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爱好，与集邮结缘；因为机遇，从事《上海集邮》的编辑。但谁也没有料到，我竟已成了迄今“工龄”最长的兼职集邮工作者。
我国原无“集邮”这一职业。我所说的“集邮工作”仅指狭义的集邮工作，即集邮协会的工作。当今中国，集邮工作者可分专职的、兼职的、无偿的三类。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率先成立集邮协会，需要有人担任专职的集邮工作者，我是“二选一”或“二选二”中的一员。那时拨乱反正不久，我刚重新当上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且已取得初步成果，日后还凭此享誉上海市医药管理局的重大科技成果奖。当胡辛人征询能否改行在集邮协会坐班时，我毫不犹豫地摇头，然而承诺可在业余时间负责会刊的编辑，因为文字编辑与邮票收集同样都是我的爱好。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上手，连续干了40个年头，比我在制药企业本职岗位上的工龄还长。
常有人说，会刊是邮会的生命，这多少有点夸张，但会刊编辑确是邮会很重要的工作。上海市集邮协会会刊初创时，胡辛人亲任主编，因为唐无忌已担任了秘书长，当然也要负责会刊的工作，胡辛人就把筹委会中四名集邮家中的其余三位都列为副主编。论资排辈，马任全、史济宏在前，我在最后，成了第三副主编。在此后的工作中，马老从未干预具体事务。我把创刊号要发的稿件送交史大医师，他对画版样兴致勃勃，并手把手地教我。当年期刊编辑、印刷的程序要由编辑部与印刷厂反复交接，将编定的稿件、毛条样、一校清样、二校清样、三校清样（付印样）送交厂方，并不经过邮寄，而由专人递送，协会为此专门聘请了一位“交通员”，名叫陈秉尧，是一位已退休的原圣约翰大学毕业生。
从第二期起我就边学边干地从事了编辑工作的全过程，由陈秉尧多次来我家送、取校样，最后一次清样由他送到胡辛人家，经主编审阅签字方可付印。如果没有交通员，我绝不可能完成这些劳碌的任务。交通员除了往返送稿，还要给我送信，并带回我需要寄出的信件，代我带来预订的新邮和首日封，每次都用旧报纸包好，扎上尼龙绳，以防途中散失。
协会是会员的“家”，工作需要大家分担，我便在会员的入会申请表中挖掘人才，最先找到的是胡大章，他在电影局当校对，不能说与编辑毫无关系，但毕竟是两种行当，我要他画版样，也算是赶鸭子上架了。没多久，我又发现了陈锡贤，《华东纺织工学院学报》的技术编辑，对我来说，如鱼得水。我还陆续找到清华中学的语文教师周正谊，译文出版社的美术编辑王俭，化工设计院编辑技术情报资料的金国淼。我命名这个工作班子为编辑组，同仁们都有自身的工作，编刊都是业余履行会员的义务。俞鲁三退休前已是市邮协的常务理事，赋闲后也加入到会刊编辑的队伍里来，担任编辑组的副组长。
编辑组从未集中办公，分工都由各自分头完成，再说协会办公室已人满为患，不可能腾出更多的工位，因此有人戏称《上海集邮》的编辑部在我家里。协会的交通员来我家跑得最勤，陈秉尧并不集邮，只用他腿而不用他脑是浪费和屈才，不到一年就解甲归田了。取而代之的是孙克照、宋学舜等，必要时还向陈锡贤送稿。后来特聘在静安邮局退休的丁临渊来编辑部担任主任后，因为住所不远，基本上都由他来寒舍作沟通，不再另设交通员了。
协会增配到巨鹿路办公室后，曾为我配了大门钥匙，并安排了一张办公桌，但我只在形式上去坐过几次，主要的工作都在家做，稿件的交接仍由老丁奔波。直到协会迁入集邮大楼，主编龚丽敏在九楼另有她作为集邮总公司副经理的大办公室，副主编办公室在七楼面积最大，配备了三个人的“工位”，经常只有一至二人在座，书柜环壁，工具书和经典文献的影印本品种齐全，四季空调，人工照明，办公条件比我在家里要好上几倍。这时我已退休，于是我要求所有兼职编辑每周一三五都来集中办公，从此编辑部人丁兴旺，作者、读者也常来串门，谈笑皆邮迷，往来无蛮俗，传市场行情，聊掌故轶闻，其乐融融。协会从集邮大楼撤离后，图书装箱封存，临时办公室箱包杂陈，电脑无人专管，于是我又改在家里“上班”，或在受聘当顾问的单位编稿，只在固定的每星期几到编辑部看清样，与张乐民等专职的和其他兼职的编辑同仁们交流。
60岁时回忆20年前的往事，脑子飒清；80岁时再想10年前的经历，一片模糊。编辑部在邮政大楼内外转悠的最近十余年中，编刊对互联网的依赖日益显著，我每周在那里“上班”的日子就越来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