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1926年成立的北京邮票交换会，被认为是北京创建的第一个集邮组织。然因年代相隔久远，对于该会及其会刊——《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尚存不少研究的空白，即使最新版的《北京集邮史》、《北京集邮史话》也没有太多新的内容。
《北京集邮史》刊有一帧1926年3月19日北京《晨报》所刊《邮票交换会成立》的书影（图1）。这段报道虽字数不多，但细细品读，却可发现不少重要的细节。譬如报道中说：“凡是本京会员，每星期下午三点，必在该会聚集一处，互相交换”、“闻该会会员除每星期例会外，每六个月即开一邮票比赛大会，藉以提倡集邮者之兴趣”。从这两句话似可看出，在《邮票交换会成立》见报之日的3月19日前，该会实际上已定期在每周日下午开展活动，甚至可能还举办过至少一届的每隔六个月举办一次的邮票比赛大会。相信当时邮友们自发组织且定期开展的邮票交换活动已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晨报》予以宣传性报道。不过，这篇报道并未明确提及该会是在哪一天成立的，所以2014版的《北京集邮史》将《邮票交换会成立》的见报日期1926年3月19日视作该会的成立之日并不准确。
图2
有关该会会刊——《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的出版期数，一些较为权威的集邮资料，如：《中国集邮史》、《中国集邮与邮政要览》、《中国集邮百科全书》、《北京集邮史》等均记载仅于1926年9月和1927年6月各出版一期。《北京集邮史》也刊登了一张《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的封面，上面注明有出版日期1927年6月，及“第二期”等字样（图2）。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处的“第二期”到底是指“总第二期”，还是1927年的“第二期”呢？一般来说，如果是“总第二期”，通常会在期号数前加个“总”字，况且，刊物的期号数也鲜少有跨年度连续编号的。
图3
图4
最近，笔者看到一本1926年9月出版的“会志”（图3），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刊号，但奇怪的是，封面上竟也赫然写明“第二期”，难不成是印刷错误？再看封底，为英文版封面，上面同样写着“No.2”的字样（图4），显然印刷错误的可能性并不大。既然出现了两本“第二期”，则可说明该刊期号数也是按通常的年度编号的，即1926年9月出版的是1926年第2期，前述1927年6月出版的则是1927年第2期。
图5
图6
1927年出版的《邮票新声》第2卷第1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推断。该期发表的《中国邮票刊物调查》记录有：“会志”，北京邮票交换会，十五年六月，季刊”（图5）。说明《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在1926年6月就已出版了第1期，为季刊。时隔一个季度后的9月出版1926年的第2期“会志”也完全符合出版周期。至此，我们可以确认，《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一共出版了至少四期，而绝非仅两期。那为什么很多资料均记录该刊仅出版两期呢？原来，问题竟出在施秉章本人身上。他曾在由其主办的环球邮票社《第六次卖品目录》上发表过一篇《创业纪实》，文中说到他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有108个国家的会员加入。后因个人精力有限，物质不继，仅出“会志”两期（图6）。此文写于1932年，离1927年仅仅5年之久，作为“会志”的主要负责人竟然把出版期数都记错了，正因为这个低级错误，也导致了后人以讹传讹。
图7
1926年第2期“会志”刊登有《本会紧要通告一》（图7）：本会自诞生以来，瞬将五月。此五月之中，会务之进步，会员之增加，不可谓非同人办事苦心之成绩也。这则“通告”告诉我们：该会成立尚未满5个月，若按该期“会志”出版之日9月20日推算，邮票交换会实际成立日期应该是5月前后。
图8
该期“会志”刊登有《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员录》，一共收录57名会员。每名会员均记录了入会日期，包括名誉会长艾德敷（14号）、会长王翰祥（1号）、副会长汪效庸（2号）、樊惠亭（20号）、书记员施秉章（3号）等在内的1－40号会员的入会日期均为1926年5月1日（图8），41－57号均为6月1日。通常邮会正式成立之日即开始接纳会员，由此推断，该会正式成立日期应为1926年5月1日。这与“通告”中所说的“本会自诞生以来，瞬将五月”也正好吻合。至于为何《晨报》在一个多月前的3月19日就已报道“邮票交换会成立”了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邮票交换会正式成立前，自然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客观上当时邮友间已自发形成了每周日下午聚集一处，互相交换邮票的习惯，后来大家逐步有了要成立交换会的呼声，最终经过筹备期后，于5月1日正式成立北京邮票交换会。
图9
“会志”第2期发表了施秉章的《集邮记》，详细记录了他的集邮经历，其中谈到他曾通过福州邮票兑换所、世界邮票社的魏德铭（即魏叔彝）购买邮票。到了北京后，得到集邮家裕聪霆的建议，参加裕君创办的“邮票交换会”（即“万国交换通信社”），因认同其交换办法，于1923年成为了该会会员，得以与外国集邮家直接通讯交换邮品，收获良多（图9）。据《北京集邮史话》记载，当时欧美集邮家都知道北京西城有一位B.C.Shih（施秉章的英文名），给他寄信，即使没有详列地址，信件照样能收到，足可见其集邮名气之大。相信施君后来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万国交换通信社之启发。
图10
图11
图12
说到这里，顺便也要谈一谈裕聪霆创办的万国交换通信社。最早介绍该社是1924年3月出版的《邮声》第17期，说该社于1923年由裕君创办，成绩极佳，信用卓著，当时已有社员200多人。并出版过英文季刊，内容甚丰富，且该刊只分送各社员，社外人不能购阅（图10）。施秉章在其《创业纪实》中也提到，自入会后，曾收到会刊多册。由于万国交换通信社社刊已年久失传，以致该社的详细情况已难以考证。但从施秉章的记录可窥见，该社确实存在并运作过一段时间。《邮声》介绍到该社社名时，还加上“中国”两字，是否意味着该社在国外也有分社呢？从其活动方式，及其社刊对内不对外的赠阅形式来看，它也似乎更像是一个集邮组织，而非盈利性的集邮商店。如果这样的话，北京首个集邮组织就应该非它莫属了。但《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1926年第2期署名畏如（即施秉章）的《本会之缘起》（图11）说，“北京为中国首都，未闻有邮票会之组织”，这似乎间接否定了万国交换通信社是一个集邮组织。可是，施君在后面的《集邮记》中又亲口说它是一个“会”，还成为了它的会员，那又怎么解释呢？很大可能是当年施秉章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时，“万国交换通信社”已停止活动，那时的京城已无任何集邮组织存在，得益于通过交换可丰富邮票收藏的成功经验，施氏便萌发了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的念头。事实上，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万国交换通信社是一个社员间交换邮票的集邮组织，而非买卖邮品的集邮商店。所以，笔者认为北京最早的集邮组织应该是由裕聪霆于1923年创建的万国交换通信社（图12为当时裕聪霆使用的“万国交换通信社英文地址章”），而非施秉章筹建的北京邮票交换会。
1926年“会志”第2期一共有62页（按页码计，部分为空白页），其中会务信息（包括简章、通告、会员录等）共14页，目录4页，图片部分6页（实际图片3页），图说4页，正文26页，广告4页，及英文版8页。该期“会志”的主要内容有： 梁芸斋的《集华邮之我见》，施秉章的《论发行美丽邮票与国家财政之收入》、《搜集世界邮票之我见》、《各国邮票之增加与集邮家之趋势》、《集邮记》、《交换邮票与购买邮票谈》、《集邮家与邮商之比较》、《邮票与邮识》。另有各国邮票新闻19则，其中王抱存、张景盂各写3则，其余均出自施秉章之手。最后是特载《伪造邮票范围扩大》（施秉章）及集邮常识等内容。从中不难看出，近八成的文章都由施君执笔。
查1927年“会志”第2期的部分书影，会员录分中文版和英文版两部分，中文版名录仅4页，收录1926年10月后入会的会员名单，从59号会员袁寒云开始，到264号贺伯辛止。因中间很多跳号，实际仅收录了30位会员。相反英文版名录却有16页之巨，收录了109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名录，最大的会员号为264，是一位来自朝鲜的会员。该期“会志”的主要内容有：周今觉的《邮具篇》，蔡受百的《世界邮票丛谈》，王抱存的《东京之邮话放送》、《邮界专用名辞对照表》，施秉章的《巴黎邮票集会之盛况》、《香滨公司之营业状况谈》，闵镇华的《各国新出邮票》，效庸的《帝俄最古之客邮变迁谈》、《蒙古邮票谈》等，另外还有署名八闽居士的《积金积玉莫若集邮》，集邮少年的《日本现行邮票改版发行之预测》、《日本邮制笺片丛谈》，邮狂的《日本属地邮票改版后行之提议》……。与1926年第2期相比，本期的作者人数已大为改观，不再是施秉章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至少出版了四期，即1926年6月出版创刊号、9月出版了第2期，1927年出版了两期，第1期应该是3月出版，6月出版了当年的第2期。因该刊是季刊，所以1926年12月是否还出版过一期目前无从知晓。今后如有邮友能挖掘出该“会志”其它期号的内容，相信一定还能揭开更多有关该会的秘密。
本文成稿过程中，承蒙刘广实、金问涛老师提供素材和意见，顺致谢意。
参考文献：
北京市集邮协会.北京集邮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北京市集邮协会.北京集邮史话[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集邮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1.
张林侠.中国集邮与邮政要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7：55.
盛名环，黄宪明.中国集邮百科全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6:4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