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子阳：公私合营时期的上海邮商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邮商与各行各业一样，参与到了公私合营的进程。1956年初，上海众多邮商正式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由中国集邮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归口受理。据《上海邮电志》记载，当时沪上共有邮商44户，其中有店铺的18户，摊点26户，其中有5户经营邮票出口业务。   

当时邮商行业归属于珠宝业，在上海市珠宝商业同业公会下设集邮组，由钟笑炉担任大组长。笔者收集到一份油印的名单，正反面分别印有两个小组的组员名录及通联方式。第一小组组长徐星瑛，组员19人，分别是顾培钧、王富鹤、徐星瑛、赵士骏、钟笑炉、叶少亭、杨毅、沈锡成、邵玉麟、郑玉林、陆庆章、沈金山、刘悦青、梁锦洪、史久霖、严正、谈贵生、包伟民、基础民（图1）。第二小组组长谈佐麟，组员亦为19人，但最后一位林忠良的信息为钢笔手写。组员有柳至川、陈海忠、张天铎、谈佐麟、马福秀、张子堂、薛福中、宣鼎、陈兆麟、吴国礼、柳克丞、李汉麟、陆静哲、张心华、桂志和、何雨亭、朱德荣、顾锦涛、林忠良（图2）。该名单列出了当时邮商店铺所在的区名、店名、地址、电话、住址及家庭电话等信息。此应是在公私合营后不久，为方便主管部门对邮商进行管理，及邮商间相互联系而印制的内部通讯录，它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上海邮商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名单上还注明了每个小组的活动时间，如第一小组每周二下午6:30在南京东路137号顾培钧的福利集邮商店开会，第二小组每周一下午7:30在南京西路1443号马福秀的德孚邮票社活动。上海市分公司也会利用每周例会和设专人联系的方式，对邮商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和管理。后来，每周例会大都改到了钟笑炉家里进行。60年代初，钟家购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是稀奇之物，据说那时电视台每周只有一天播送电视节目，邮商们就会凑着这一天去钟家召开例会。如果分公司派人来参加，他们就讨论讨论业务工作。如果没有人来，大家就正好聚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

笔者还收集到一张当年基础民缴纳一元人民币作为“庆祝批准公私合营报喜队活动经费”的收条（图3）。收条为油印，由上海市珠宝商业集邮组开具，缴交人姓名、金额、经手人处留空，供开具时填写。收条经办人、手写金额处盖有大组长钟笑炉的私章，收条日期“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也是油印的，说明在二月前，上海邮商们已先后办理了公私合营的手续。当年各行各业在完成公私合营后，大家都会敲锣打鼓到主管部门报告喜讯，以此庆祝一番。

公私合营后，邮商还会在自己的店名前加上“公私合营”的字样。像《钟笑炉集邮文存》中展示的近代集邮商店的发票（图4），张心华五洲集邮社的卖品目录（图5）和赵士骏博士集邮社的信封（图6）上均可见“公私合营”字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守法经营，但也有个别商户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后来，有人提出要对每个邮商清产核资，查一查他们到底有多少资产，以便进一步公私合营。邮商顾培钧曾陪着相关人员来到张天铎家，结果发现张家床上床底、桌子上下都堆满了邮票、信封、邮册，其中还夹杂着小孩的衣裤等物，满屋子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核查人员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所以后来对邮商清产核资的工作应该也没有再进行下去。

1958年10月26日，黄浦区古玩业集邮组还订立了小组公约，规范邮商的经营行为。组员钟笑炉、顾培钧、赵士骏、叶少亭、严正、张素芳、谈贵生、包伟民、梁锦洪、沈锡成、徐莲芳、基础民、邵玉麟、徐惠仙、王富鹤等15人盖章参与订立公约（图7），公约规定每月检查一次，必要时随时修订。有关该集邮组的情况尚需进一步挖掘，不过在参与签订公约的15人中，严正、谈贵生、包伟民、基础民等当时是不属于黄浦区的。

图8

1964年1月5日，业内全体组员又订立了《集邮业爱国守法公约》（图8），进一步从遵守国家法令、经营作风、服务态度、贯彻制度、爱国卫生等各个方面来规范、管理邮商的经营活动。到1966年初，上海还有18户邮商在继续经营集邮业务。相比其他地区，如京津等地自公私合营开始，私人邮商就逐步转行，停止公开经营邮票业务，上海邮商继续经营集邮业务时间之长，恐怕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申城邮商中不乏集邮家、民国时期著名邮会的会员，如钟笑炉、徐星瑛、谈佐麟、赵士骏、柳至川、顾培钧、陈海忠、薛福中、基础民、王富鹤、包伟民等，他们中的一些人邮识丰富，邮品种类也较齐全，业务经营规范。当然也有一些邮商，如陈兆麟的售品并不丰富，生意很一般，后来生活也较为拮据。钟笑炉坚持守法经营，笔笔生意有账可查，详列清单，照章纳税。遇到品相差的或假的邮品绝不出售，旧邮票上如果销盖了伪戳，也一律剔除，童叟无欺。他也是后经政府部门批准经营邮票出口业务的上海两位邮商之一，另一是赵士骏。

上海邮商在解放后还有夏镇波、罗遇时、傅湘洲等多位，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对私改造”时提出不再当私人邮商，想去参加其他工作。据《上海邮电志》介绍，归口后的几年里，上海邮政分批吸收了邮商中符合入局条件的12人（包括上述几位）作为正式职工。像夏镇波进入邮局后工作表现突出，“文革”前还曾因总结了一套包裹邮件资费计算方法而获得了上海市邮政管理局的表彰，1975年在思南路邮局退休。罗遇时和傅湘洲最初也在邮局工作，“文革”后分别调入上海市邮票公司，罗后来又被安排到四川北路某支局上班，傅则一直在邮票公司工作到退休。

另外，当年还有一些邮商，有的改行了，有的到海外去了，如柳至川、陈海忠、何雨亭等先后去了香港。

本文承蒙刘广实和唐无忌两位老师提供信息，并给予悉心指导，在此谨表衷心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