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不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人员寄东欧邮件探讨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的时期，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支援，同时也是我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中共中央毅然决策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激烈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的局部战争，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维护了东北亚的长期和平。

当时国际上对立的两大政治阵营中，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苏联以空军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通过种种形式予以声援。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议，之后，波兰和捷克派出了中立国停战协调委员会人员驻扎开城板门店。

在停战谈判地板门店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停战协调委员会代表寄回自己国家邮件的方式，我们所见到的是销有“中国军邮89129”日戳、加贴中国邮票作为寄捷克或捷克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邮资、销北京邮戳的实寄封。这一过程通过较多实寄封予以佐证，但仍不够完整和全面。

一、“中国军邮89129”日戳销戳和贴票的先后顺序

这类由板门店停战协调委员会寄回东欧的实寄封，多见于停战协议签署后的1953年8月至11月。如图11953年8月27日销“中国军邮89129”日戳，再加贴普五10000元、普四3000元后，票销1953年9月12日“北京（十）”日戳寄苏联，军邮戳与北京戳相差16天，为11-20克航空信函，航空资费5400元*2、信函资费2200元，合计13000元。一直以来研究者认为协调委员会人员寄苏联和东欧的邮件销“中国军邮89129”日戳，后由军邮转运至北京，在北京贴票后销北京日戳寄发。这个过程被大部分实寄封予以佐证。

图2也证明了以上推断，销1953年9月16日“中国军邮89129”日戳，加贴普一5000元、普六2000元、普三500元、100元，合计面值7600元，票销1953年9月23日“北京（五）”日戳寄苏联，军邮戳与北京戳相差7天，为1-10克航空信函，航空资费5400元、信函资费2200元，合计7600元。本封的“中国军邮89129”日戳被后续加贴邮票覆盖，可以证明贴票在销军邮戳之后。

图3源自捷克的国际集邮联主席徳沃拉契克收藏集，销1953年10月24日“中国军邮89129”日戳，加贴普一5000元*4、航一3000元，合计面值23000元后，票销1953年10月28日“北京（五）”日戳寄捷克，军邮戳与北京戳相差4天，为21-30克航空信函，航空资费5400元*3、信函资费2200元、续重1300元，合计19700元，邮资多贴。这与广州驻军老年集邮协会编著的《烽火邮路》中第四部分图51所示信封是同一天邮寄、销戳方式也一样。这也说明邮票在销军邮戳之前已经贴上。从以上三个实寄封可以看到，贴票和销军邮戳分别有先有后，如何来理解这一现象呢？

假设这是一个特例，是停战协调委员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自己带有中国的邮票在邮寄前已经贴上，军邮戳自然有可能销在邮票上。在笔者撰写本文的同时，林卫滨根据相近时间不同人员寄发的实寄封贴票品种较雷同，推断这些邮票不是自贴而是集中贴票^[5]。笔者也认为东欧国家代表应该不清楚这信的具体邮路、是否需要贴票、贴多少面值的邮票。有这样免费的军邮局服务，而一个外国人先自行贴中国邮票的可能性极小。

二、“中国军邮89129”日戳

“中国军邮89129”日戳对于停战协调委员会代表邮寄苏联和东欧邮件的邮路至关重要，为什么只在板门店寄苏联和东欧的实寄封中见到这个戳号的日戳？就这个问题，我联系了国内有关收藏志愿军邮品的几位专家，从大连康永昌先生处得到惊人结果，康先生早年无意间买到一个销有“中国军邮89129”日戳寄国内的实寄封（图4，康永昌提供），信封落款预印寄发地址已被手写涂抹改为钢字九四一0信箱（也是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军邮番号）。得知本人诉求后，康先生洗去涂抹，原印“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事停战委员会代表团政治部”字样赫然在目。

那么是否说明这把“中国军邮89129”日戳就是在为谈判代表团服务的军邮局使用呢？我们在之后的几点探讨中再展示一些相关的邮品和证据。

三、在哪里加贴中国邮票和为什么出现不符资情况

上述封1-3及查对其他同类实寄封，军邮戳与北京戳相差16天至3天不等，前期的间隔时间长，之后陆续缩短，说明了班次的逐渐频繁和邮路的逐步畅通。而在哪里贴票仍取决于“中国军邮89129”日戳在哪里使用，纪觉英先生90年代曾发表文章偏向在朝鲜贴票的观点，理由是因为在朝机构携带的邮票品种不多、选择面窄，时常出现贴票不符资情况。

纪先生的观点也确有道理，如封3和《烽火邮路》中同日实寄封就是使用整数邮票超贴的，图5是1953年10月28日销“中国军邮89129”日戳，加贴航一3000元*2、1000元*2，计8000元后，1953年10月31日销“北京（十）”日戳寄捷克，军邮戳与北京戳相差3天，为1-10克航空信函，航空资费5400元、信函资费2200元，合计7600元，使用整数面值邮票，超贴邮资400元。

但也有更多的此类实寄封是符资的。

在停战谈判代表团设立中国军邮局为社会主义国家停战协调委员会代表服务，是这一特殊短暂时期的特别方式，也应是唯一的中国军邮局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志愿者服务的情况。停战后志愿者邮寄回自己国家的邮件应是通过朝鲜邮政寄发，在中国很难见到这类与中国元素无关的实寄封，原因是中国集邮者较少收集此类邮品，但毕竟东欧志愿者在朝人数有限、邮寄条件受限、年代久远，相信也较难再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掘到相关邮品。

四、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军邮片为载体的国际邮件

以贺龙为团长的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3年10月4日赴朝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进行普遍广泛的慰问。慰问团带去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茶缸和毛巾，钢笔、香烟、烟斗和一套“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邮明信片”等一起装在慰问袋内赠送给志愿军战士，而我们目前见有朝鲜人民军战士和社会主义国家志愿者也有使用这种军邮明信片寄出的实物。

以朝鲜东北沿海港口清津市中央医院通过当地邮局寄捷克的航空挂号明信片为例（图6），以清津市中央医院落款的志愿者应是与医疗相关的人员，使用的是慰问团赠送的志愿军军邮片加贴朝鲜女游击英雄李秀英70元、军人荣誉勋章40元、保卫世界和平20元等7枚邮票合计面值157朝元（片上左二10元票现已在朝鲜邮票目录中被删除），销1954年4月20日清津日戳，背有“航空”和“挂号”副戳。

五、志愿军军邮片在中、朝两国邮寄

作为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阵营志愿者多是专家或医生等专业工作者而非士兵，图7是在我国边境城市图们寄发的志愿军军邮片，贴中国邮票普四1000元、300元，合计面值1300元符合国际水陆路明信片资费， 1954年3月27日图们寄捷克。这是在朝鲜东北地区靠近我国边境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志愿者往来中朝时在中国邮寄的实例（图8）。

在吉州邮寄捷克的志愿军军邮片（图9）则加贴朝鲜女游击英雄李秀英70元、朝鲜国旗6元等3枚邮票合计面值146朝元，也是以航空挂号明信片交寄，销1954年5月17日吉州日戳，也盖有“航空”和“挂号”戳记。但从书写风格、寄件人地址、收件人地址都不相同来看，寄件人与片2并非同一人。

1956年5月19日经平壤寄捷克的志愿军军邮明信片（图10），预留贴票位置或掉票，1956年5月7日从朝鲜某地寄发。此应为较晚使用的实例。

六、几点探讨

1.“中国军邮89129”日戳和贴票地点是否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军邮局内

图1-图3展示了贴票和销军邮戳的先后，“中国军邮89129”日戳在哪里是关键。肖宏先生的父亲肖延余先生是当时我方谈判代表团的俄文组组长，在回忆录《1954，朝鲜来信》一文中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翻译队队长凌青（1980年至1985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于1954年1月14日自谈判代表团寄来的信件（图11，肖宏提供），就信件上的“中国军邮89129”日戳描述：“编号89129是志愿军总部政治部所属谈判代表团使用的军邮代号”；加上康先生的销此军邮戳的志愿军代表团政治部公函封、封3和封6寄件人都是“韩国开城中立国停战协调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见销此军邮戳的都是从开城寄发，可确定“中国军邮89129”日戳在谈判代表团内军邮局服务。

综上，结合图3和《烽火邮路》中实寄封的“中国军邮89129”日戳销到邮票上，可以推测在朝鲜谈判代表团军邮局内贴票可能性较大，这样就很好解释贴票和销戳有相反的先后顺序出现。但中国邮票不能在朝鲜境内使用事关朝鲜邮政主权，贴票而不销票是理顺成章的，至于军邮戳销到邮票（或称误碰到邮票）仅是操作问题。

2.停战协调团陆续撤离后的邮寄方式

作为此军邮戳使用的墨色问题，也是这段邮政历史不可缺少的部分，查1953年9月16日销戳（图2）及之前都是蓝色，图14为“中国军邮89129”1953年9月9日销戳蓝色，图15为1953年9月22日销戳已改为黑色，自此之后未见使用蓝色油墨销戳，之后的李曙光所示1953年10月9日、林卫滨所示10月12日销戳也都是黑色。

因此可以断定“中国军邮89129”日戳的用墨，在1953年9月17日至9月22日这6天中的某一天由蓝色更换为黑色。

4.北京销戳的不同

按一般的理解，志愿军军邮转运的中立国停战协调团代表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件，整包带送至北京国际局，应该国际局邮戳即中英文戳销票。图16北京（营）中英文戳、图17北京中英文戳，为北京邮政管理局国际日戳；图18“北京（十）”中英文戳、图19“北京（六）”中英文戳为支局国际日戳；图20 “北京（五）”中文戳为五支局日戳，纯中文日戳为何用于盖销国际邮件？最重要的是由军邮局转运来的这些特殊信件，为何在不同支局销戳？笔者梳理本人所藏和文献记载的实寄封列为表1。

表1 1953年中国军邮经北京寄东欧实寄封比较

除销有不带支局编号的国际日戳外，其他在北京销戳都集中在五支局、六支局和十支局，笔者通过对比又找到五支局使用的不同日戳（图21），相对戳5有明显区别，确认为另一把日戳，当然在同一支局不同日期使用不同日戳是十分正常的事。查三个支局都设在长安街上，依次为东单邮局、西长安街邮局、东长安街邮局。由此可以解释为依据邮件的多少，整批或分批在就近几个邮局处理。

以上基于笔者收藏的实寄封，并无寻觅到相关邮政文件的支持，以此抛砖引玉，希望有相关收藏的专家予以补充和指正。

致谢：李曙光、康永昌、肖宏、李汇祥、俞康骏诸位先生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李曙光.乐在邮中[M].北京：长城出版社，2011.

[2] 李曙光.千军万马方寸间[M].北京：长城出版社，2015.

[3] 广州驻军老年集邮协会.烽火邮路[M].2019.

[4] 肖宏.1954，朝鲜来信[N].中国集邮报.2019-3-1.

[5] 林卫滨.来自北韩38度的问候——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期间的中立国协调员邮件[J].集邮.2020（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