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德：1927年上海“应变邮局”与英军在沪邮局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初期胜利后，汉口、九江英租界相继由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于是英美日法等国联合商定，增派军舰和陆军兵力进驻上海，名为保护外国侨民，实为防备上海租界被国民政府收回。一时列强重兵云集，加剧上海紧张局面，为上海开埠以来所罕见。1927年1月，英国决定向上海紧急派遣1.6万名军队官兵。《申报》1月25日发表“英兵英舰纷纷调遣来华”的报道。图1为英国士兵乘坐运兵舰船先期到达上海后泊岸的情景^*。英国皇家邮政为此在上海租界内兵营设立多处军事邮局，为驻沪英军提供邮政服务。起初启用双圈“FIELD POST OFFICE”军邮日戳，下半环数字为军事邮局代号，其中一处设在江西路九江路口的前客利饭店内（参见170541）。《申报》3月12日报道英军移防消息《英军之驻扎地点》：“驻扎杨树浦之海军陆战队刻已有将卒千名移驻江西路前客利饭店房屋内”（图2）。

为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由周恩来任总指挥，1927年3月21日上海80万市民同时开始全市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并随后转入武装起义。22日上午在九亩地新舞台（今露香园路一带）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并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下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今方斜路沪南体育活动中心）举办市民集会欢迎北伐军克复上海。23日临时市政府决定通函各界自24日起复工开市，但邮局工人仍继续罢工，因有3名被捕邮工尚未释放。黄祥辉《1922—1932年间上海的五次邮工罢工》一文漏列此次罢工（参见130836）。

《申报》3月26日第12版刊载《工部局暂设临时邮政》，援引《上海泰晤士报》消息报道（图3）：工部局在25日发出通告，以邮局罢工为由，暂设临时邮政，将于今日开办递送自沪寄往各国函件，惟中国境内不能递寄。信函限重不得超过1盎司，封面须用英文书写，粘贴2.5便士邮票1枚。此项邮票，自今日起，在汉口路工部局银行发售，每洋元可购2.5便士邮票8枚，5角大洋纸币可购4枚。其办事处即设工部局收捐处。所用邮票，即英国普通邮票。这些业务由管理义勇服务事宜之戈台尔氏（笔者注：又译古德尔，E. F. Goodale，为工部局财务处处长）主持。

3月26日上午，被拘三邮工释放，由捕房送回至四川路桥北堍的邮政总局门口，邮务公会宣布下午1时全部复工。工部局临时邮局因而随之关闭。由于3月25日临时邮局开办当天知者不多，次日随着邮局复工后临时邮局又旋即关闭。因而许多集邮者闻讯后未及赶到临时邮局而错失寄发实寄封的机会，“邮王”周今觉就是其中之一。所幸周今觉的邮友施开甲，从自己邮集中取出2枚2.5便士英国邮票，在第二天下午临时邮局关闭后，疏通关系再发出2件寄往日本的信件。

针对工部局出售英国邮票、收寄国际信件一事，周今觉在收到日本邮人寄还的2件实寄封之后，撰文惊呼《客邮其复活乎》,发表在6月20日出版的《邮乘》第3卷第1号（图4），谴责英国侵犯中国邮政主权。文章简要摘译工部局通告内容，记述施开甲寄发信件概况，刊出销票邮戳图样（图5），指明应急邮务有意未刻制“Emergency Postal Service”（应急邮政）邮戳，而借用英国战地邮局“FIELD POST OFFICE”邮戳销票，使人不知何地收寄，以此掩盖侵犯中国邮权的行为，逃避世人谴责。最后，他指出：“然在我国境内，自由设局，不独代英兵寄信，且代一般群众寄信，是不得不谓之客邮复活矣。他日著中国邮学史者，共毋忘此一日有半也”。文末还特别补充道，事后又据施开甲告之，军邮戳下半环的数字即代表地名，“1”为上海喀利饭店（笔者注：应为前客利饭店）邮务处，“3”为上海海格路（笔者注：Avenue Haig，今华山路）邮务处，“2”为香港，因为香港亦驻有英国远征军。同期《邮乘》还刊载此文的英文稿，标题为“Emergency Postal Service”（应急邮政）（图6）。并于《申报》6月21日第3版刊登广告《邮乘三卷第一期出版》，重点介绍本期“主要论文有……战事奇邮，客邮复活等等，皆极新颖者”。

《申报》3月24日援引《大晚报》信息报道，自邮局职工罢工后，“邮务当局曾谋施行临时办法，使邮务不致停顿，但均无效”。由工部局出面招募人员，出售英国邮票，收寄国际信件，再移交并通过英军邮路转运，保障外侨通信。原来这是上海邮务管理局与工部局商定后实施的应急措施之一。《申报》3月29日继而刊载《工部局临时邮政取消》消息，报道“工部局所设之临时邮政，以中国邮局业经复工，刻已停办。惟信函之贴有日前所售之英国邮票者，仍将收受可至购票者用罄为止。当临时邮政开办之两天内，所收信件不下数千封”。《中国近代邮电史》、《上海邮政史》等书提及“应变邮局”时，对此均未说明讲透，使人误以为工部局重起炉灶另行组建邮局。图7即为临时邮政首日收寄的实寄封，寄往英国伦敦，封舌凹凸压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销1927年3月25日“FIELD POST OFFICE/1”军邮日戳，这种日戳简称“FPO”军邮戳。图8为寄往英国曼彻斯特的次日实寄封。

上述事件发生后，还引出一段周今觉与陈复祥关于临时邮政的笔谈。陈复祥见到《邮乘》刊出《客邮其复活乎》一文后，致函周今觉，补充告知临时邮政详情，因临时邮局首日售罄2.5便士邮票，次日改为每元可购1.5便士邮票7对，但每件信函须贴1.5便士邮票1对（2枚）。虽然中国邮局已经复工，临时邮局关闭且不再出售英国邮票，但仍可于一星期内使用。并附赠贴用3月26日上午所购1对1.5便士邮票，且在29日寄发到英国伦敦的实寄封。周今觉收到陈函后回复，更正其一些说法，还讲到没有必要去收集临时邮局出售的英国邮票，而“当以邮戳别之，凡日期为廿五廿六两日者，皆可为应急邮政之凭证。过此则为寻常之军事邮政，不足为贵矣”（图9）。他们两人往来书信的主要内容，刊登在同年9月20日出版的《邮乘》第3卷第2号。图10为印有寄件单位为榆林路70号 “The Express Cigarette Co.”的烟草公司的实寄封，就是贴用1对1.5便士邮票，销票日期为3月29日，封面注明经西伯利亚邮路发运，封背有4月5日香港和4月13日哈尔滨中转邮戳，可以印证上述记载。

上海邮务管理局与工部局当年还曾商议印售使用邮资券，作为应对措施，但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图11就是券面印满“emergency postal service shanghai 1927”底纹的邮资券，券面中央印有“GOOD FOR ONE LETTER OF 20 GRAMMES”（适用于一封20克信件），并加盖紫色“EPS”小圆戳，显然专门准备用于寄递国际平信。这一措施后在1932年上海邮局职工再次罢工时施行，日后有机会时将另文专述。

英国陆军部队陆续进驻上海后，约在6月起又启用陆军邮局日戳。1927年4月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局势因而改变。待租界形势趋向稳定缓和后，英军分批撤走大部分部队，最后留存总兵力约1000人，并实行轮换驻防制度，直至1940年8月，除黄浦江还留有一艘军舰外，英国陆上兵力全部撤离上海。图12为1927年6月26日军邮挂号实寄封，销“ARMY POST OFFICE/1”邮戳，封面左上角盖“A.P.O.1”挂号戳，手写“No 6”编号。图13为1933年9月22日实寄封，销戳同图12，信封左上角寄件人为“UNION JACK CLUB/39 MYBURGH ROAD/SHANGHAI”，即“英军俱乐部/梅白格路39号/上海”（梅白格路为今新昌路）；图14为1938年1月3日军邮挂号实寄封，销戳同图12，封面左上角贴蓝色“ARMY P.O. 1”挂号签条。上述3件实寄封年份不同，但军邮戳“APO 1”完全相同，可以成为这段时期在沪英国陆军一直在使用这一邮戳的例证。这种日戳简称“APO”军邮戳，在此期间其它类似实寄封就不再赘述。上述“FPO”和“APO”英军邮局戳，英国集邮界俗称“达利奇邮戳”，主要特征是在双圈日戳下半环都有2条弧形粗线，并嵌有军邮局代号，这种戳型最早于1894年4月在伦敦东南的East Dulwich邮局使用，亦从而得名。

最后再提一下，1927年初英国还从殖民地英属印度调集部分兵力派往上海，驻扎在杨树浦军营，为这些军人提供邮政服务的军事邮局，使用印度军邮局邮戳，已见的几件实寄封都贴用英国邮票，平信邮资与英军邮局一样均为1.5便士。图20为寄往英国的实寄封，邮戳上半环为“F.P.O.”,中间框内第一行为军邮局代号“No：189”，第二行为日期1927年4月25日。图21为此戳5月5日实寄封剪片。

研读老邮刊，旧闻新感悟。从集邮角度出发，本文汇集整理1927年上海临时邮政以及当年在沪英军邮局概况，冀望能为编撰中的《上海集邮史》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史料。

*源于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历史老照片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