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北京邮票交换会及其会刊探秘》（本刊今年2期）推断题示“会志”应不少于四期，需要订正。
近日，金问涛老师发来一帧“会志”1927年6月刊的书影，其中《紧要启事一 》说：本会第一期仅出会员录一份，无所谓会志，第二期始有正式会志出版……兹为划一起见，第二期会志现已改为第一期会志，而第二期会志则正在编辑之中……第一期会志之印刷费（四百份）已达大洋八十元之多……若一年而出四期，不特亏累甚巨，且无法以善其后。又以会员人数有限，故先改为一年两期……本会会长王君汉强以在沪，故不能遥领会务，业已辞去会长之职，现已由副会长汪君效庸正式递补为本会正会长，施秉章副之……
这则重要的“紧要启事”解决了几个疑问。
一、1926年6月出版的《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只有会员通讯录，没有集邮文章。这个也好理解，因为北京邮票交换会于当年5月1日刚成立，马上要征稿并不容易，所以这期“会志”内容很简单，仅列会员通讯录，估计该期“会志”只有薄薄数页。不过笔者认为，该会刊的刊名一开始就叫《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否则，《邮票新声》第二卷第1期也不会登载刊名为“会志”。且6月出版的“会志”上也注明为第一期，所以才会有1926年9月的第二期“会志”。
二、后来因为要求配缺第一期的新会员众多，但已无存刊供应，故而干脆废了第一期《会志》的“名份”，把它“降格”为《会员通讯录》，把1926年9月出版的第二期“会志”“提拔”为第一期，那时刊物已经发出，所以也不可能再收回重新修改期号了。
三、1927年6月出版的会刊被看作是正式出版的第二期“会志”，所以又印了一个“第二期”，导致《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出现了两个“第二期”，让人摸不着头脑。
四、根据该“紧要启事”的内容可以确定，北京邮票交换会分别于1926年6月、9月和1927年6月分三次出版了《会志》，但该会只认定1926年9月和1927年6月出版的才是正式的《会志》。这与施秉章在其主办的环球邮票社《第六次卖品目录》中《创业纪实》回忆的“仅出会志两期”相吻合。不过，客观地讲，1926年6月出版的第一期《会志》也是北京邮票交换会的正式出版物，用现在的说法，它可被认为是筹备刊或试刊号，编号为总第1期，而同年9月出版的《会志》第二期可视作为创刊号，编号为总第2期，1927年6月的《会志》则是总第3期。因此，北京邮票交换会的会刊实际一共出版了三期。
五、“会志”1926年9月刊一共印了400份。
六、王汉强在1927年6月前已请辞会长，汪效庸同时继任会长，施秉章任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