，而是女画家夏彭蒂埃。于是，人们再也不把这幅画视为杰作了，一些心存不甘的专家仍在反复搜集资料，希望找出该画作者确是大卫的证据。

在法国印象画派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她就是贝贝尔特·莫里索。莫里索生于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她的外祖父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学院派画家让-奥诺莱·弗拉戈纳尔。年轻的莫里索漂亮迷人，画家马奈多次为她画像，奥塞博物馆收藏了其中最早的一幅（图19）。1860年，莫里索成为马奈的学生，在马奈的影响下，她的绘画中有了流利的线条和饱满的色彩。1874年，莫里索参加了首次印象派画展，并加入了印象派团体。她擅长温馨的家庭场景绘画，作品清新﹑纯洁，在潇洒流畅的笔触中包含着细腻温柔的情感，《摇篮》《捉蝴蝶》就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图20、21）。《年轻女郎》（图22）作于1879年，那是莫里索在怀孕期间完成的作品。正是因为怀孕，她缺席了当年的印象派画展。虽然莫里索的作品没有自始至终在印象派画展中出现，但仍被认为是印象画派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图23、24）。

玛丽·卡萨特是法国印象画派中唯一的一位美国画家（图25）。作为一个女性，妇女和儿童是她的主要描绘对象。巴黎的艺术评论家给予她的艺术成就很高的评价：“卡萨特小姐具有一种奇妙的特点，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有一种女性的勇气浮于她的画面……”《洗澡》是卡萨特作于1892年的一幅布面油画，现收藏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卡萨特在创作该作品时成功地吸收了日本版画的表现特色，垂直画幅也反映出日本版画的影响（图26）。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麦克多诺夫妇收藏了卡萨特的另一幅母女题材的作品《床上的早餐》（图27），这幅画也许是卡萨特同类题材中最富柔情的。画面中心是两个团抱在一起的人物，瞌睡中的母亲将出神的孩子紧紧抱着。卡萨特的个人画展多次在法国和美国举办，她的作品受到很高的评价（图28—31，图28—45见封三），实际上，她当时已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艺术家。

安娜·博克是最早将印象派艺术引入比利时的画家，在创作中，她不断变换自己的画风。最终，她加入了法国的新印象主义团体（图32）。

海伦·谢夫贝克是一位受到印象派影响的芬兰女画家（图33）。她晚年的作品逐渐向简洁和抽象转变，艺术界认为她是芬兰现代艺术的先驱者（图34）。

在艺术探索中走向世界的伊万娜·科比尔卡，最终接受了写实派的创作风格（图35）。她是斯洛文尼亚最杰出的画家，其画像曾被印上了该国的纸币。

奥尔加·波兹南斯卡是波兰最杰出的印象派画家，《女孩与白菊花》和《卖花人》是她的印象主义代表作（图36、37）。

年轻时的苏珊·瓦拉东美丽﹑狂热﹑放荡，她是巴黎红灯区的舞会皇后，也是最走红的模特儿之一（图38）。画家们痴情于她的脸蛋，迷恋她的身材，她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图卢兹·劳特累克等画家的画作中，图卢兹·劳特累克的作品《饮酒的女人》和《洗衣女工》，就是以瓦拉东为模特画成（图39、40）。瓦拉东在20岁以后放弃了模特儿职业，在德加和高更的指导下学习绘画。敏锐的观察力和娴熟的表现技巧使她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女画家（图41）。

1951年，在巴黎的罗丹美术馆首次举办女雕塑家卡米儿·克洛岱尔的回顾展，而当克洛岱尔与老师罗丹的恋情被披露后，人们在惊叹她的才华之余，也十分惋惜其悲剧性的一生。克洛岱尔是法国诗人保罗·克洛岱尔的姐姐，她拥有惊人的美貌和才华。在罗丹的工作室里，克洛岱尔既是学生又是模特，罗丹的多件人体雕塑作品的原型就是克洛岱尔。罗丹是个有妇之夫，他的年龄也足以当克洛岱尔的父亲，加上两人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使他们的爱情成了一幕悲剧。最终，克洛岱尔在精神病院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而她的稀世才华也在罗丹的阴影下被漠视了近半个世纪。2000年，法国的《艺术系列》邮票展现了克洛岱尔的雕塑作品《华尔兹》（图42）。

玛丽·洛朗辛是巴黎市政官员与酒店女招待的私生女，年轻时跟从蒙马特尔区的艺术家学习绘画。1907年起，洛朗辛开始参加独立者沙龙的展览，她是“巴黎画派”的重要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洛朗辛曾是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情侣，阿波利奈尔将她当成自己灵感的来源。洛朗辛以创作肖像﹑自画像和群组人物作品见长，画作具有伤感的情调，色调为暗淡的粉色﹑蓝色和白色（图43、44）。她还为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尔等社会名流画像，为佳吉列夫的俄国芭蕾舞团作舞台和服装设计。2016年是洛朗辛逝世60周年，法国邮政以她的两幅作品《戴黑头饰的男爵夫人》和《吉它》为图发行了纪念邮票（图45）。

意大利1894年米兰联合展览会，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展览会，包含10个展览项目，有点类似于博览会，展期自5月开始，至11月结束。邮政与集邮展览是其中一项，举办日期为5月3－9日，这是意大利首次举办的国际邮展。图1是联展主办方印制的形似邮票的标签，主图为联合展览会的宣传画，上边框内印有“联合展览会”，中心圆形花环内文字为体育、美术、摄影、歌剧、集邮、地理、园艺等10个展览项目的名称，底边印有城市与年份“米兰·1894”。查阅邮展目录可知，展品共有187项，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邮政类，第二部分集邮类，包括3个类别：一是集邮文献，二是意大利、埃及、秘鲁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邮票的官方展品，三是集邮家和集邮团体的邮集。

图2为5月6日在邮展现场发售的私人订购邮资片，全套有红、蓝、绿等5种刷色，片头都印有“国际邮政集邮展览会”，左方图案均为联展的宣传画。左下角还注明“印量30000张”，据意大利Laser Invest公司2016年第16版《意大利邮政用品专门目录》（下称“目录”）资料，此片由米兰伦巴第集邮协会（1892年2月18日成立）订购，每种刷色各6000张，由米兰G. Ricordi公司印制，售价每张50分。这也是世界第2种国际邮展题材邮资片。第一种是瑞士1893年6月25日发行的苏黎世首次国际邮票展览纪念邮资片。

意大利1874年开始发行邮资片，1894年4月开办私人订购邮资片业务，根据订购方申请，分别委托不同的印刷公司印制，在邮资片上加印片头及左方图案。图3为未经加印的原始邮资片，仅有邮资图，其余空白。邮资图为国王翁贝托一世，面值10分，邮局窗口并不出售，全部用于私人订购业务。第一种订购邮资片，就是米兰G. Ricordi公司本公司的订单。

米兰邮政局为这次邮展还特别刻制纪念邮戳，外方内圆，规制与当时用于销票的方形日戳相同，上半环为地名“MILANO”（米兰），下半环括号内为“ESPOSIZIONI RIUNITE”（联合展览会）。这枚纪念邮戳在5月6日启用，图4为加盖首日纪念邮戳的挂号实寄邮资明信片，加贴与邮资图同图的10分邮票，底边中间还盖有一个“5月6日首日发售”圆形印章。根据戳具编号推测，此戳至少制用6把以上。在长达半年的联合展览会期间，米兰邮政局启用的纪念邮戳仅此一种。尽管邮戳中并无“国际邮展”文字，看似用于联合展览会，但这确实是世界第一种专为国际邮展刻制使用的纪念邮戳。国际集邮联前主席（1971－1978）莱昂·皮茨（Léon Pütz，1908－2003，卢森堡人），也在其1986年出版的专著《国际集邮联合会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予以确认，但这本专著误称前述邮资片仅有4种刷色。从邮资片存世量看，新片和加盖纪念邮戳的空白片居多，实寄品较少，目录价为新片10欧元，纪念邮戳官白15欧元，实寄片20欧元，挂号实寄片25欧元，与目前市场价很接近。

据意大利集邮杂志介绍，邮展结束后，这枚邮戳继续使用至6月2日。但是，偶尔也可见到这一纪念邮戳更晚日期的实寄片。图5是2012年1月24－27日美国Schuyler Rumsey集邮拍卖公司第45期拍卖会的一件拍品，邮资片上加贴挂号邮资的25分邮票，销6月11日纪念邮戳，挂号寄往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Bologna），较为少见，落槌价150美元（不含买家佣金）。是否纪念邮戳停用后却未收回而被误用，详情不得而知。

与这次邮展相关的邮资片还有另外2种，都由米兰国际集邮俱乐部（Club Filatelica Internazionale，Milano）订购，G. Ricordi公司印制。图6为第一种印有国徽和“意大利王国王后参观米兰国际邮政集邮展览”文字，以此纪念玛格丽塔王后在5月9日闭幕日莅临展场参观。邮资片左边注明编号印制100张（图6为编号22），全部由俱乐部作为礼品用于馈赠，左上角图案为联展宣传画，规格比邮资图稍大。因印量少，实寄片更稀罕，所以目录价新片250欧元，实寄片300欧元。图7是双色试印样品，无邮资图，左边编号“N. 000”，中间加盖红色“SAGGIO”（样品），右上角加贴与邮资图同图的10分邮票，加盖11月6日（联展闭幕日）纪念邮戳。笔者猜测这是用试印样片特意制作的集邮纪念品。这种纪念邮戳究竟何时结束停用，此片是在邮局窗口请求加盖还是私下挪用加盖，还需进一步探究查证。

图8是邮展委员会为这次邮展特别制作的纪念章，正面上半圆环文字意为“邮政通信的伟大创新者”，主图为3人肖像，上为撒丁王国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Vittorio Emanuele I，1759－1824, 1802－1821在位），1819年8月12日他下令，自1819年起准许私人交寄信件，单页信件必须使用官方制作的邮简。由于来不及制作带水印的压凸邮资图邮简，1819年临时使用3种邮资的无水印邮简并加盖蓝色邮资印章，分别为15分圆形，25分椭圆形，50分八边形，印章中心均为骑马邮差图。1820年开始使用带水印的压凸邮资图邮简，这2种邮简统称“Cavallino”（意大利文“骑士邮简” ）。纪念章下边的八边形骑士图，就是邮简的50分邮资图。下右是“邮票之父”罗兰·希尔，下左是1874年万国邮联创始人斯特凡。3个圆环内有人物姓名（左侧）和邮政事件的发生年份和地名（右侧）。纪念章背面为“意大利首次邮政集邮展览·1894年米兰”和邮展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及委员名单。主任涅基（Francesco Gnecchi，1847－1919）是意大利著名的画家和钱币收藏家，他的一部邮集也在本次邮展上展出。

图9为米兰国际集邮俱乐部申请的第2种订购邮资片，双色加印，左边图案即上述邮展纪念章，文字意为“意大利首次邮政集邮展览纪念章·米兰”。片头、底边文字和印量编号印红色。底边文字意为“印量300张，由米兰国际集邮俱乐部发行”。这种邮资片每张都印有编号，分发给俱乐部成员。目录价新片150欧元，实寄片175欧元。该俱乐部成立于1890年，有3项展品参加这次邮展，一是其会刊《国际集邮》杂志，二是以俱乐部名义展出2部邮集。

鉴于意大利邮政自1895年开始发行纪念邮资片，所以意大利集邮界也将前述3种订购邮资片视为该国最早具有纪念性质的邮资片。

除了邮展以外，联展会组织方在活动期间出售的其它多款纪念明信片和信封，因与本文主旨无关且均无邮资，故不赘述。

《中国恐龙》邮票发行，尹志文先生寄给我一枚首日封，销“四川岳池/恐龙营业1”日戳（见图），令我不禁怀疑，这枚日戳是否专为配合新邮发行而启用?岳池有过恐龙吗？

岳池城关镇西20公里处，地上有石似龙，众人把那块石头叫作石龙，叫的人多了，时间一久，这个地方也就叫成了石龙，后逐渐形成集市，清道光时建场，遂定名石龙场，不久又成立了石龙乡。

如此则岳池石龙乡与恐龙无关，其实不然。1979年，退休人员刘雨洲外出路过石龙乡2村4社，在路旁土沟内发现怪石一块，刘将此怪石带回家，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石内有血丝存在，断定为古动物化石。1980年8月中旬，重庆自然博物馆历史部胡朝仁和恐龙专家李宣民二人来石龙乡实地勘察，认定石龙乡发现的化石为多背棘龙（又名剑龙）化石。这一发现对研究川北地区古地貌、气候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时正值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四川省南充地区行政公署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于1981年7月22日发布《关于区、镇、公社、街道办事处标准名称的通告》（南署发〔1981〕167号），岳池酉溪区“石龙乡”因恐龙化石的发现，被更名为恐龙乡，石龙场遂成为岳池县恐龙乡人民政府驻地。

由此可见，这枚岳池恐龙邮政日戳，并非为生硬配合新邮发行的空穴来风，而是地地道道具有恐龙背景与故事的地名日戳。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信封，民国36年（1947年）12月1日从南京寄往北平清华园。信封正面贴有民普42孙中山像加盖“国币” 500元票1枚，符合国内平信邮资，邮票销南京中英文三格式日戳。信封背面有北平 12月2日到达戳和3日的投递戳。此邮资标准从12月1—10日只执行了短短的10天，11日起，国内平信邮资涨至2000元，高达4倍！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内战，军费支出庞大，法币发行如脱缰野马，至年底，已到达崩溃边缘。

此信是由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内蒙古大学首任副校长李继侗教授寄给当时才15岁的小女儿李德津的。李继侗1897年出生，1921年以优异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生，赴耶鲁大学深造，师从著名林学家托米教授，1923年获硕士学位。1925年，成为在美国取得林学博士的首个中国人（当时美国平均每年仅授予一位林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金陵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6月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被选聘为生物学地学部委员（院士），当选为常委。1957年，中央决定创办内蒙古大学，国务院正式任命李继侗为副校长（校长由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乌兰夫兼任），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科委副主任、科协主席。1961年冬，李继侗因肺部感染不幸以身殉职，年仅64岁。

收信人李德津1932年出生，著名语言学家、教授。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后留校担任留学生中文专修班教师，1960年调往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1962年成立北京语言大学），曾任教研室主任。

2017年芬兰独立100周年时曾发行小版张《芬兰的面孔》，用数百位普通芬兰人的照片组合成全套10枚的芬兰地图邮票（参见170534）。无独有偶，立陶宛今年庆祝独立100周年，6月29日发行的小版张《世界的立陶宛》，也用了健在的立陶宛人照片组合成全套6枚的地图邮票（图见封面）。

立陶宛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北部，首都维尔纽斯。国名源自波兰语，意为“多雨水的国家”。立陶宛是一个拥有辉煌文明的历史古国，1240年成立大公国，1569年与波兰合并为波兰立陶宛王国。一战期间，立陶宛被德国占领。1918年2月16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这一天现在是立陶宛的“国家重建日”（国庆日）。二战后，立陶宛并入苏联。1990年3月11日宣布脱离苏联再次独立，这一天现在是立陶宛的“恢复独立日”。

今年是立陶宛独立100周年，发行纪念邮票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为什么没有像芬兰独立100周年邮票那样，把人物照片放置在本国地图上，却用6枚面值1欧元的邮票，将100幅人物照片放置在世界6个大洲的地图上呢？

原来，立陶宛是一个只有6.5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居住在国内的人口约280万，却有大约150万人生活在世界各地。换句话说，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海外，或者说，相当于国内人口一半的立陶宛人生活在国外。立陶宛人开玩笑说，你无法找到世界上某一个地方，那里没有麻雀和立陶宛人。

立陶宛的移民问题从19世纪末就开始发生，当时大概有190万立陶宛人生活在六大洲。近期则集中发生在1990年立陶宛再次宣布独立之后，从那时到现在的28年间，离开立陶宛的人数超过了60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与立陶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这些人中有许多不会说立陶宛语，或从来没有去过立陶宛。他们目前居住较多的国家包括英国、挪威、美国、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亚。其中有许多人已成为不同领域的明星，让立陶宛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出现在小版张邮票中的有20位立陶宛人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挑选出来印到了邮票上。立陶宛邮政在新邮介绍中只提到了其中6个人的名字，笔者在网上搜索到他们的照片，在小版张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图1），并得到立陶宛邮政的确认。其中包括：（1）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100米蛙泳决赛中荣获冠军的年仅15岁的鲁塔·梅露提特（Ruta Meilutyte）。她于1997年在立陶宛出生，是立陶宛首位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也是全世界过去40年中最年轻的奥运游泳冠军。一年后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15届游泳世锦赛上，她又连续打破100米和5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

（2）金塔拉斯·格鲁萨斯（Gintaras Grusas），1961年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1994年在罗马教皇大学获得神圣神学学士学位，2013年被教皇任命为维尔纽斯大主教，2014年当选为立陶宛主教会议主席。（3）鲁塔·苏佩提斯（Ruta Sepetys），1967年出生在美国底特律，是立陶宛难民的女儿，2011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现在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历史小说作家，作品被翻译成36种语言，在50多个国家出版。她现在居住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为自己是立陶宛人感到自豪。

（4）乔纳斯·梅卡斯（Jones Mekas），1922年在立陶宛出生，1944年因战争离开立陶宛，被关押在德国的劳改营8个月。1949年底移居美国。是诗人和美国电影制片人，被称为美国前卫电影的教父。（5）托马斯·文克罗瓦（Tomas Venclova），1937年在立陶宛出生，是诗人、散文作家、语言学家和文学翻译家，1977年移民，1980年以来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俄罗斯和波兰文学。

（6）嘉杰斯·迪德（Jurgis Didziulis），1979年出生在哥伦比亚，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在美国费城生活。2003年组建了著名的立陶宛乐队。近年来领导了一个名为“做立陶宛人”（ToBeLithuanian，缩写ToBeLT）的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邮票上的其余80位普通百姓选自一项“全世界400万立陶宛人同时唱国歌”大型派对的积极参与者，活动时间在今年7月6日。立陶宛总统达利娅·格里包斯凯特向全世界的立陶宛人发出视频邀请，通过唱国歌来庆祝立陶宛独立100周年。立陶宛为此建立了专门网站，用世界地图标记各地注册人数。选定7月6日是因为立陶宛国王明陶卡斯在1253年7月6日加冕，这一天现在是立陶宛的“国家日”。立陶宛的名称始于1009年（参见160723），在2009年庆祝千禧年时启动了这项唱国歌活动。今年是第10次，却是首次全球同步在立陶宛时间晚9点唱响国歌，让所有立陶宛人不分距离、国界和时区团结在一起。

小版张邮票上人物照片的空隙，以及伸出邮票边框的地图，用立陶宛国旗的黄绿红三色组成圆球或菱形填充其间。

《上海集邮》2018年第9期刊发的《妈祖庙》一文，介绍了中国邮政和澳门邮政发行的展现内地、澳门和台湾等地妈祖庙、天后宫的邮票，但文中唯独没有提到香港的同题材邮票，笔者在此作一补充。

香港邮政2007年9月20日发行一套6枚《香港法定古迹》邮票，图案设计采用老式透明相角粘贴怀旧照片的形式，以雕刻版加平版印刷，再现了香港6处被政府列为“法定古迹”的中西建筑的古朴风貌，其中1.4港元票是“铜锣湾天后庙”（图1）。当年笔者曾于邮票发行前夕在现场拍摄了一幅与票图基本对位的照片（图2）。

铜锣湾天后庙由香港的戴氏家族兴建，其确切的始建年份已难于考证。相传戴氏族人在铜锣湾岸边拾获一块香炉状的红色石头，深信其由天后所赐，因而立祀供奉。由于前来上香的渔民日众，戴氏家族遂募资在此处兴建一座天后庙。

庙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物是一口古钟，钟上铭文所刻的年份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而正门匾额“天后古庙”题字和两侧的对联则是同治七年（1868年）重修时所立。庙内还有牌匾、对联、香炉、石狮、石案等其它文物，皆由清代保存至今。

现存的铜锣湾天后庙是一座两进式建筑，两侧建有偏殿，正殿供奉天后、包公和财神。庙宇的屋脊装饰华丽，前进脊饰的主题是“双龙戏珠”，两端饰有博古和鳌鱼；后进则有石湾陶塑瓦脊，脊上的人物陶塑再现中国传统戏曲的不同场景。庙内装饰和对联所采用的剪瓷工艺，在香港亦甚为罕见。

根据香港《古物及古迹条例》，经古物事务监督与古物咨询委员会商讨，并经特区行政长官批准并刊登宪报后，可宣布特定的文物为“法定古迹”（相当于内地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