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那桐何许人也？清史专家戴逸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 人物卷》记：那桐(1856—1925，图1)字琴轩，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二十五年，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次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晋理藩院侍郎。八国联军犯京师，受命赴丰台抵御。两宫西逃，奉命充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鴻章与联军议和。《辛丑条约》订立后，使日。二十七年底（1902年2月），署外务部左侍郎。次年，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宣统元年（1900），为军机大臣，出署直隶总督。三年，皇族内阁成立，授内阁协理大臣。旋辞，授弼德院顾问大臣。1925年，病卒。（卷439）
《北京集邮史》记曰：“那桐(1856－1925)字琴轩，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后裔。历任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清华大学校长等职。精于古玩字画，同时喜好集邮，是中国最早的集邮者之一。他在出使美国时，购得一些华邮珍品，他有早期邮刊《邮乘》六七套之多。从这点上来看，那桐对集邮史料是非常重视的”。上述行文的依据何在？笔者有意作一番求索：
一、从那桐的外事履历说起
八国联军入侵时，那桐奉旨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鴻章与联军议和。两宫皇太后返京后，因其“颇能办事”那桐迅速获得要职，1901年外务部开设后不久即奉旨署理左侍郎，又历任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执掌外务部长达10年，与各国使节交往频繁，作为清末重臣其出洋机会唾手可得。根据史书，那桐确实有出使外洋的记载。
图2a
图2b
1901年9月订立《辛丑各国和约》第三款书：“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签约前那桐已于当年8月17日离京赴日“道歉”；1903年那桐又奉派为赴日本观（博览）会大臣，其间率随员考察了日本的警政、路政（图2）。上述两次出洋，在《那桐日记》中亦有详细记录，前者见《东使日记》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四日至九月初一日（1901年8月17日－10月12日）56天日记，后者见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廿三日至五月初六日（1903年4月20日－6月1日）43天日记。日记除公务叙述外，对“歌舞升平事”亦不避讳，但未见有关集邮之记载。
图3
那么，那桐去过美国没有？笔者未敢贸然质疑，所幸延续36年的《那桐日记》，于2006年由北京市档案馆整编后面向公众正式出版，为研究带来便利（图3，原稿书影）。
首先，经复核，1905－1906年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从初选名单（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到最终成行人员（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布政使尚其亨、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李盛铎）中均无那桐。反之，1905年《那桐日记》则见送行记录：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午刻到前门车站与端、载两钦使送行；十一月十五日（12月11日）巳刻到前门车站，泽公、李木庵、尚会臣出使送行。
因1912年历经清帝逊位、本人中风乃辞官引退、不久那桐即移居天津英租界做了寓公，故笔者重点浏览了光绪十六年（1890）元旦至民国元年（1912）旧历五月二十八日间的那桐日记，但均未发现《北京集邮史》所谓的“出使美国”记录。为慎重起见，笔者又以《那桐亲书履历本》及《<</span>那桐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索引》进行了复核，结果亦然。既然那桐从未出使美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美“购得一些华邮珍品”之说辞显然不确。
二、“那桐集邮说”追根寻源
经查，那桐与集邮扯上关系，当出自北京邮商沙伯泉之言。但民国年间沙伯泉在《新光》《邮话》《蓉锦邮朏》《中币会刊》撰稿中从未言及那桐，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征集文史资料，才见1983年8月由杨启明、沙伯泉、韦景贤、王席儒口述，许宁玲整理的《北京集邮活动的兴起和发展》言及：“沙伯泉曾买到过清末光绪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那桐收藏的《邮乘》全套邮刊和零本。这是那桐后人的管家拿出来卖的，管家不懂行情，《邮乘》每本只卖一角来钱，当时一本《邮乘》价格高昂，后来沙伯泉以比较合理的价格出售了这些珍贵邮刊”。
此述内容与沙伯泉自撰《邮苑漫忆》一致——“我还买过清光绪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那桐收藏的，由上海中华邮票会周今觉编的《邮乘》，共买了六套和一些零本。”
直指那桐为集邮家的始作俑者则是杨耀增，见刊于1987年版《集邮回忆录》的其作《北京邮坛沧桑录》云：“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曾做过清政府军机大臣，后来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那桐，当算北京第一代集邮家之一。那桐系洋务派人物，他的集邮显然是受了外国人的影响。但他在集邮方面的成就，却远远不如他所搜罗的古玩，字画。他的集邮，充其量也只是满足于好奇，或者是为了赶赶时髦而已。”
沙伯泉“那桐后人管家出售《邮乘》”之言可信，杨耀增“当算北京第一代集邮家之一” 的“有关资料记载”则迄今未见踪影。为此，笔者尝试追根寻源，予以补阙，孰料结果令人产生疑虑——那桐是集邮家吗？
《北京集邮史》归结那桐“是中国最早的集邮者之一”，提供了两大事例。其一“在出使美国时购得一些华邮珍品”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其二所指“那桐对集邮史料是非常重视的”亦属失实。
图4
图5
“那桐后人管家出售《邮乘》”焉能等同“那桐收藏《邮乘》”！事实是《邮乘》创刊号于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方始发行（图4），而那桐早就病故于1925年6月28日，附图5为《顺天时报》当月30日的报道《清遗老那桐逝世》书影，文曰：“清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那桐，号琴轩、鼎革后、蛰居津门、不问世事，近因年高多病、月前命驾来京、寓东城金鱼胡同本宅、不料来京后病势益重、经家人延请中西医士诊治、竟自罔效、于前日在本宅逝世、旧好往弔者甚众、闻溥仪、并致送丧仪一千元、刻已拟定停灵二十一日、择于旧历五月二十七日发引云”，故那桐本人绝无收藏《邮乘》之可能。
图6
图7
那么，那桐生前有无集邮活动之记载？凑巧的是那桐不光好写日记，一日不缺，而且日记通篇充斥私人生活之记载。从《那桐日记》中可以看出那桐喜唱戏听曲（图6，与友人在那家戏台）、好字画金石（图7，清华题字），且在晚清满州权贵中是比较西化的一个。他吃西餐、买西点、喝洋酒、进洋货铺购洋货、看西医、服西药、安电话、买汽车、坐汽车、看火车通车、乘火车、游天津租界、看电影、观西洋镜、看俄国马戏与洋傀儡戏、为女儿请英语家教、送她上中西学堂等等多有记载。集邮也是西洋舶来品，但历时36年逐日书写的日记中竟无只言片语谈及，若说他是爱在心底不外露，谁相信！
因此，笔者以为除非有新证据，不宜再将那桐列为北京第一代集邮家，避免以讹传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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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市集邮协会.北京集邮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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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那桐亲书履历本[M]//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1079-1083.
6.《那桐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索引（光绪十六年至宣统三年）[M]//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308-399.
7. 马骏昌.集邮回忆录[M].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
8. 版权所有[J].邮乘，1925，1（1）.
9. 清遗老那桐逝世[N].顺天时报，1925-6-30.
10. 从《那桐日记》看晚清满族权贵那桐的私人生活[M]// 邵雍.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156-159.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