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弥勒信仰起源于印度，“由于地理位置所决定，印度佛教东传，新疆首当其冲。”（季羡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在克孜尔石窟第17号窟的主室与后室壁画表现了佛陀的本生故事与成道教化、说法、涅磐，而弥勒说法图（图1）居然布置在了主室前壁上方，如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弥勒作菩萨装扮，结跏趺坐于方座上，手作“转法轮印”，两旁各有五躯闻法菩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弥勒仍称为菩萨，尚未成佛，但地位却是仅次于释迦牟尼出现的，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位未来佛。
最早把弥勒菩萨（亦称慈氏菩萨）这个名称传入中国佛教的主要有东汉安世高译的《佛说大方等要慧经》和三国时期支谦的《了本生死经》，但均未论及弥勒往生兜率或成佛等事。
图2
图3
中国的“弥勒信仰”始于西晋，主要是西晋以后大乘“弥勒三部经”的传译，相继产生了兜率净土信仰。不论是上生信仰还是下生信仰都是人们对获得美好生活之理想境界的期盼和摆脱苦难、获得吉祥的精神寄托与慰籍，由此弥勒经典开始受到推崇并大量翻译和传播，使弥勒信仰迅速在统治阶层、高僧名士中流传开来，特别是对受苦受难的下层人士极具吸引力。弥勒信仰在唐代发展到高峰，“乐山大佛”（图2）就是这一时期的弥勒信仰产物。从中不难发现，弥勒造像在其形态上已由交脚弥勒菩萨像发展为类似释迦牟尼佛像的弥勒坐佛。如果说在仰观乐山大佛时，佛便是山，山便是佛的话，那也是人工开凿而成，而千山弥勒大佛（图3）却是由一尊由整座山峰形成的天然弥勒坐佛，据说这尊大佛早在明清时期以前就被高僧所识，并供奉膜拜。
图4
图5
五代宋初，弥勒造像从佛经上的头戴五佛冠天人相状的慈氏菩萨演化成为布袋和尚，如五代明州奉化岳林寺就有一位“长汀子布袋师”被看作是慈氏菩萨的垂迹化身并逐渐发展成为弥勒信仰的主流。有趣的是，原本“皱眉愁苦”的布袋和尚形象在灵隐寺飞来峰第68号龛（图4）发生了变化，只见十八罗汉听完布袋和尚讲经后，各个法喜充满，身心愉悦，庄严佛国里充满了人间欢笑，所以布袋和尚又被僧俗尊称为“皆大欢喜佛”“笑佛”“大肚弥勒佛”等。在汉地土木结构的佛寺格局中，弥勒佛通常是被供奉在天王殿，与众不同的是澳门观音堂（亦称普济禅院）一进山门，迎面是一幅“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像”画作（图5），蕴含笑迎四方信徒之意。
图6
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的瑞岩弥勒佛造像（图6），由邑人吕伯恭等人鸠工，由原地整块花岗岩精工雕琢而成，除造像与传统布袋和尚像并无二致外，腰腿之间还雕有3尊小沙弥，与弥勒佛相映成趣，可谓别出心裁，其中一小沙弥从布袋上方裂口处伸出头来，这暗示着布袋具有某种特异的功能。
图7
图8
布袋和尚大肚能容，所以顽童在他身上搞怪，挖耳、遮眼、掩嘴、摸脚，他也总是笑嘻嘻、乐呵呵，所以人缘好，气场足，容易积聚福气招揽财气。明清以后，布袋和尚与群小儿嬉戏常被视作多子多福或招财进宝的象征，民间工艺品多造以大肚弥勒为首的群像组合供奉（图7）。在《西游记》第66回“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里南无弥勒笑和尚（亦称东来佛祖）拥有一件后天袋子，俗名唤做“人种袋”，被黄眉童儿拐走，下界假佛成精，后在瓜田里被收服（图8）。如此一来，布袋原本是佛教中盛装钵盂，以便于携行之物，却在明代文学作品中与子嗣繁衍联系了起来，后被附会为“人种袋”里会生出人来，于是民间百姓自然向布袋和尚祈求送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