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位集邮家有100张面孔，有100段人生经历，把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写下来，就是一部精彩的集邮史话。真实地发生在日常生活里的故事，要比《集邮大事年表》的条文生动有趣得不知有多少倍。本文写到的王少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少梅兄长我三岁，与无忌兄同庚，他开始集邮的年份比我还早。我最早从邮局购买的邮票是毛泽东像的《中国共产党卅周年纪念》，他在我这个年纪时从邮局购买的却是英王乔治六世像的《胜利和平纪念》。他那时还在香港，就读于教会小学，文化的氛围、师友的习俗诱导他向往方寸，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了终生的爱好。
随着老一辈人回归乡土、报效祖国，他也跟着来到了上海。凭着少年时代的冲动，富裕家庭的经济条件，他大量购邮，广泛交友。在那忌讳同陌生人搭讪的年代，为了收集邮票，他竟不仅维持，还不断拓展自己的“海外关系”。在“大跃进”的时候，他甚至还担任主编，印发了一部《国际邮友通讯录》。这部“集邮文献”现已荣登新编《中国集邮史》的第六章第三节，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集邮交流”的插图。集邮史上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它的作者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少梅兄是把邮票当作收藏品来把玩的。他的收集方式，同我们在集邮课堂上向初入门者讲述的方法不同。他的理念是“擒贼先擒王”，把一套邮票或一个时期的邮票内，最难收集的一枚或一套率先揽入囊中，这样就奠定了集全这套或这一时期全部邮票的基础，何患其后。
他说自己原来是“闭门集邮”。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上海集邮界，他是一位隐士，很少人知道他在“偷偷地”收集。思想解放的春风摧动了集邮的复苏，这位我们早应结识的隐士终于破土而出。他出现在了应该出现的地方，在上海各大邮票拍卖场上，我们常见一位偕妇携孙的长者，安详静谧地占据着前排的座位，时而举牌竞拍，时而俯首记录，他们三位一体，极像认真上课的学子，遵循着课堂的秩序。渐渐地，我发现了他们的奥秘，原来少梅兄听力不济，在拍卖进行中不便与人轻声细语地交谈。后来才知道，他的失聪还是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惹的祸，那时的医药本领真还只有这点水平。
在我与他结识的时候，他已步入组集参展的喜悦中。我查了一下手边的材料，他在历届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举办的竞赛性邮展中，拿过六枚奖牌，在亚洲国际集邮展览中也曾蟾宫折桂。为了组集参赛，他需要补充邮识，他不耻下问，谦逊地到处探索新知。与他同辈的，比他年轻的，凡是曾向他提供建议改进邮集的，他都真心感激，一再道谢，令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出谋划策。
岁月匆匆，他在方寸堆中遨游，享尽了满园春色，终将迎来月明花谢的时刻。集邮人为收集到宝贝而愉悦，也要为自己的宝贝找到合适的归宿才能释怀。如今他年已耄耋，想为藏在深闺的“女儿”找个懂她爱她的“婆家”来托付终身了，幸而保利公司的桑贯宇先生娴熟此道，援手相助，于是成就防疫期内中国邮坛上一次值得记录的专项交易，名曰“梅兰芬芳——王少梅先生收藏邮品专场拍卖”。
王桑二位皆我友也，值此珍邮易主，宠玩移箧的盛举实现之际，当事人的邮情友情亦深深地温暖着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