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勇坤：邵洵美与《中国邮票讲话》

邵洵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身为诗人、翻译家、出版活动家。他写诗、撰文，开书店，印杂志，办印刷厂，先后出版《狮吼》、《金屋》、《新月》、《诗刊》、《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人言周刊》、《万象》等十几种刊物，确是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而他寄情于集邮仅短短的四个春秋，集邮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专注意可以作为文章题材之票品，求其未经前人道及之变体而收集之”， 也就是说是集邮是为写文章搜集素材；其次“发宏愿撰著介绍全部国邮之专著”要为“宣传鼓动专集国邮之风气”。他涉足“绿衣红娘”的收藏脍炙人口、《中国邮票讲话》的写作轰动报坛、绵氏上海邮票会英文讲稿的译述开邮学探讨之风，在中国邮史上留下了不同凡响的足迹。

一、邵洵美的集邮历程与“绿衣红娘”的收藏

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原名云龙，后改名洵美。笔名有郭明、荀枚、初盦等。新光邮票会顾问（图1）。

1941年因陪伴喜爱邮票的儿子“游观各邮肆，始惊识国邮种类之繁迹，史实之重要”。[一芹：海上邮人小志32 ·邵洵美/《国粹邮刊》第33期]“乃从陈志川借阅《邮乘》、《华邮图鉴》而卒读之，以为蓝本，从事集邮，并广搜邮刊研究，邮识大进”。[公孙柳：邮人邮事甲集]

邵氏集邮虽晚，但集邮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专注意可以作为文章题材之票品，求其未经前人道及之变体而收集之”。[邵洵美：万寿大字长距新变体/《国粹邮刊》第15期]

他说 “余在集邮界为极后之后辈。对中国古票，仅知大清晚年有蟠龙图案之邮票（即帝国伦敦版无水印票）半分、一分、二分、三分四种：幼年时曾亲自贴用过也。前年中秋后，始得观华邮丰采。一见如故，大有相逢恨晚之感。但以一穷措大而染此阔嗜好，实在太不识相。遇见珍品贵票，都只得目逆而送之。为解嘲及自慰起见，于是专在古票中，求其未经前人道及之变体而收集之”。

为此，他以“未见经传”为目标搜求未见著录，但有邮学研究价值的邮票，集得孙中山主持设计的飞机图样票、红印花小2分绿色加盖票等珍品。又“从友好假《邮乘》、《华邮图鉴》而卒读之，深惜中多未完之稿，且旧日言论，不无过时宜补正者，遂发愿撰著介绍全部国邮之专著。”[一芹：海上邮人小志32·邵洵美/《国粹邮刊》第33期]

为了购得红印花小2 分绿色加盖票（实乃试盖样票），邵氏以“催妆诗”、“定情赋”殷切求购甚而“扬言不复遣归，宁为玉碎”，与邮界同人展开了一场堪称史无前例的夺邮大战，震动中国邮界。

“绿衣红娘”的学名应称为“红印花加盖绿色小字‘暂作洋银二分’试样票”，是邵氏将此票比作“绿衣红姑娘”，也可以说是邮界将珍邮拟人化的嚆矢。他在给陈志川的信中说“得一亲眠思梦想之绿衣红姑娘，不胜自庆有缘”，告知陈志川希望宋慧泉“放松条件”割让于他“以示‘英雄不为美人迷，反叫书生魂梦颠’”。[邵洵美致陈志川函]

1897年，清朝发行红印花票加盖“大清邮政”邮票。在红印花加盖“暂作洋银二分”邮票中，有大小字两种。一般都是黑色油墨加盖的，只有极少几枚是用绿色油墨盖的。香港邮学家李颂平认为:“过去邮人对此票来由，莫衷一是，迨交通部邮政总局举办邮票展览时，亦曾有同样之票展出，但该票已盖上SPECIMEN字样，于是始确定其为试色样票，然此票存世之数量，仅不足10枚也，相传为北平白纸坊财政部移交下来之旧物。” （图2）

此票最初由陈志川以重值购自一西人集邮家。因为当时只发现了一枚红印花小二分绿色加盖票，无法确定其价值，甚至有人怀疑为化学变色[惜邮馆主：国邮古票不见经传之新变体/《国粹邮刊》第2期]，而陈志川又以研究大龙邮票为主，因此就想把藏品转让。1941年，宋慧泉得知此事后将其买下。

此后，邮界确立了红印花小二分绿色加盖票的珍品地位，并命名为“绿衣红娘”，致使陈志川后悔不已。 

自从探明“绿衣红娘”的真实来历后，邮家开始对这枚邮票追逐不休。1944年，上海的集邮家王纪泽、郭植芳、宋醉陶、邵氏都想一睹“绿衣红娘”的风采，于是邀请宋慧泉携此珍邮来上海。据宋慧泉后人撰文回忆，在接风宴上，宋醉陶以若干万寿加盖改值的变体票和商埠邮票换走了“绿衣红娘”。邵氏闻讯后，在宋慧泉的送别宴上，商请主人借此票赏玩数日。宋醉陶心想好事已成，就同意了。数日后，邵氏请宋商让，宋不肯，又许以重金，仍不为所动。邵氏爱票成痴，不惜再三恳求，并“扬言不复遣归，宁为玉碎”。宋醉陶虽“恶其无聊，然颇鉴其诚”，又经亲友调解，只得忍痛割爱，最后，邵氏以比原交换价高出 7 倍的价格从宋醉陶处购得。

宋醉陶忍痛割爱后，在《国粹邮刊》上有《似曾相识燕归来》和《无可奈何花落去》二文详记其经过。其第二篇的文中慨叹“一代名姝，垂手失去，虽曾归余，而未尝有一夕之欢”。[宋醉陶：无可奈何花落去/《国粹邮刊》38期]（图3）

邵氏“强聘夺爱”，此事同样惊动邮坛，人们不免称奇。张包子俊撰文称“是花娇产申江，惊人才貌，燕赵远游，风尘劳顿，今则名士美人，藏娇金屋，定将邮传佳话矣”。

1948 年 5 月，邮政总局和上海新光邮票会联合在上海举办邮票展览会。出展时邵氏“声明须与小一元为配偶”，以显示它的罕贵。当时马任全的小壹圆旧票陈列在第一室，其他布置已齐，将“绿衣红娘”置于小壹圆旧票之上，而马任全又不赞成，此时“旋得霍君（霍雪侯）之小一元新票，乃重新布置，将两小一元票，分为左右，以红娘介其中，名实相符，始获解决”[王纪泽：会场集锦/《新光邮票杂志》1 5卷3期]，一时成为沪上报纸争相报道的热点新闻。（图4、5）

二、邵洵美的《中国邮票讲话》

邵洵美“为当代文艺界知名人士，鸿著散见国内外书报”。邵洵美的第一篇集邮文章《民国试制票中之珍品》发表于《国粹邮刊》第14期上，陈志川评价其“移其一部分兴趣于集邮一道，研究极得心得”（图6）。旋在《国粹邮刊》刊发由邵氏翻译并穿插11条评注的绵嘉义《海关首次大龙票重要史料》。

1943年7月起，邵氏还以笔名“护封”和“龙头楼主”在《人生》杂志刊发邮文，1949年尚有《谈小龙加盖票》见载《浙江新闻副刊·中国邮报》（图7）。

邵洵美的邮学著述以《中国邮票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影响最大。1943年3月1日起，邵氏以初盦为笔名，在《新申报》连载60天计60篇。文中谈及中外知名集邮家近50位，引用中外集邮书刊10余种，对当时中国发行的邮票进行了系统生动并富有创见的介绍。《讲话》的写作目的，邵氏言“希望一般素来不集华邮的同好，能因此更明了华邮的价值；一般平昔不集邮的，能因此了解集邮的趣味”。（图8）

为了写好《讲话》，邵氏“搜求关于国邮的书籍与刊物，得空总跑到几家大邮票公司去翻看选票册”，对于邮学书籍之阅读，尤为努力。”（张赓伯语）

《讲话》还在连载中便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黎永锦的评价是“《讲话》整整六十篇，能于两个月中按日不断刊出，却非容易，况资料充沛，一贯有序……一般素不集华邮者读之，亦颇感趣味”[黎永锦：《讲话》后有感/《国粹邮刊》20期]，所以“其影响足使报纸销数，为之激增”。作者不断收到要求“补配” 报纸的来信，由于刊登“第一篇前言”的报纸，作者自己仅留有一份，邵氏只得将“三月一日的本报，放在吕班路二百十一号该社（指金门邮票社——本刊编者）门市部，供集邮同好借阅或抄录，时间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

邵氏很想在《讲话》连载结束后出一单行本。他说“从诸位来信的踊跃上看来可以知道我的工作已得到相当的效果。这是一个写文章人最大的安慰，我本人也引为非常荣幸与愉快”。他对单行本内容的设想是“开始须略谈集邮的利益：如何可作精神的安慰，如何可作是心意的锻炼，以及同时如何可作储蓄与投资看待。接下去便讲集邮的常识：什么叫做正票，变体，试制票，试印票，对倒，方连，版式？怎样去研究齿孔，刷色，背胶？怎样去分别石印，雕刻钢版，影写版，铜版？此后须说明集邮者应备的工具与其功用：如量齿尺，验水印盘，胶水贴票纸，玻璃色票纸夹票簿，贴票簿之类。”

遗憾的是，由于“要印刷这样一部七八万字的小书，若以一千本来计算，所费将近万元，而这一类书籍的销路又不会十分大。注定是一笔亏本生意，我实在不忍去害人。”

他期盼“集邮者多了，邮学书籍便有销路，著作与出版的便自然兴奋。反之，著作与出版的能加倍努力，当然能造成许多新集邮同好，刊物的销路便也因之增高。所以这是要双方合作的。”故邵氏又说“我觉得这本‘集邮小手册’正是目前初集邮者最欢迎的一部书籍。从最近收到的来信里看来，我感觉到有一本书是不可少的，那便是集邮入门一类的书籍。有几位同好虽然也写过些这类的文章，登载在邮学刊物里。不过既是定期刊物，过了期便买不到。”

三、邵洵美的邮学著述

1、“有钱时上邮票店添些新票，无钱时向人要些旧票”

针对当时邮人集邮贪大求全的现象，邵氏分析说，既便是有钱人邮票收藏也“不敢说齐备”。他举例说：“中国的周今觉，美国的史带，英国的台维德爵士，也是各有千秋，互见短长，谁也不敢说齐备”。“所以我们不妨划定一个时期，或指定个种类，独辟新径，与众不同”。应该像“陈志川氏专收海关第一次大龙票，刘子惠氏与宋沅清氏专收万寿票，徐慕邢氏与王纪泽氏专收印花加盖票，黎永锦氏专收商埠票，钟笑炉氏与王德庆氏专收现代票”那样来集邮。

邵氏就此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穷措大”集邮法，“有钱时上邮票店添些新票，无钱时向人要些旧票”，“用去了不到一百块钱，竟然已拥有一部国邮全集，从普通的旧票里，也可以发现变体，撰求版式，鉴别种类”，从中挖掘出稀少变体。他还提供了自己的“先从收集小数值的正票着手，其中也有比较贵的，并不急急乎要购备，直到有了一笔闲钱，方始买来贴进邮集”，这样的循序渐进的集邮法，“和我同样的穷措大可以从此地去发见真理（邮票）”，清蟠龙宋字一分票壬字头变体就是“在旧信封上发现”的。

2、“一般经济集邮家，从烈士票着手”

从普通邮票里，也可以从中挖掘出稀少变体，邵氏以烈士像票为例向读者极力推荐。“现在烈士票，北京老版，商务有水印无水印票，均可由面值购得，总共不过五六元。北京新版，那么在上海的集邮店去买，所费也有限。连那枚四角叠版变体票在内，也只一百余元”。而这枚四角叠版变体票“是一个小孩发现的，这消息发表出来，寂寞已久的集邮界便服了一帖兴奋剂，大家都到自己的邮集里去觅实了”。不过，邵氏没有一味强调变体票的价格，而是强调“烈士票是我国近代票中最有趣的一种。”“可以从齿孔，刷色，纸张上，去研究异同。”因为“收藏是一种趣味，没有钱的也可以享受”。

为了“怂恿一般经济集邮家，从烈士票着手”，邵氏还把自己“去年从浙江一个县份里，买得一小批三角，八分，三分，尚有十几枚复品”提供同好，“可附足回件邮费与空白信封以同数值之现行邮票交换。”

以此不计利益不嫌麻烦地为读者服务，没多久，邵氏便收到了一大批读者来函，要求交换“前期港版烈士票”的不知有多少。“我一一专函答复，将邮票如数寄去。现在所有的复品全部完了，交换只得停止，务请诸位原谅。”

他不提倡仅为谋利而找变体票，故他又说“当时集邮家得讯最早的，便都拥到集邮处与各邮局去，凡见印有此版号的便尽量购买，一时获利甚丰。严格说，这种当然不是集邮家应有的态度，尤其是可获得到相当利益。”

然而，为了引起邮人的集邮兴趣，邵氏还是撰文，告知怎样发现邮人比较关注的“四角叠版变体票”。

他一方面反对收到邮票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去查觅有无变体”，一方面他还是以自己印刷技术的实践经验，就印制邮票的雕模、制版步骤与印刷颜料的色泽来研究、鉴别变体邮票，把新发现变体票向读者“透底”，又一次将“民字多点”的三十周年纪念票“在此地发表，愿同好大家各人自己的邮集里去找寻一下”，因为“我国历来的纪念票里，均无变体，现在有这个发现，定能使集邮同好，增加不少兴趣”，强调的是，此能“增加不少兴趣”，担心的是被人“以为奇货可居，而大抬其价，否则我却免不了要被人指为‘祸首’的”。

3、“诸位看了也许要当作是神话”

当时有集邮家宣称“集邮是无国界，无贫富，无阶级的一种公共娱乐；倒不是大资本家的专有品”。[李隽青：从不景气的邮界说到平民化的集邮/《新光》2卷2期]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少则几元，多则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集邮消费，还是令人难以承受的。难怪时人感叹：“一套纪念邮票，已去斗米之资。虽欲珍藏，安可得哉？”[陈天一：纪念邮票宜于小数之我见/《邮票新声》3卷3/4期]唯有以洋行、银行职员、工商业者等经济收入属于社会中间及以上水平为主体的集邮者，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从事集邮这项活动。

对此，邵氏在《讲话》中，为集邮者量身定做个性化的集邮方案。

一位“境况很拮据”的集邮者在听从他的指导，专集烈士像票后，注意到齿孔与变体，仅“在第九十九版号的港版无水印一分烈士票里，发见有十六枚小变体”，“有的是在旧信封上发现的，有的是同好处交换来的。”“共用去不到两百块钱，贴满了烈士票的练习簿却已有三十多本。”“这位朋友现在已成为烈士票专家了。”[护封：谈集邮/《人生》1卷1期]（图7）

由此被邵氏称为“神话故事”。而邵氏对此的评价是“这里面他所得到的愉快，可以说并不是金钱买来的，其实金钱也并不一定买得到。”下为邵氏披露他在处理读者来信时的情形，读之，我们不难窥见作者在写作那一组组文字时，为了造就这些“其实金钱也并不一定买得到”的“神话故事”，心中激荡着的对读者的厚爱和蕴藏于作者的丰沛的邮学含量：

——“我每天要写一篇‘讲话’，还有别的事情，实在抽不出时间写信。这些‘讲话’发表以来，有许多读者，一向不知道集邮的，竟然发生了兴趣。写信来和我讨论的，问我华邮何处去买的，要我解释集邮上各种问题的，不知有多少。”

——“昨天晚上，好容易把千叶转来的，最后一批诸位来信，答复完了。一共三十四封。真抱歉，里面有两封还是前星期收到的”。而“这三十四封来信，只有四封附着回信的邮票，两封同时更附着空白信封。诸位有什么问题要我答复，我赔些邮票是无所谓的；不过目前纸价高涨，这三十二封的信封与信纸，却要化一笔钱”。“有几位先生，在半张信笺上，竟然提出十多个问题。那怕是极简单的答复，也得费去半个钟头”。

4、“这种混乱现象，我无以名之”

他描述沪上当时“不到两个钟头，已把邮局存票完全买完”的炒邮情景，“简直与轧米轧油不相上下”。“不道德之邮商，极宣传之能事，言此票发行如何之少，转瞬间，获利数十倍。”

感慨“这种混乱现象，我无以名之”。批评“专从金钱为目的者，把邮票当作稳妥的货物”。他说“集邮虽然也有人当作一种投资的目标，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大家看它也会涨价，也有市面，同时又简便，又自由，竟大量购藏，无形中票价被他们抬高了不少”，“变成囤户了”。

他分析炒邮的危害一是“疯狂过去，立刻惨跌”，“因为邮票的涨价务须经过历史的试探与实验，短时间内印刷与发行的数量，既无从探悉，凭了什么在几个月内涨上三百倍”。二是“这种人的目的，大半并不真在集邮，但是国邮的市价却被他们一天天抬高，从此凡有新票发行，大家便争先恐后，你抢我夺，集邮家受到的苦楚，实难形容，普通商人变成集邮家、集邮家变成邮商、邮商变成囤户”。指出“合理的涨价，可说已相当经过历史的试探，除非当局重印发售，价值难以回跌。不合理的涨价，乃有人撵纵之故，市价涨到不能再涨的时候，操纵者陆续出让，甚至供过于求，价值便会惨落”。

 5、“究竟那几种可称为‘民国四珍’却有重行估定之必要”

周今觉提出将红印花原票、红印花小字当壹圆邮票、红印花当伍圆倒盖邮票和伦敦版宫门二元中心倒印邮票并称“华邮四宝”之后，又提出“民国四珍”。此四珍有“二元官门倒印”、“三分暂作二分倒盖”、“四分暂作三分倒盖”、“限新省贴用误作限省新贴用”，基本得到邮界的认可。

然而，邵洵美则数次撰文对“民国四珍”提出质疑，焦点是“民国四珍”中的两大倒盖变体“只有周先生一人购得”。甚至怀疑“三分暂作二分倒盖”、“四分暂作三分倒盖”皆有赝品的可能，其依据主要一是据陈复祥云“薛多尔氏恐其伪，拒之”；二是邵氏经采访“退休的邮政要员”，得悉“这类倒盖，都是外面伪造，外国的照相制版与印刷术又精美，便是仿造出来的，我相信一般人也已经不容易鉴别了”；三是“全凭外国邮刊的记录，人云亦云，难得分辨”真假；四是“周先生（周今觉）以一百元左右之代价，得到一个单枚，一个四方连，岂以价廉而为物必美”？ 邵氏意为“其中必有原故”。

综上所述，邵氏得出：周今觉“贸然独断创‘民国四珍’之名，而将此二票列入”。但他仍认为：“‘民国四珍’这一个名词，自《邮乘》发表以后，集邮界已互相引用，可说已有存在之价值。”这与全盘否定有很大不同，他认可周氏的“四珍四宝”说，在宣扬华邮国宝中的作用，他说“我对于周先生的文章一向极为佩服。他的《邮乘》对宣扬国邮的功绩更不可抹煞，他平时对邮学上一切疑点无不追根究原，推敲辨正不愧是一位邮学家。”

不过，邵氏对周氏“能言善文”还是颇有微词。他说“我们因此联想起‘民国四珍’这一个名字的来历。据说完全是周今觉先生一人所创。当时国人集邮家中，以周今觉先生之收藏为最多，他犹能言善文，并且自己出版与编辑我国当时的权威邮刊《邮乘》，说话自然有一般人信从。”他在另一文中举出袁醴波一例来说明自己“对他的‘职业道德’发生相当的缺憾”。所以，他强调“究竟那几种可称为‘民国四珍’却有重行估定之必要”。继而希望“我国集邮界的最大权威”——新光邮会“能用极严正之态度作一个最后的判断。”并提出五个问题，认为新光邮会有“他们不能推却解决的责任”。

其中，一是提出“国邮的真正价值应由国人来决定，像以往那般全凭外国人的目录，应认为是我国集邮界的奇耻大辱”；二是“编印国邮标准目录，使集邮家有所遵循，以免受无耻之辈的欺骗与怂恿。”

他对新光邮会寄予期望，“许多未见经传的变体，邮会应审查其真伪，而确定他们的地位与价值；集邮界中时有无耻之辈，利用欺骗手段而获厚利，邮会应尽量检举，给以道义上之惩戒；揭破集邮界中之黑幕，如操纵垄断抬价，囤积居奇等恶现象” 。

6、“集邮绝对不是有钱人仅有的享受”

他在《讲话》开篇中，就道出他撰写《讲话》的目的是“使大家对集邮能有真正的认识，将来更拟多登科学研究讨论与介绍文字，使初集邮者有相当的邮识，而得享受集邮真正的乐趣”。

一是告诫邮人：“集邮家不必一定要是邮学家”，但应“将自己的收藏，分门别类；查明他们发行的日期，全套的种数，变体的特点，版式的异同，详详细细在邮集上注写清楚。”

二是告诫邮人：“集邮绝对不是有钱人仅有的享受，没有钱的人，一般地可以集邮，一般地可以成为集邮专家。你不妨从即日起，对你自己收到的函件留心，在你家里箱箧中寻找，或是向你亲戚朋友处索取，保你经过相当的时间，一部洋洋大观的现代国邮专集便为你所有了”。特地向读者介绍《国邮简目》对辨别变体有参考价值：“好在定价不贵。况且里面还有全部国邮的简单说明，各种古票新票的辨认法，邮学专门名词的讲解，国邮珍票的注说，以及华邮专家的体论”。

邵氏“对于邮学书籍之阅读，尤为努力。故所得邮学智识亦日趋猛进，况研究既力，对于任何邮票均随时仔细考虑作为研究资料”。[（《国粹邮刊》）编者：万寿加大字长距五分票“作”字外移之变体/《国粹邮刊》第7期]

为此，他极力向读者推荐《邮乘》《邮学月刊》《邮讯》《邮典》等集邮书刊。

（文内所引除注明外，均引自邵洵美《中国邮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