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汉字从发明使用就与美术图形关系亲密，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它是在原始社会由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演变而来的。象形、会意、形声、指事等汉字造字方法，无一不与图画有关。而所谓美术字，就是“写”成图画形状、添缀图画或以图画代替部分笔划的汉字，它是一种艺术化了的字体，在表意的同时，还有装饰的重要功能。
甲骨文（2016—17—1，图1）可以称作刚刚成形的文字，同时亦为美术字体的滥觞。有些甲骨文并未脱胎于图画，有些则还带有图像痕迹。因此，从整体上来说，甲骨文类似带设计感的花体字。对字体美感的追求，使祖先对字体的风格也尤其讲究，逐渐演化为魏碑、隶书、楷体、宋体、黑体等，先天的基因加上实际的需要，自西周开始，追求文字的装饰美俨然已成时尚。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各种变式篆体大行其道。历史上，美术字多达300余种，计有悬针书、垂露书、飞白书、填书、蚊脚书、鸟虫书等类。直到今天，美术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外文花体字的营养，依然在美化我们的生活，集邮爱好者对其更加情有独钟。
图2
流传最广、最久、最具装饰美的美术字是鸟篆文和虫书（合称为“鸟虫书”；虫为蛇的本字）。它们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西汉，常用于兵器、乐器、酒器的铭文和玺印文字。其显著特点为：在笔画间加以鸟形、虫形等装饰，或改造字体笔画使之盘旋弯曲如鸟虫形状。字体华丽，引人注目，装饰效果强烈。文化大师郭沫若（J87）曾称赞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1968年挖掘的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2000—21），出土了两只铜壶，其一为蟠龙纹铜壶（2000—21—2，图2），其二为鸟篆纹铜壶。两壶均有鸟篆文铭文，文字之起笔与转折处附缀了鸟头图案，而且所有线条都写成夔形（似蛇而一足）双线，回环曲折，舒展有度。更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们惊喜不已的是：鸟篆纹铜壶壶体以金银镶嵌的纹饰，不仅瑰丽、流畅、纤巧，而且其实绝大部分为文字，即鸟篆文。它们组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诗里赞颂美酒“充润肌肤，延年祛病”的益处。相关邮票设计原本考虑用铜壶上的鸟篆文作背景，新邮资料介绍也已言明了，但最终留下遗憾，设想没有落实。西汉时，铜镜工艺亦十分精湛，其装饰除图案外还有形式丰富的文字，即美术字——主要是缪篆、变式篆体和变式篆隶体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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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邮票设计师比较重视美术字的装饰功能，在邮票、邮资封片上常可欣赏到它们的倩影。在这些艺术加工的美术字中，多见吉祥文字与生肖文字。《福禄寿喜》（2012—7，图3），每枚邮票的主图均为相应的美术字。这些美术字的特点就是以相关的珍禽异兽、祥花瑞草、民间传说等吉祥事物来装扮或替代部分笔划，使之更加美观、喜气、热闹，例如“寿”字，就有象征长寿的松、鹤等装饰。花体字“喜”、“福”字更为多见，而且非常花哨，有的牡丹、水仙等四季花卉，喜鹊、鹦鹉等各色祥羽争相出镜（HP，13—440000—13—0014—000，图4），以增添喜气；有的布满多姿多彩的京剧脸谱，以劲吹送福中国风（HP2013，图5）。生肖文字（HP2007，图6）或预示新年的“春”字（贺年有奖明信片HP2012，图7），则常常用当年生肖图案取代部分笔划。吉祥字“喜”也可以与生肖图案联手（HXYF2015—2，图8），使幸运封更加“喜气洋洋”。 吉祥字“福”还会用击鼓、舞狮、拜年等各种人物来烘托过年喜庆气氛（HXK201313，图9）。
美术字甚至用来打扮集邮工具。邵林先生曾在《上海集邮》上撰文，回忆他的伯父赠给他一把小巧玲珑的银质邮票钳。钳子两面各镶嵌3块翡翠，中间1块刻有一个上下左右对称的图案寿字——就是美术字。可惜，邵先生喜爱的这件礼物在“文革”中惨遭毁灭（参见010920）。
图10
文字与书法都源于中国，并对日本和韩国文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书法与标志设计自然也不乏受汉字的影响。如日本2005年《干支文字》生肖邮票小全张（图10），主图文字——代表“鸡”的“鸟”（“酉”）多为现代书法家书写的花体美术字，其中有户田提山书写的鸟虫篆体“鸟”（左）、船本芳云书写的象形篆书“鸟”（右二）、稻田云洞书写的甲骨文“鸟”（左四）等。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