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斋，是一位有大量邮品存世足以佐证的19世纪10年代北京早期集邮家和邮商，但《北京集邮史》中未见立传，可能是因其生平履历不详难以下笔之故。

其实，在《北京集邮史》成书前五年的2010年，香港陈进权、严平西、上海方庆华等已开始挖掘王晋斋的邮事、并有所发现，以此为基础笔者跟进查找史料亦有所收获，王晋斋的前半生履历基本明了，现将汇考结果举证如下：

1.王晋斋的家世

王晋斋，本名王锡善，生于1882年，祖籍山西太原，上海嘉定人，南翔走马塘“王信义”后裔。

在南洋中学前身育材书塾的校史回忆录中出现早期学生的两种名单，一曰“有学生王宰善、王守善、王錫善、王柱善，顾維钧、朱葆康、林行规、林佩侃、赵月潭等”，一曰“当时学生有王荃士、王稚虹、王晋斋、周荃蓀、林佩侃等十余人。经查考，上述王姓子弟题名的不同实为谱名与字号之别，其中王錫善即王晋斋。下述实寄邮品上“王晋斋”落款及WSS专用标签、“王锡善”钤盖名章共聚一封（图1），也佐证了王晋斋与王锡善实为同一人。

王晋斋出生年份来源于方庆华海外发掘资料，按美国《The American Philatelist》杂志1917年资料：36岁（图2）及《Society of Philatelic Americans》期刊1919年《The Stamp Herald》之会员资料：37岁（图3）推算，其当出生于1882年。

籍贯问题，《嘉定县简志》记：王姓有3支，一支，迁嘉始祖王寿康，原籍山西太原。另经汇考《王寿康世家》《南翔“王信义”的由来》《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 ——近代后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叔父柳生公行状》等文中的相关资料，笔者绘就表1（王春泉支从略）：

其中第五世王辑庭（文瑞1764－1835），独子寿康（字保之，号二如1795－1857）。

其后，第七世为庆字辈：叔彝（庆勋1814－1867），子维贤、谷生（维勤）、槎生（维俭）；季平（庆均？－1866），子维孝、维金；雨湘（庆昌1833-1892），子梓生（维杰）、柳生（维泰）、汇生（维城）；紫乡（庆？），子睦生；询周（庆谋），子虹生。

第九世为善字辈，均学业有成，具国外经历者过半：谷生之子引才（纳善）、立才（建善1873－？）、毓才（柱善）；维孝之子照善、杉缘（树善1862－？）；梓生之子培孙（植善1871－1952）、熙善、爽善；柳生之子荃士（宰善1879－1939）、晋斋（锡善）、绍良（徵善）；睦生之子稚虹（守善1881－？）、静涵（容善）等。

由此，南翔王氏家世基本明朗，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资料引述均未交代王晋斋（锡善）的直系归属，倒是一则不起眼的旧时讣告解此疑团，告明其乃王柳生之子。《申报》1922.3.9-11《讣告》（图4）云：“显考柳生府君痛于民国十年夏历十一月十六日酉时享寿六十有八 宰善等亲视含殓遵礼成服停柩在堂 谨择于夏历二月二十五日于南翔镇走马塘本宅领帖叨在 谊末恐讣不周特此登报奉 闻 棘人王宰善 锡善 徴善泣血稽颡”。

值得补白的是，香港严平西购到的1件王晋斋寄发的邮件上，加贴有肖像封口纸（图5），疑似为王晋斋之真容。

30年代，学界和邮坛均已不闻王晋斋之声，但1940年的一则讣告使人们知其还健在人世，当年9月24日上海《申报》见登《南翔王宅讣告》（图6）：“显妣甘太夫人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廿七日寿终沪寓，兹择于九月廿九日即夏历八月廿八日假上海牛庄路七六四号清凉寺议奠，亲友地址容有未详恐讣不周，哀此登报奉闻 棘人 王锡善徵善率侄承重孙裕燮泣血稽颡”。

2.王晋斋的学校履历

《南洋中学文史资料选辑》中，多篇回忆录均证实王晋斋（锡善）为育材学塾的首批学生。另据王培孙《叔父柳生公行状》记载（图7），王晋斋离开育材后，就读山海关铁路学堂并毕其业。王晋斋进入清华学校的时间则不迟于1912年，因该年《政府公报》通告：清华学堂教职员助国民捐款清单（图8）见录：王晋斋洋二元。在清华期间担任校医院管理员，1915年《吴宓日记》记：“四月八日 医院管理员王晋斋君数来诊视”，《叶企孙文存》1915年4月19日记：“生理小考，由王晋斋监考”。《清华周刊》也多次提及王晋斋，1917年11月第119期《校闻》（图9）记：因事辞职 医院管理员王晋斋先生因病辞职，现由王兆麟先生接充。王晋斋实寄邮件中，见存使用“北京清华学校医院”公函封两件（图10、11），是为其职业生涯之旁证。

   3.王晋斋的集邮履历

据不完全统计，存世的王晋斋收寄封片超过70件，其中《清华大学与清华园邮局百年记忆》展示清华时期封片23枚，布莱恩、林衡夫、陆游、魏钢等4部《中国早期航空邮政金奖邮集》中列举35枚，另见Interasia、vipstamp、淘邮网、华宇、赵涌等拍卖网站付拍封片10余件。

据之观察可以领略王晋斋集邮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第一阶段：清华时期（1912-1917），王晋斋表现为一个执著的集邮迷。通邮以美国为主，旁及加拿大。图12所示为1914年2月22日清华园寄发美国Stanley Gibbons邮票公司五色旗邮资片(加贴帆船票2枚)，信文内容为索取史坦利吉本斯公司邮票目录、并询问可否以华邮换取目录，落款为：北京清华学校医院王晋斋。图13为1916年7月1日王晋斋自清华园寄加拿大温哥华H.G.Slaugh之西式封。

迄今所见最早日期者为1913年9月16日自清华园寄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Qualten邮票公司封（图14），晚至1917年7月27日寄美国德克萨斯州伯尼G.W.CORYELL之封（图15）。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育材的西式启蒙教育对王晋斋的影响很大，从邮品中即可见一斑，不仅英文书写流利，且通信所用均为西式封，中式封仅见一例（图16）。

第二阶段：寓居京城北剪子巷白米仓17号时期（1917-1921），王晋斋加入了国外集邮组织，交游范围也由北美延伸至波多黎各（图17）等国。

该时期还批量制作航邮封，与国内外邮商互动售邮。图18为1919年12月21日王晋斋在《Mekeel’s Weekly Stamp News》刊登的华邮售品广告，图19-20为1921年王晋斋与寓沪外籍邮商薛多尔相互收寄之航邮封。

第三阶段：1922年后，寓所迁移、加入国内邮票会、居家外销华邮，但遗憾的是尚未见到1924年起的邮品露面。

1922年王晋斋搬了家，信息源自邮品。图21所示1922年3月13日北京寄芬兰西式封为笔者近期购得，把玩中不经意间发现：寄件人S.S.WANG CHIN CHAI(王晋斋)的红色英文名址标签与之前的预印名址封之落款已悄然发生细微的变化（图22），收信址由“17 PEI ME TSUANG”(白米仓17号)改为“17 SHI KWEN HU TUNG”(什锦胡同17号)。随后复查《中国早期航空邮政金奖邮集》中1922-1923年间航邮封，确实均已启用什锦胡同新址。

1926年王晋斋加入了辽宁海城的蓂朗邮票会，1930年编出的会员录上仍见列其名（图23）：六号 王晋斋 北平什锦花园三十二号。什锦花园位于什锦花园胡同（横巷），紧邻南剪子巷（竖巷）。

北京邮商杨启明青少年时期与王晋斋有过交往，其《往事杂忆》云：“我出生于1918年6月，1932年念至初一第一学期辍学，帮父亲经营邮票生意。当时家中人口多负担重，我除了做信封加工等大量工作外，还去为经营邮票出口生意的李纪润和王晋斋两家加工出口邮票，主要是配置种类繁多的袋票，收些加工费补助家中的生活”。此时，王晋斋正值知命之年，之后邮坛便再无其音讯。

4.邮品收件人揭示王晋斋的生活圈

1921至1923年间，王晋斋批量集藏航邮封，除自寄自收外，还委托亲朋师友代为收转，现选介如下：

①1921年7月6日“北京王缄，江苏南翔镇走马塘王柳生先生安启”航邮封，贴票邮资合计1角8分，使用预印“S.S.WANG CHIN CHAI”标签封（图24）。

王柳生（1854-1921，图25）,谱名维泰，字柳生，号未叟，上海县人。1890年恩贡生，1895年在松江创新学，教授英文、数学等，翌年该校迁沪取名育材书塾任监院。1906年起担任上海制造局兵工学校校长，同年又被推举为南翔商务分会首任总理，筑道路、办商团惠泽乡里，病故后地方人士为之公祭。

王柳生是王晋斋生父，王晋斋为其父所创办育材学塾的首届学生。

②1921年7月1日“北京王缄，江苏南翔镇走马塘王荃士先生大启”航空挂号封，贴票邮资合计2角4分（图26）。

王荃士（1878-1939，图27），谱名宰善，字荃士，上海县人。190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回国后曾任京师大学堂东文教习。光緒三十一年（1905）奖赐举人，历任河南新乡县知县、江南造币厂总办、江西国税厅筹办处坐办、本溪煤铁公司第六任总办、长春交通银行副经理、哈尔滨戊通公司首任总经理、益通商业银行发起人、汉口财政部造纸厂厂长等职，早年著有《普通经济学教科书》。

20年代返乡，1927年任私立南洋中学校董，1928年任南翔市行政局長，开辟公共体育馆、组建足球队，1935年发起成立南翔古猗园整理委员会。

王荃士是王晋斋的胞兄。

③1921年7月1日“北京王晋斋谨托，济南航空站站长收下、费神转寄北京航空处周荃荪先生”航邮封，贴票邮资合计1角8分，封左上角手书寄件人英文名址（图28）。

周荃荪（1884-？，图29），本名周培炳，字荃荪，上海华亭人，生于天津静海。1891年南归返沪，后学于育材书塾二年余，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回国后历任京师大学堂东文教习、使馆学务监督处课员、北京高等巡警学堂提调、汉口交涉局副局长、江汉关副监督、奉天开埠局长兼交涉局顾问等职。1921年2月北京航空署成立，周荃荪出任营业科科长，同年底调任东三省航空处，历任代理总办、航空学校教育长、机械处长、安国军空军司令，1927年出任京绥铁路管理局局長。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担任洮南铁路局局长、华北交通会社理事、副总裁等伪职。

周荃荪和王晋斋同为育才书塾首届学员，与晋斋之堂兄王稚虹（守善）为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同学、回国后一度与守善、宰善同任京师大学堂东文教习。

④1921年8月14日“北戴河曹寄，北京北剪子胡同白米仓十七号王晋斋先生”航空挂号封，贴票邮资合计2角4分（图30）。

此封寄件人与曹汝霖有关，赵家楼住宅被烧后，交通银行在北戴河为其购置一套别墅，据《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云：“我每年总到北戴河避暑”。

曹汝霖（1877-1966）（图31），祖籍浙江，生于上海。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幼年入私塾，后录取汉阳铁路学堂，1900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赵家楼住宅被烧。1920年后以官营商，曾任交通银行、通商银行、实业银行总经理及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等职，抗战时期晚节尚保。

王晋斋堂兄王培孙是曹汝霖的妻（王梅龄）兄，曾中介其赴日留学，王晋斋堂兄王稚虹则为曹汝霖的三妹（曹汝荃）夫。

⑤1923年6月1日“北京王晋斋，天津日租界秋山街西首曹公馆方允常先生台启”航空双挂号，封贴票邮资合计8角，封左上角加贴S.S.WANG CHIN CHAI英文名址标签（图32）。

方允常，画家。生卒年不详，上海宝山人。早年历充上海学校绘画教员，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1959年《捐献者名录》列名。

曾为曹豫材、曹汝霖父子绘归稼图（图33），19世纪20年代初与曹汝霖二妹（曹汝锦）丈夫曾志忞共同打理天津意界四马路六号中华美术石工制造所（技术监曾志忞、绘图方允常，参见1921.3.5《申报》广告），1924年曹汝霖父亲归葬上海事宜均由其打理。方允常为曹家至交，常年居住曹公馆，《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曾言及其天津日租界住宅位于秋山街。

曹汝霖与王培孙、王稚虹为姻亲，方允常与曹氏亲如一家，且同为上海老乡，王晋斋与方允常相识也在情理之中。

主要参考文献：

1.严平西，陈进权.清华大学与清华园邮局百年记忆[M].香港：中国邮戳研究会，2011.

2.上海市南洋中学，孙元.南洋中学文史资料选辑[C].上海：南洋中学，2002(1)；,2003(2).

3.易惠莉.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后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J].学术月刊,2005(4)

4.王寿康世家[M]//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 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58-562.

5.讣告[N].申报，1922-3-9；南翔王宅讣告[N].申报，1940-9-24.

6.[J].清华周刊，1917.

7.布莱恩，林衡夫，陆游，魏钢.中国早期航空邮政金奖邮集[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8.宋尧阶.辽宁海城蓂朗邮票会会员录[G].海城：蓂朗邮票会，1930.

9.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1903）[M]//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題名录初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1-45.

10.严修.严修东游日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55.

11.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2.[OL]Interasia、华邮网、华宇、赵涌等集邮网站.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6期

《税票研究》总21期封底刊出孔卫平先生收藏的一份护照，此件为民国10年11月23日由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许签发，编号为美字第212号，盖有方形篆体“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之印”（图1）。

从这份护照的内容分析，持有人为叶起凤， 16－18岁任教员，18－21岁任职银行，当时住在上海，拟赴美国。

叶起凤何许人？因何赴美？签发护照的许又是什么人？带着问题查阅资料，仔细探究，认真考证，才对这份护照了解一二，今整理成文，将心得与大家分享。

叶起凤（1900—？），男，浙江宁波慈溪鸣鹤场叶氏家族大五房后人，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理学学士。叶氏家族乃慈溪望族，其父为叶雪舫。1918年叶起凤进入上海银行，1928年11月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建立后，叶起凤任分社经理。刘鸿生在1931年4月筹办中国企业银行时，邀请叶起凤出任襄理。其多次参与经营刘鸿生家族投资的企业，如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等。其参与创建上海和新纱厂股份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还曾投资舟山水产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如若叶起凤的名头不够响亮，那么提起上海的老字号“叶大昌”，想必大家不会陌生，这便是其兄叶启宇在1925年创办的。

上海银行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The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s Bank, Ltd.缩写SCSB）的简称，于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宁波路9号创立（图2），它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合称 “南三行”。发起时资本仅5万元，1个月之后增加资本达10万元，1年后资本扩大为20万元；成立当年吸收存款额即达57.7万元，1916年达144.5万元，1930年达到8978万元，存款额居于“南三行”、“北四行”7家银行之首。

上海银行尤其注重人才培养，实行许多培养人才的办法，如开办银行传习所，从著名中学中挑选优秀学生以补充员工；开办训练班培训在职员工；有计划地选送高级人员和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到国外学习、实习深造，等等。对不同人员采用不同方式、不同层次的培养方法，造就了一批银行业的骨干。

1921年11月15日，上海银行董事会决定选派金宗城、叶起凤二人赴美国纽约欧芬银行（Irving Trust Co.  欧文信托公司。图3欧文信托公司股票）实习。这份护照正是叶起凤这次赴美学习深造，出国时办理的护照。

1921年时任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的是许沅。

许沅（1873－1972），字研农，号秋帆，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图4）。14岁就读于上海中法学校汇英书院。后考入南洋同文馆，复转入金陵大学。23岁毕业后，辅佐张謇创办西学堂于南京文正书院。1898年戊戌政变后，在杭州设方言学社。因精通数国语言，被浙江巡抚聂缉椝委为洋务局提调，后随浙江布政使宝棻调任山西、江苏、河南，1913年任河南交涉使。1920年5月，任特派江苏交涉员兼浚浦局局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1931年以年迈退隐，被推为上海镇江五邑同乡会会长，京江公所总董。

按照当时的护照分类：只分为出洋护照与国内游历护照两大类，较为粗犷。

这是一份出洋护照。当时照相技术尚未普及，尚未规定护照贴用照片，只以文字描述了持有者的体貌特征：黑斑在眉间，身高“五尺七寸七五”（1.93米）。

实际上当时照相技术已经传入中国数十年，虽然照相费用较高，但是能够出国的大部分并不缺这几个钱。

查阅资料知悉：1922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组织“全权代表办事处”，为中国唯一外事统筹机构，同时订定具有照片的正式中国护照发放规格与章程，并由该办事处首度发放包含顾维钧、冯玉祥（总理）等官员的多本正式护照，且与各国谈判中国护照的发放权力。由此可知：护照贴用照片是在民国11年之后。

这份护照贴民国长城图印花税票1元1枚，销蓝色椭圆形“江苏交涉公署”中英文戳（图5）。

根据1915年1月20日颁布的《修正关于人事证凭贴用印花条例》第一条之规定：出洋护照贴印花2元，学生得减二分之一贴用（游学护照贴印花减半）。此护照贴印花税票1元，符合规定税率。

认识错误之处，诚恳欢迎指正！

一、上海邮政代办前的中美通邮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1844年2月美国总统约翰·泰勒派出特命全权大使Caleb Cushing带了一个小舰队来到澳门。7月3日中美签订了不平等的《望厦条约》，美国获取了“最惠国待遇”，从此与各列强在中国享有同等特权。美国传教士与商人开始陆续进入中国。他们都以上海为中心，然后向南北沿海和沿江内地发展。

最先来到上海的是美国人是波士顿商人吴利国（Henry Wolcott），他在旧纤道（1865年后称九江路）的办公处升起了美国国旗，1846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上海代理领事。

1848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一家10口来到虹口，买地、建屋、造教堂。以他名字命名的蓬路现在叫塘沽路。上海道台在其要求下，将虹口一带给他作为美租界。同年，上海对美国的贸易首次超越广州。

随着美国侨民的不断增加，要求美国邮政开辟一条属于中美太平洋邮轮航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848－1849年旧金山的淘金潮使得该地人口大增，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从1848年起开辟了往返于巴拿马与旧金山的航线。它与政府签约负责运送邮件，并有旧金山北上奥勒冈州的支线。1865年它又开辟了巴拿马到纽约的航线，建成了东西海岸的海上邮路。

1865年2月17日，美国总统林肯批准了国会通过的法案，同意建立中日美之间的太平洋海上邮路，并授权太平洋邮轮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简称PMSS）建立旧金山到远东的海上邮路。邮政部要求每月一班邮轮，往返于旧金山、日本和香港，中间并停靠夏威夷，在各处收取并转运邮件。旧金山到港时间争取衔接纽约－旧金山航线的邮轮，。香港到港时间则衔接英国或法国的邮轮。邮政部同意每年补贴太平洋邮轮公司50万美元。8月28日，太平洋邮轮公司与政府签约建立该航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867年1月发出第一个到香港的航班。

1867年1月1日，太平洋邮轮公司的“科罗拉多”号（Colorado）邮轮（图1.1）离开旧金山西行首航香港，24日抵达横滨，25日离开，31日抵达香港。2月17日离开香港东行，25日抵达横滨，28日离开，3月20日抵达旧金山。西向首航有一个信封存世，东向回航则记录有10个实寄封存世。

太平洋邮轮开航后，旧金山到香港航线单程耗时缩短为1个月，纽约绕道巴拿马经旧金山到香港也不到2个月。1869年5月10日，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通车后，纽约到上海的航程又缩短3个星期，成为1个月加1个星期（图1.2）。从中国到英国、法国，乃至到德国的邮件，也开始走太平洋邮路经旧金山、纽约，跨大西洋到达目的地。

要完成每月一班的航运任务，太平洋邮轮公司必须建造4艘3500－4000吨位的邮轮。该公司与美国邮政部商定，香港和日本到美国的邮资为半盎司内10分。

二、美国上海邮政代办的设立

美国的“上海邮政代办”于1867年6月10日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正式成立。当天，美国邮政部长致函国务卿，要求国务院任命其驻上海总领事为上海邮政代办，负责收、发、转运来往中美两国之间的邮政总包。国务院当天批复同意，同时指示总领事管好领事、邮政两个摊子，并且做到账目分开。邮政部同意给一部分津贴，并与国务院就此达成协议。邮政部与国务院的正式任命于6月14日通过书信寄往上海美领馆熙华德总领事。很明显，这封信没有赶上7月4日太平洋邮轮的第三次西行，而是上了9月3日离开旧金山的第四次西行邮轮，26日抵达横滨，再由支线邮轮“哥斯达黎加”号转运，并于10月14日送达上海。驻上海的美国副领事Willie P. Mangum代表总领事确认，10月14日收到这一任命和其他指示。随任命书同时运到的还有美国邮票和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等邮政用品，以及邮戳和其他邮局所需用品。

1867年10月17日，“哥斯达黎加”号作为美国邮政代办成立后的第一个航班离开上海，24日到达横滨，所带邮件转交25日离开横滨去旧金山的美国邮轮“共和国”号。该轮11月19日抵达旧金山，所带邮件目前存世3件。1867－1869年上海到横滨的支线船期如图2.1。

1867年起，美国同时在日本的横滨、长崎、兵库、神奈川和函馆都设立了邮政代办。这些邮政代办与上海同样，最初由领事馆兼办，接受国务院指示；随即发展到美国领事邮局，接受邮政部指示。而信件则都由太平洋邮轮公司承运。日本的这些邮政代办很快发展成领事邮局。然而，日本很快发展了自己的国际邮运，因而日本的美国邮局在1874年12月31日全部关闭。翌年，日美签订两国间的邮政公约。而中国则又经过了48年才全部关闭外国客邮。

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代办美国来往中国的邮件主要是指到达上海，以及由上海分发宁波、天津、北京、烟台、牛庄、汉口、镇江、九江等商埠的邮件。这些商埠的领事馆负责分发投递上海代办发来的当地信件，出售上海代办发来的美国邮票，将寄往美国的信件汇总寄往上海代办。到1889年，上海邮政代办下属的商埠增加到20个，包括重庆、宜昌、芜湖、温州、张家口、开平、大沽和武昌等。

福州以南的商埠与城市则根据美国与香港1867年11月12日签订的协议，由香港英国邮局经转，因而香港不必设立美国邮政代办。香港负责通邮的城市包括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及东印度群岛的一些属地。天津领事馆美国领事Smithers曾于1887年要求与上海同样的代办权，他认为天津是北方邮件转运中心，业务繁忙，也应该获得每年250美元的津贴。然而上海美国总领事甘乃迪（Kennedy）不予批准。天津则从未取得邮政代办的资格。天津作为美国邮政代办的收发戳也“成了一个传说”（图2.2）。据美国官方文件，美国的上海邮政代办是美国邮政在中国55年的唯一代办机构。

1870年起，美国领事馆内已安装供出租的私人邮箱，此举比上海工部书信馆要早2年。

据1873年8月6日美日邮务会议精神，美国在日本的邮政代办仅负责横滨到香港的邮件转运。1875年3月，日本三菱邮轮公司收购了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的横滨－上海支线，包括其邮轮。1876年4月15日，日本客邮局在上海成立，下辖烟台、镇江、牛庄、九江、天津、汉口、宁波和福州八个分局。日本客邮局通过改善服务与降低资费来争取美国侨民的邮件。而美国客邮局的邮务由领事馆兼管，在轻重缓急上，邮务总是低于领馆事务。经美国客邮局递送的邮件总比经日本客邮局的慢一拍。这样，从1875年起，美国客邮局邮件大减，日本邮局则叫嚷要美国侨民把信件全部交日本邮局。

1880年，新任总领事欧文·丹尼发现，“所有美国来信由我们忙着分发，所有寄往美国的信件则贴了日本邮票。钱，统统给日本邮局赚去了”。丹尼要求美领馆加强服务，天天加班，尤其是开船那天的前夜，许多人通宵加班。不久，局面得到改善，美国的上海邮政代办业务大增。1886年，在美国邮政部协调下，美国每条太平洋邮轮都保证安排装载邮件，目的在于不让信件脱班。

1886年，宁波美国领事Edwin Stevens自己贴钱捎带收发私人信件，因为公事信函必须经由上海美领馆转寄。后来他要求美国国务院补偿180美元。1887年，宁波领事Thomas F. Pettus雇佣了一个信差，他也要求补偿。结果，1896年美国撤销宁波领事馆，美国在甬侨民的信件统统交给神父J.R. Goddard办理。汉口领事馆平均每星期收到2次邮件，每次100－300磅。但是汉口、宁波和天津都没有用过美国邮政代办的邮戳来盖销邮票。

1887年，在上海美国总领事甘乃迪的努力下，美国商人可以通过上海邮政代办向美国客户邮寄样品，邮政代办以大大低于信件的第四类邮件的邮资收费。

1888年，美国邮政代办共有4位工作人员，月薪分别为100、15、8以及5银元。

1899年起，上海总领事Goodnow多次致信国务院，要求开办汇兑业务。直到1902年3月22日，上海领事馆才被授权开办邮政汇兑。

1896年3月20日大清邮政官局成立后，6月24日致信美国上海邮政代办，表达了要求加入万国邮联的愿望。美国于1896年10月29日邀请了中国政府参加1897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万国邮联会议，以熟悉万国邮联的要求。中国政府于1897年1月14日接受了邀请，并且于3月22日从海关派出3位洋人代表（一个美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与会。会上中国代表觉得中国尚不具备入会条件，即使加入万国邮联以后，外国客邮还得保留一段时间。后来中国又参加了1906年5月26日结束的万国邮联大会，然而由于日本等国的否决，中国还是没有能加入万国邮联。这一拖就到了1914年。

尽管美国政府表示大清政府有了官办邮局，1898年5月31日上海美国总领事Goodnow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列举了7个理由，认为美国的上海邮政代办必须继续下去。主要的理由如大清邮局没有远洋运输能力；美国不能相信日本，把公事信件交给日本邮局；美国也不能依靠加拿大20天一班的邮轮。美国邮政部因而做出了无限延续上海邮政代办的决定。

1900年2月1日，中美双方在多次谈判后，签订了中美互寄邮件协议，同意中国享受不是万国邮联会员国的会员待遇。允许中国信件贴用中国邮票寄往美国和美洲国家。指定旧金山和塔科马为美国的两个国际邮件交换中心。然而4个月后的义和团运动使这个协议夭折了。

各地的美国领事馆却与政府的观点相反。1902年1月9日，烟台美领馆领事福勒（John Fowler） 就向国务院要求在烟台设立美国邮政代办，甚至每个领事馆都应该设立。这样美国来的邮件就可以直接装入各自的邮袋，而免去上海的分拣。1903年5月，牛庄美国领事米勒（Miller）也起而响应，他主张美国邮件从美国到日本后直接到烟台，再由烟台转运北方的城市。1907年福勒再次提出恢复日本到烟台邮路，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后，烟台地区有6000多美国侨民与军人，建个美国邮局都不过分。福勒的请求被国务院否定。国务院认为一年前汕头也提出过同样的要求，汕头由于没有美国邮局，外洋信件常常要通过来往于香港和马尼拉的军舰转运。美国邮政部后来答复称“鉴于中国政府不断要求废除客邮，美国邮政部也已表达了当其他国家撤销客邮时也将上海美国邮政代办撤销的意愿，在这个时间提出在汕头建立客邮局是不可取的”。

1905年，美国一度改变部分邮路，在邮袋到达日本后，交由法国客邮转运中国，并于中国分发。由于法国没有分发能力，第二年这种做法便停止了。于是美国邮件到横滨后先由日本运送上海，再由大清邮政转运北方。另一个邮路改变是福州的邮件起初是经香港转运，1897年福州领事馆的W.C. Hixson代表福州总商会致函美国邮政部，要求改由上海转运。这一请求被批准后，美国到福州的信件可以早到10－15天。1904年，美国到中国东北的信件起初规定经转俄罗斯，随即改为牛庄例外，改经转上海去牛庄。1908年日俄战争后，美国到东北的邮件开始走日本神户转运，不久即在沈阳总领事William Straight要求下，改走北京和上海邮路，由大清邮政负责，原因是日本人不可靠，会偷拆邮袋。美国国务院也要求其邮件由大清邮局收寄，而避免日本横滨。

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包围了北京。北京使馆与上海失去联系。美国邮政部于8月2日成立了驻华军邮（Military Postal Service in China）以方便八国联军内美军的通邮。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8月25日，1号军邮站（Military Postal Station No.1）正式设立。图2.3为1900年11月7日天津寄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邮资封，面值2分，加贴4分带版号邮票1枚，溢贴1分。邮票销1900年11月7日中国天津1号军邮站日戳。军邮站除了普通邮件外，还办理汇兑与挂号业务。1901年，军邮站以美国国内邮资收寄美国来的国际邮件。后来，北京、天津和塘沽还开办了包裹业务。美国海军军舰也参与了运送邮件的服务。

北京的包围解除后，上海领事馆于11月28日第一次收到北京的来信。1901年7月26日，美国邮政部命令在华美国军邮局与1号军邮站停止邮政业务，邮资邮务统统恢复到战前。命令于1901年9月1日生效。

三、美国上海邮局的设立与终结

1898年美西战争对邮件寄递的影响有限，而俄国占领辽宁后却拒绝在寄往旅顺的信件上使用大清邮票。在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期间，从美国经日本寄往大连和海参崴的信件到年底都被退回美国。除了战争因素，汇率的变化造成了购买邮票时使用不同货币发生利益冲突的问题。大清邮政在努力提高服务水准，积极争取加入万国邮联的同时，要求关闭客邮的愿望不断增强。

就在美国的上海邮政代办要不要代办下去的争论中，1907年9月25日，美国上海邮政代办却正式升格为美国上海邮局。40年来美国邮政部第一次委任了一位全职、全薪资的邮政局长John M Darrah，其年薪为2300美元。邮局局长不再像以前那样由上海领事、总领事或副领事来兼任。

最早提出成立上海邮局的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丹尼(Owen N. Denny)，他在1881年就提出要邮政部任命一位全薪资的上海邮局局长。现在由领事兼管邮务的做法，尽管工作繁忙，国务院与邮政部两头不讨好。

成立上海邮局的一个原因是邮件日益增多，领事兼管实在太累。1903年5月9日，上海的美国总领事接到美国邮政部通知，自6月1日起，中美间通信的邮资与美国国内相同，由5分减为2分，明信片邮资减为1分。上海邮政代办还开展了汇兑业务，美国侨民可以将在中国赚到的钱汇到美国，每2.5美元汇费3分，5美元5分，10美元8分……。美国总领事Goodnow在6月9日复信华盛顿时说“这对上海的美国侨民和美国商人都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邮资降低的结果便是国际邮件大增。1905年这一年，据副付领事戴维森说，上海代办一年处理的信件有4000袋。1906年是12000袋。每次船来，就有200袋邮件。这个数量超过了德国客邮，比英国客邮略少。到1907年，这个数量就更多了。

上海邮局由于信件多，工作量大，所以邮局工作人员成了领事馆内最忙的人。局长手下有5名供事（即今职员），1名杂务。除了第一供事是美国人，其余5位都是中国人。年底忙的时候，还要雇佣临时工。1909年起，上海邮局又增加了一位副局长海克斯（Harold M Hykes），手下的供事则全部换成了中国人。

1911年7月，上海美国总领馆先搬到黄浦路13－14号，这两座楼（包括黄浦路15－16号）造价共35.5万美元，是当年美国在全世界造价最昂贵的领事馆（图3.1、3.2）。搬家时，美领馆先搬，上海邮局还留在黄浦路36号。到年底时，上海邮局搬到了美领馆隔壁，黄浦路15－16号。邮局职员为8位华人。

此后，邮局职员每年略有增减变动，1914年起副局长空缺，到1919年，E.H. Murray担任副局长。Darrah局长一直干到1917年3月，由于被批评擅自加盖邮票而辞职。上海邮局以后又陆续来过2任邮局局长。1917年3月到1922年的局长是E.H.Everett；1922－1923年是Clyde Ford上校。

随着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往来的不断增加，美国上海邮局的业务也不断发展。但是美国客邮局却到了要裁撤的时候了。

万国邮联1874年10月9号在瑞士伯尔尼成立的时候，中国海关邮政还没有建立。1896年大清宣布国家办理邮政。由于1897年2月国家邮局才开始营业，当时还没有海外运输能力，没有国际邮政的尝试，虽然海关邮政派员与驻美公使伍廷芳一起参加了华盛顿万国邮联第五届大会，但中国因条件不成熟没有被接受加入万国邮联。1906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第六届万国邮联大会上，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中国也没有能够加入。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正式提出申请，1914年3月正式加入，成为万国邮联会员国。然而外国客邮还是继续存在，1921－1922年的美国“华盛顿会议”通过了撤销美国上海邮局的议案，同时取消了美国在华的其他许多特权，规定上海邮局在1923年1月1日前撤销。

在各列强中，美国还算比较支持中国加入万国邮联的。美国上海邮局早就做好了收摊的准备。1922年12月31日晚上，美国上海邮局的工作人员据说忙到半夜，以应付美国人的突击发信，同时做好收摊工作。

由于这个摊子实在太大，美国上海邮局在新局长的带领下，又忙了整整一个月，才把公司财产全部理清打包。

据说31日晚上，许多集邮者来美国邮局前请愿，要求美国邮局延迟结业，原因是不少人手中还有未兑现的邮政汇票（money order）、战争储备邮票（war savings stamps）、节俭邮票（thrift stamps），等等。美国邮局于是在停止邮件收发后，将各种有价票证的兑换时间延长到1923年2月底，3月1日美国邮局正式关门，停止一切业务。有关邮局的结束工作的报告，上海邮局局长直到1923年11月才交到美国邮政部。

四、美国上海邮政代办与上海邮局的主管与地点

上海邮政代办的前40年（1867-1907），其主管即邮政代办（Postal Agent）都是由领事担任，而副代办(Deputy Postal Agent)都由一位副领事担任。1867年－1876年5月，总领事熙华德兼邮政代办；此后是David H Bailey（1877－1980）,Owen N Denny（1880－1986）, J D Kennedy（1886－1989）, J.A. Leonard（1890－1993）, William D Hunter（1894）, Thomas R Jernigan (1895－1999), John Goodnow (1900－1905), James L Rogers(1906－1907)。

1907年9月25日，John M Darrah 被任命为专职的美国上海邮局局长（postmaster）后，邮局与领事馆的工作就彻底分开了。局长手下有主管供事，和其他五位供事。1909年起邮政部又任命H.M.海克斯（Harold M Hykes）为副局长以协助局长工作。John M Darrah担任局长期间，于1913年未经领导批准，擅自加盖邮票而受到邮政部严苛，他在1917年3月辞去局长职务。

1917年3月接替他的局长是E.H. Everett, 他干到1922年。Clyde Ford上校接替了局长职务，直到美国邮局1922年年底结束。1923年他继续做完美国邮局的收尾工作才离任。

由于美国上海邮政代办都是由总领事与副领事兼任，因而上海邮政代办的办公地点就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内，大多数时间是在一座建筑内，仅1911年下半年在相邻的建筑之内。从上海邮政代办于1867年开始到1922年结束，55年内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多次搬迁，美国上海邮政代办也跟着搬迁，美国侨民也就换着地方收寄信件。

五．美国上海邮政代办的邮票

1.利用美国邮票作为邮资凭证

与其他外国客邮一样，美国邮政代办最初也是使用美国普通邮票作为邮资凭证。邮票由美国邮政部提供，首先发送上海，由上海邮政代办分发各口岸商埠的美国领事馆。温州以北的信件送到上海出口。

最早的邮票为1861年美国3分邮票，存世极少。5分棕色邮票与30分橙色邮票使用于1867－1868年，有少量存世。图5.1为1864年6月29日美国纽约经伦敦、香港寄上海的实寄封，贴美国1861年3分、10分、30分邮票各1枚，邮票3色。伦敦转口盖7月9日邮资已付日戳。香港转口盖9月3日戳，上海盖9月9日英国客邮局到达戳。这是1个早年3色邮票实寄封，4戳齐全。有1976年和2016年2个证书。美国1861年10分邮票则相对稍多，无论是无格子窗图案还是有“E”和“F”格子窗图案的，1868年起使用。12分和24分邮票则见于实寄封，30分极少，见有信销票。1861年版10分邮资信封，1867－1870年间亦见于亚洲寄往美国。

1863年美国黑色2分邮票也分有无格子窗图案，多用于印刷品、邮寄商品价目表。

1869年美国2分、3分和10分票的使用较为普遍。30分票见于实寄封者，较为珍罕。

1870年美国邮票的各个面值基本上都在中国使用过。2、3和10分票较多见，6分和12分票也不少见。15、24和90分票在中国的使用没有纪录，至少1875年前没有。1870年版的邮政用品未见在中国使用，至少1875年前没有。

1875年7月1日中美通信邮资减为5分后，5分邮票就使用最多了。1905年中美邮资降为2分，2分邮票的使用增多（图5.2）。

2.美国邮票非正式加盖“SHANGHAI CHINA”(上海·中国)

19世纪末期，由于中国货币贬值，有些人就对外国邮票进行投机。为了抑制这种投机活动，各国客邮纷纷将在中国出售的邮票加盖“中国”字样，限在上海使用。法国在1894年开始，德国1898年，日本1900年，俄国1899年，意大利1917年，英国则从1917年1月1日起用香港邮票加盖“China”在中国各口岸使用。

这种汇率变化的压力早在1912年就被美国上海邮局感受到。Darrah局长要求华盛顿发行一种特别的邮票，以在上海使用。然而华盛顿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Darrah局长就自行刻制橡皮戳加盖美国邮票出售。

a.I式 分两行，加盖缩写的S’HAI/CHINA于1分－50分的美国总统像邮票（图5.3）。加盖是用橡皮戳在他办公室进行的，存世稀少。

b.II式 加盖也分两行，上行长度14mm,下行7mm。加盖全部大写，加盖字样为SHANGHAI CHINA，被加盖的邮票有1902年13分,1908年1、3、4、5、6、8分,1912年2、10分普通邮票,12度齿的50分和2分欠资邮票，还有挂号邮票和特种投递邮票（图5.4）。

c.III式 加盖也分两行，上行长度25mm,下行15mm， 加盖字母的字样、字形同II式，被加盖的邮票为1分－25分的包裹邮票，黑色加盖（图5.5）和全部面值的欠资包裹邮票,黑色或红色加盖（图5.6）。

这些上海邮局局长擅自加盖的邮票最初被美国集邮界称为“预先盖销票”。由于不是正式发行的邮票，斯科特目录没有给它们编号。然而它们又是确确实实在美国上海邮局使用过，还有不少实寄封（图5.7）存世。况且，目前其市场价格不菲。

1913年12月20日，美国邮政部声明不承认上海邮局局长的加盖票。1917年3月，上海邮局局长John M Darrah在上海辞去邮局局长职务。

3. 美国邮票正式加盖“SHANGHAI CHINA”

1919年，中国货币的汇率变化迅速，在1美元等于2银元和1银元之间迅速浮动。美国政府决定加盖一套邮票以保证美元不受损失。

第一次加盖

这次被加盖的是1916－1917年的美国无水印普通邮票，齿度P11，从1分到1美元票，除了11分票外，全部加盖。这次加盖字样分三行，原因是邮票改值了，新的面值必须加上。加盖字样如SHANGHAI/CHINA/2C，字体全部大写。

原则上以两倍数字改值，即1分加盖为2分，1美元加盖为2美元。如果中国银元与美元的比价在50分到1美元间任何位置，这种加盖票就是只赚不赔的。如果银元跌到50美分以下，就停止出售票邮票。果然，这套1919年7月1日开始发行的加字改值邮票，1920年10月由于银元跌到接近50分，就被美国上海邮局停售。这套加盖票被从邮局撤走了整整一年，到1921年10月才重新拿出来销售。

由于是官方正式加盖，这套邮票的斯科特编号为K1—K16（图5.8），全套16枚。其发行数量，据负责加盖的美国邮票雕刻与印制局1919年6月30日统计为：1、2分改值为2、4分，各25万枚；3－10分改值为6－20分，各10万枚；12、15、20、30分改值为24、30、40、60分，各5万枚；50分和1美元改值为1美元和2美元，各1万枚。

1921年没有添印邮票，1922年6月30日前第二次印刷，1、2分各5000枚；3－30分各3000枚；50分和1美元各1000枚。其中8分和12分，看起来与第一版明显有差异。2分改值为4分则没有运到上海来出售。

1922年华盛顿成立了集邮局，部分加盖上海票也被退回华盛顿销售，但是其中没有上海也紧缺的1、2、8、12分以及1元、2元邮票。

第二次加盖

第二次加盖票与第一次加盖票的区别在于：4分/2分颜色深；3分,更蓝；6分，橘色更明亮；7分，红色很不一样；8c，橄榄灰，不是橄榄色，被斯科特目录列为“a”；12分，棕红，也被斯科特列为“a”；50分，更加蓝；1元,同7分。1分的区别很明显，其余面值差别不大。然而第二次加盖票据信只有8分和12分运回上海销售。12分在上海断货一个月后于1922年8月才运到上海，在柜台上一直卖到最后一天上海邮局彻底关门。

第三次加盖

1922年6月，上海邮局紧缺最小的2个面值，华盛顿立即加盖了各5万枚，并于7月26日运抵上海。2分改值4分很好认，颜色呈樱桃色，特别漂亮；1分票与第一次加盖色差明显，与第二次加盖差别不大。这批邮票足够卖到年底，部分也运回华盛顿，供集邮局出售。

第四次加盖地方加盖

据说上海邮局在缺少低面值票而华盛顿没有运来之前，1922年7月3日，在与华盛顿通电取得同意后，上海邮局取出1分、2分原票各100全张，委托上海一家印制法国报纸的东方印字社（THE ORIENTAL PRESS）进行加盖。据说副局长Murray现场监督。在小心翼翼地加盖完后，又把字模印版销毁了。然而加盖的字体与华盛顿的略有不同，主要是第二行多了ts两个字母（图5.9）。1922年7月3日在上海正式发行。

这2枚邮票由于加盖字体与前16枚明显不同，而且又不是一个地方加盖的，斯科特目录给了2个号：K17和K18。其中2分改值4分红色邮票加盖时出现局部漏盖而未检出，一种是漏盖第一行“SHANGHAI” （图5.10）；另一种是漏盖两行，只剩第三行“CHINA”。斯科特目录分别给了K18a和K18b编号（图5.11），这2枚邮票目前也是价值不菲。

美国K1－K16这套正式加盖票共有3枚邮票有变体，斯科特目录都给了一个“a”。它们是K8a、 K11a、 和K16a。 前2枚16分、24分都是色差，价格差别也不大。K16a是1元改2元覆盖大变体（图5.12），目录价格是正票的24倍。这个覆盖全张于1922年12月初被发现，据说是加盖票的最后一张，而且仅此一张。尽管覆盖相当明显，Murray副局长还是指示“卖掉”。也许是因为他已经行将退休，而且邮局马上也要关门，所以就不在乎了。为此他后来也受到上级批评。头20枚加盖票是不经意间卖掉的。后来一个意大利水手经过，要求全部买下。到第二年元旦，这枚邮票的价格已经到了50元。

曾任上海邮票会会长的邮商布许，曾经两度经手红印花小1元旧票，也投资了一个这种覆盖票的10方连。他还借来别人的21枚拍照研究，声称仔细看过50枚覆盖票。他为此在1923年8月11日的美国《米基尔邮票周刊》上发文介绍：有不到20枚的覆盖票属于请求盖销；约30枚覆盖相当轻微以至于很难看出来；他拥有1号位10方连（图5.13）。

另外一种说法是这种覆盖共有2全全张，每张100枚，1922年12月初为上海邮局首席供事Fok Shue How发现。他向局长C.S.Ford 汇报了。由于邮局行将关门，工作千头万绪，局长就同意简单点，在柜台出售。Fok知道这是覆盖大变体，集邮者一定会对此感到兴趣。他在柜台上卖出一部分后，就把剩下的全由自己买下了。他同时把空白信封贴上覆盖邮票，加以盖销，做了几个“实寄封”（图5.14），这种封目前存世6枚。其中这个双连实寄封是12月4日下午4:30盖销，寄南京路43号Fok Shue How收，另外一个封则是12月31日下午6点盖销，2个封都没有挂号。据说Fok去世前把这些覆盖邮票分给了自己的儿子与女儿。由于其儿子是吸大烟的，不久便把邮票换了大烟。女儿则把邮票带到美国新奥尔良去留学。据美国大邮商Raymond Weil说他见到那个中国女生拿出25方连覆盖2元票时，大大地吃了一惊。然而她最终还是卖了邮票付学费。

查1921和1922两年，每年1月和7月的上海《行名薄》，上海美国邮局并没有Fok Shue How这个人，邮学书刊所传只是根据集邮人的口传所写，不足为凭。Fok Shue How很可能是哪位邮局职员的家人或亲戚，抑或是个杜撰的名字？两封信的收信人地址都是南京路43号，都没有挂号实寄，只是盖戳而已，尽管邮资2元和4元早已超过挂号邮资。

这种高面值覆盖票存世的几个四方连后来分别被大集邮家上海德铿、英国大卫、美国利文斯顿等人所拥有。美国集邮家Druckers 则在1986年获得这个唯一的带版号的四方连（图5.12），2003年则连同他的美国上海邮局、美国日本邮局的邮政史邮集一起，由西格尔公司付诸拍卖。

1923年1月1日以后，多余的加盖票在美国华盛顿集邮局（PHILATELIC AGENCY）出售了一段时间后，便统统到了邮商手里。

六、美国上海邮政代办的邮戳

1. 领事馆文件戳

1867年美国上海邮政代办成立时并没有邮戳，只能将就使用领事馆文件戳盖在收发信件上。当年曾有4种戳，存世仅有5个封。

第一种戳盖在上海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信封上（图6.1），1867年2月由上海经英国P&O公司邮轮到日本，赶上“科罗拉多”号邮轮第一次从香港返回旧金山的航班，到旧金山后并被盖上红色“STEAM CHINA”戳和旧金山3月21日10分欠资戳。        

第二种戳盖在美国寄香港的一个信封上，孤品（图6.2）。见于2003年2月美国DRUCKER FAMILY 邮集拍卖。此封在1867年2月20日经伦敦加1d邮资，到香港加盖香港美领馆圆戳转寄上海。到上海后，熙华德总领事加盖上海领事馆4月23日手填戳转寄日本横滨，有6月7日横滨手写收到时间。封上的香港、上海领事馆戳都是孤品，这个信封约值人民币100多万元。

第三种戳于1867.11.27盖在一个实寄封上，也是孤品（图6.3）。此封在1867年11月27日由上海寄美国衣阿华州，左上角手书“经巴拿马”。寄达旧金山后没有加盖邮戳。

第四种戳也是DUCKER FAMILY的藏品，在1868.1.16上海寄纽约的信封上销此日戳（图6.4）。2003年2月DUCKER邮集拍卖时，西格尔公司说，此封是一件“孤品”。然而同年12月，日本水原的美国客邮集在斯宾克拍卖时，见到水原也有一个这样的邮戳，盖在上海寄美国康州的一张包封纸上。

严格地说，领事馆戳记不是邮戳，是美国邮政部邮戳尚未下发时的代用品。只有第四种，戳上有P.O.D.字样，意为“上海领事馆邮政科”，勉强可以算作邮戳。然而美国集邮家都把以上这些算作“领事馆戳”，而不是邮戳。因为这些上海总领事馆的戳子并不是美国邮政部制作下发的，而是美国国务院下发的。

2.上海邮政代办日戳

1868年2月24日开始使用的日戳才是华盛顿邮政部专门为收发信件而下发的“上海邮政代办”邮戳（图6.5）。水原藏有销3月20日戳的实寄封。图6.6销1869.1.27戳，这枚上海寄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实寄封原来也是DRUCKER的藏品，是他邮集中最早的上海邮政代办日戳封。纽约2016世界邮展期间为笔者拍获。此封贴1867年美国10分绿色华盛顿像带F格子窗图案的双连邮票（记录中只有3个封贴此票经上海邮政代办转寄）。邮票上销软木塞盖销戳，旁边有上海美国邮政代办1869年1月21日日戳。同日“纽约”号邮轮将信带走，29日到横滨。邮袋登上了另一艘邮轮，2月24日到美国，销加州旧金山中转戳、红色双圈椭圆形“中国和日本船运邮件戳”（CHINA AND JAPAN  STEAM SERVICE）。信封左上角手书“经太平洋邮路（PER PACIFIC MAIL）”，背面有3月25日蒙特利尔到达戳。当年上海到美国邮资10分，美国到加拿大6分，溢贴4分。这种邮戳一直用到1871年10月，见有红与黑两种戳色。

1871年12月，上海邮政代办收到一枚新戳，邮戳底下有年份1871（图6.7）。这枚邮戳的首次使用日期是1871年12月12日，见于上海寄英国的一个实寄封（图6.8），戳色黑。此戳使用至1882年10月，前后共11年。此封贴美国邮票16分，10分是上海到美国邮资，6分是美国到英国邮资。信封左上角注明“经旧金山”。由于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已经通车，这封信就从旧金山横穿美国到纽约，再经大西洋到达英国。

到第二年，邮戳上的年份便不见了（图6.9）。有可能这戳上的年份不是活动字钉。此戳于1882年10月到1886年7月见用，戳色红。

1886年以后至1922年底上海邮局结束，上海邮政代办共使用了多种日戳。笔者根据自己收集的实寄封和图片资料，共整理总结为24种。

3.上海邮政代办挂号戳

1876年8月14日，上海邮政代办首次使用挂号戳，盖用于挂号邮件（图6.10）。

1898年，美国上海邮政代办使用过一种简单的“挂号”戳（图6.11），据说存世仅2例。

1899年，上海邮政代办开始使用挂号签条，最早的挂号条见于1899年5月5日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寄美国克利夫兰挂号封（图6.12），这种挂号条也属存世仅见，2016年拍自美国哈默拍卖公司。

1904年8月23日到1906年2月19日间，上海邮政代办使用了一种方形挂号戳，戳文共4行，可作挂号戳与销票戳用。

1907年3月30日到5月20日上海邮政代办又换了一种方形挂号戳，戳文共4行，第一行为“挂号”，长48毫米。第二行为日期，第三行为“美国邮政代办”，第四行为“中国上海”。

1908年1月27日使用的挂号戳其第一行字体发生了变化，第三行最后加了标点。

1908年12月3日至1909年12月22日使用的挂号戳，字体不是很正规。以上四种相似而不同。

上海邮政代办50多年里使用过多种挂号戳，我总结为以下18款（略）。

4. 其他邮戳

除了以上3大类邮戳外，美国邮政代办也使用过许多其他的邮戳（图6.12）。

1878年美领馆在武昌路，上海邮政代办当时有一间小房间的时候，邮政用具已经相当丰富，从美领馆档案中的一份清单，可以看到上海邮政代办当年的配备： 

七．旧金山国际邮件交换中心邮戳

1.太平洋航线开辟前

为了区分来自不同邮袋的信件，检查信件是否已付邮资，旧金山国际邮件交换中心制作了不同的盖销戳，盖在来自不同航线的信件上。在太平洋邮轮航线建立之前，旧金山先用用一种椭圆形戳子盖在来自不同国家和交换中心的信件上。如图7.1左表示来自巴拿马，图7.1右表示来自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此外还有来自马薩特兰，马薩尼约等地的信，旧金山邮局均有不同邮戳使用。

太平洋航线开辟以后，旧金山交换站又为来自中国与日本的邮件制作了邮戳。图7.2 使用时间为1867年3月20日到1867年6月14日。1867年3月20日太平洋邮轮首航回程存世的10个实寄封上，7个盖有红色“中国船邮”（STEAM CHINA）戳, 另外三个盖有黑色“中国船邮”戳。

图7.3 使用于1867年9月14日，这是“科罗拉多”号第三次航行返回旧金山时所用。该航班仅有4个实寄封存世，3个盖有这种邮戳。从这个邮戳的“E”字中间一横较短可以看到，这很可能是前一个邮戳两个英文词相互倒置而成。这种邮戳仅仅用于区分信件是从何处发来，应该付什么邮资，它们常常和旧金山转口戳同时使用。

由于来自中国上海、香港以及日本的邮资当时是一样的，为统一邮资10分，1867年11月19日起旧金山交换中心又刻用了一种椭圆形有中国和日本国名的邮戳（图7.4）。那是太平洋邮轮第四次航行回到旧金山的日子。“科罗拉多”号航行3个来回后，这第四次航行也换了邮轮“大共和国”（Great Republic）号。这种椭圆形邮戳多为红色，1870年以前主要用于整包到达的邮件，1870年1月以后反过来，主要用于零散邮件。其最后使用日期为1873年6月28日，这是一个寄往美国佛蒙特州贴有5枚2分票的实寄封。很明显，1867年11月旧金山邮局制作了2枚类似的邮戳。另一枚在11月15日销于夏威夷到旧金山这条航线的信件。邮戳亦为椭圆形，双外框线，油墨颜色也是红色（图7.5）。这种椭圆形邮戳有销在票上的假加盖，然而未见假封。

美国集邮家开始以为这种邮戳是始发地邮局或邮轮公司所盖，后来发现了一封信上盖有不同地名的椭圆形邮戳，而且是一个盖住另一个，才认定始发地邮局、领事馆、邮轮公司都不可能，只有旧金山交换中心可以这么盖。进而研究其油墨，发现其油墨也与旧金山日戳的油墨一样，从而做出了这个结论。

告别了里加，汽车继续往南，进入立陶宛在波罗的海唯一的港口城市——克莱佩达（图1，克莱佩达港建立760周年）。我们在河边徜徉，欣赏躺在桥堍的美人鱼铜雕，只见当地人坐着脚踩的游船，在河里自由地穿梭……

图3

考纳斯 继续行车来到了考纳斯市（图2，考纳斯建城650周年）。我们参观了考纳斯大教堂（图3，考纳斯大教堂建成600周年），教堂内的雕塑极其精美。

图4

立陶宛邮票还反映过更多的考纳斯宗教建筑，在一个贴有3枚邮票的首日封上，左为16世纪的泽比西基斯教堂，右为1934年兴建的基督复活教堂，中间邮票为圣彼得与圣保罗大教堂，盖销维尔纽斯纪念邮戳（图4）。

图5

游览考纳斯时，我们在维陶塔斯大帝军事博物馆的广场上，看到了高耸的独立纪念碑，长有双翅的铜雕女神，左手持砸断的锁链，右手高擎解放的旗帜（图5）。

图6

维尔纽斯 终于来到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早就听说13世纪立陶宛大公盖迪米纳斯的一个梦，他梦见的狼，详梦者说是振兴之兆，于是大公定都于维尔纽斯。更有一说，大公梦见了一千匹狼，这意味着立陶宛将大大地繁荣发展（图6，纪念大公逝世650周年）。无论历史多么坎坷，毋庸置疑，维尔纽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今日已成为公众向往的地方。

维尔纽斯大教堂是立陶宛的主教堂，十分壮观；外面的白色钟塔，高57米，底层圆形，2－4层八角形，线条自然上收，古朴而典雅，它已成为市中心的地标。“波罗的海之路”就是从这里的广场起步的。

图7

图8

就像波罗的海其它国家一样，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在立陶宛独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图7，国歌100周年；图8，民歌节）。

大教堂前的盖迪米纳斯大公铜雕，造型很不一般，不像通常那种骑马雕像，而是大公下了马，站在马的一边 ，手持利剑，身体前倾，似乎随时在指挥战斗。

图9

图10

维尔纽斯的圣安娜大教堂，高22米、宽10米，是15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它全部用红砖砌成，仅仅外墙就用了33种不同形状的砖。尖顶、角塔和墙面凹凸，匹配和谐，玲珑剔透，怪不得拿破仑东征时路过此地，深受吸引，表示恨不能将它“放在手掌上带回巴黎”（图9、10）。

17世纪建造的圣彼得与圣保罗大教堂（图4，外观），像一座了不起的雕塑博物馆，内部装饰着2000多座圣家族、圣徒与天使的雕像，美不胜收。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图16

维尔纽斯历史中心的建筑外立面，分外华丽（图11）；而2004年兴建的148米高的欧罗巴塔，又成为波罗的海三国中最高的当代建筑（图12）。维尔纽斯美丽的城市天际线，靠的还是千百年来“上帝之手”的描绘（图13－16）。

图17

盖迪米纳斯大公留下了魅力无穷的特拉凯水上城堡，红顶红墙的建筑，由绿林、涟漪衬托，夕阳下金光闪闪。在大公逝世650周年的时候，特拉凯城堡登上了精彩的极限片（图17）。

图18

图19

图20

大公做梦、狼群奔突的地方在哪里呢？1968年的苏联邮票，纪念“立陶宛建立苏维埃政权50周年”，画出了维尔纽斯山上的古堡，太阳普照，红旗飘飘（图18）。如今，斗转星移，政权更迭，古堡上飘扬的是黄、绿、红的立陶宛国旗。2003年立陶宛邮票描绘了盖迪米纳斯大公的宫殿，图案右上角有当年山顶上的城堡（图19）。2009年立陶宛邮票《维尔纽斯——欧洲文化之都》，在盖迪米纳斯大公的雕像背后，巨大的黄、绿、红国旗，笼罩着红色的山顶古堡（图20）。

图21

2016年5月24日午前，我有幸独自攀登！一步步来到山顶，参观了红色的古堡，俯瞰了维尔纽斯全城的美景。最令我高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与一群立陶宛小学生在古堡前合影（图21）。他们是那样的健康、活泼、热情、友善，我——远道而来的一个中国人，处在这些孩子们中间，毫无隔阂，迅速融为一片。我仿佛感到理想世界正提前到来。谢谢孩子们（以及拍照的女老师），带给我这样的幸福感。

图22

回到山下，妻子也逛完了老城小街，她给我看相机里的一个滑稽镜头，是在一家小店门口拍摄的（图22）。我们忍不住大笑——多么幽默的民族，多么富有生活情趣的立陶宛人啊！

图23

美女 网上有很多人写道：立陶宛男女比例失调，女多男少；如果要看美女，快去立陶宛。据我观察，美女似乎没有乌克兰多。但是，女子善打扮，品位高，普遍的审美水准不低。这不需要实地考察，看一看立陶宛的小型张就明白了。谨举一例：《时装》（图23）。

混贴封 混贴封是历史转变时期的特殊证物，太有意思了！十多年前我收藏了若干件。这一回，因为写《波罗的海三国纪行》，发现网上有售三国独立初期的混贴封，并不贵，就挑喜欢的又买进一二。集邮在欧洲很普及，人为制作的混贴封，数量可能较多。随着时间的汰洗，那些无可复制的实寄邮品，总会渐渐显露珍珠的光辉。

图24

这里展示一枚1992年从拉脱维亚寄往美国的航空实寄封（图24）。原信封是苏联的美术封，贴了苏联1989年的2枚绘画附捐邮票（5+2戈比，4+2戈比），又贴2枚拉脱维亚改值邮票（原票为苏联票，每枚3拉脱维亚戈比/ 2苏联戈比）。拉脱维亚到1993年实行了新币制（拉特取代卢布），而1992年的实寄封，还可混用苏联戈比与拉脱维亚戈比。实寄封正面有里加邮局的销印邮戳，背面则有美国邮递员的数字投递戳。邮票上的苏联绘画，一写实（军人、战舰、百姓），一现代（蜡烛、灯笼、小丑）；改值票原票图案为帆船与古堡。这些图案说明什么呢？未必能说明什么。也许小丑可念台词：天荒地老，日月如梭，漫漫长路，万象更新。

美术馆的出现，为艺术大师们的经典之作找到了最好的安身之处，也打开了艺术家与大多数人沟通的大门。欣赏一幅杰出的画作，感叹作品的伟大，本身就是对人类自我的肯定。

在当代，也有人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向名作“致敬”，他们挑选一些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之作，进行二次创作，让名作换一副面孔亮相。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摄影家多萝西·戈尔兹就是这样一个擅长“调侃”名作的艺术家（图1）。她运用图片处理软件将文艺复兴时期经典绘画中的肖像移栽到自己摄影作品中的人物身上，让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物“穿越”到21世纪的社会生活中。2013年11月和2014年4月，戈尔兹先后参加了在巴黎和洛杉矶举办的现代摄影展。英国《卫报》曾撰文评论戈尔兹及其他参展艺术家的作品，认为戈尔兹等人的后现代摄影完全颠覆了传统摄影的观念，这个展览就像是为传统摄影举行的一次盛大的祭祀。现在就让我们看看那些陈列在世界各地美术馆中的大师原作是如何“变身亮相”的，并由此来感受一下戈尔兹的“鬼把戏”吧！

阿尔布莱特·丢勒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杰出的画家，长相俊朗的他有多幅经典自画像存世。为纪念丢勒诞生400周年，阿尔巴尼亚于1971年以丢勒作于26岁时的自画像为图案发行了一枚小型张（图2）。而别出心裁的戈尔兹则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让“26岁的丢勒”穿上T恤﹑皮茄克和牛仔裤，还为他物色了一个漂亮女孩，让他们双双站在情人节的涂鸦墙前“秀恩爱”（图3）。

丢勒作于1500年的《自画像》是他29岁时的作品，在这幅自画像中，丢勒身着棕色皮领上衣，俨然一副绅士做派。这件名作还出现在2006年德国发行的《德国绘画》系列邮票上（图4）。而在戈尔兹的摄影作品中，丢勒的皮衣被换成了现代人身上的时尚皮风衣（图5）。

罗热·凡·德·维登是15世纪中期尼德兰最重要的画家，他的肖像画影响了后期的尼德兰绘画。2010年，比利时发行《尼德兰画派代表作品》邮票，邮票展示了维登的两幅作品。其中，在维登晚年创作的那幅祭坛画《圣母与圣子》中，圣母的形象具有一种非凡的贵族气质（图6）。戈尔兹在她的题为《卧室》的摄影中，却将维登作品中的圣母变成一个性感的摩登女郎，并让她走下祭坛，坐到菲利普落地灯前的卧床上（图7）。

《抱鼬鼠的女子》（图8）和《拉·贝尔·菲洛尼尔》（图9）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经典肖像画作品。而达·芬奇绘制这两幅油画所使用的木板是从同一棵树上切割，因而有人说这两幅画作的女主人公就像是一对孪生姐妹。《抱鼬鼠的女子》现收藏于波兰克拉科夫市的恰尔托雷斯基博物馆，描绘的是一个名叫切丽西亚的美女，她是米兰公爵斯福尔萨的情妇。藏于巴黎卢浮宫的《拉·贝尔·菲洛尼尔》也是一个米兰宫廷女子的肖像。而在戈尔兹的两幅摄影作品中，达芬奇作品中的两个女子均变身为当代的时尚人士（图10、11）。

17世纪荷兰画派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一画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萨》都是卢浮宫收藏的经典。前者的女主人公有一双与蒙娜丽萨的嘴唇同样神秘的大眼睛，她因此而被誉为“北方的蒙娜丽萨”（图12）。戈尔兹在她的摄影作品《珍珠耳环》中将这幅原本是半身肖像的维米尔名作“补全扩展”，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也“穿越时空”，被安放到21世纪的居住场景中（图13）。

戈尔兹摄影作品中现代身体与古典面孔“混搭”的手法，让很多人产生困惑，那些照片会引发人们重新审视原作的念头，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创作手法是对名作的“亵渎”。但在有关戈尔兹的争议中，戈尔兹目前的居住国奥地利显然有着自己的观点。2016年1月28日，奥地利邮政发行《摄影艺术》系列邮票，邮票图案选用了戈尔兹的摄影作品《穿皮装的女子》，而画中人物的面孔来自15世纪尼德兰画家汉斯·梅姆林的作品《妻子玛丽亚像》（图14）。生活在文艺复兴早期的梅姆林绝对无法想象，他的法兰克福同乡戈尔兹会把他爱妻的肖像搬到600年后的都市环境中（图15）。

每个人都有一段美好而又稚嫩的童年，每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都会感叹，童年时光是多么的令人怀念。

玩具，可以说是童年的一个代表性事物。回想一下，几乎每个人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都会拥有或多或少的玩具。无论是婴幼儿时期的拨浪鼓、洋娃娃和气球，还是长大以后的积木、万花筒、各类铁皮玩具，亦或是五六十年代的皮筋、铁环、弹珠，直至00后、10后的pad（平板电脑）、手机、电子产品，这些随着社会发展一同进步的玩具，总是占据着我们童年的大部分回忆。然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童年渐渐地离我们远去，那些曾陪伴我们走过人生中最快乐时光的玩具，则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被尘埃覆盖。

记忆回到从前，漂亮的洋娃娃、会跳的铁皮青蛙，还有那堆缺了块的积木……童年的那些玩具，你还有吗？你还能说出它们的名字吗？还记得那些玩具怎样玩吗？

下面，就让这些熟悉的，曾带给我们童年欢笑的玩具，带我们一起重温儿时的美好记忆吧！

拨浪鼓（图1）：是我国传统、古老的乐器和玩具，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拨浪鼓的主体是一面小鼓，两侧缀有两枚弹丸，鼓下有柄，转动鼓柄甩动弹丸击鼓发声。鼓身可以是木的，也可以是竹的，还有泥的、硬纸的；鼓面用羊皮、牛皮、蛇皮或厚纸制成，其中以木身羊皮面的拨浪鼓最为典型。

洋娃娃（图2）：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玩具，原本意指用布或塑胶制成的西方小孩形象的玩偶，后来泛指模仿人、动物造型的玩偶，又称作布偶、娃娃，是儿童主要的玩具之一。中国古代的玩偶大多以泥、布、木、陶土制成，作为礼品。20世纪初，欧洲玩偶传入中国，许多工厂纷纷仿制生产“洋娃娃”，大多以橡胶和赛璐珞制成。

积木（图3）：通常是立方体的木头或塑料，一般在每一表面装饰着字母或图画，容许进行不同的排列或模拟建筑活动。积木有各种样式，可开发儿童智力，可拼成房子，各种动物等。积木有利于孩子发挥想象，综合运用多种不同种类的积木共同搭建实物，有利于他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

摇木马（图4）：“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幼儿骑上木马，会自然地依靠身体重心控制木马前后摇摆，既满足他们活动的要求，又使他们产生积极愉快的情绪，因而久玩不厌。

纸鹤（图5）：传说一天折一只纸鹤，坚持一千天，就可以给自己喜欢的人带来幸福。

铁皮青蛙（图6）：它是绿色的，身上还带花纹。只要拧紧发条，青蛙就可以在地上扑腾好一阵子，憨态可掬。

铁皮公鸡（图7）：很怀旧呵。上好发条，小公鸡就会四处走。

水枪（图8）：玩具水枪是最受小朋友喜爱的玩具之一，拥有一支大大的水枪是很多小朋友的梦想。水枪不但好玩而且对于开发孩子智力也很有益处，尤其适合小朋友和小伙伴玩集体游戏，不但有趣，还可以培养其团队精神，提高孩子的情商。

跳绳（图9）：最早出现的跳绳史料是汉代画像石上的跳绳图，证明至迟在汉代已经有了跳绳活动。跳绳是一项冬季的户外活动，深受儿童喜爱。

图10

毽子（图10）：古称“抛足戏具”，是一种用鸡毛插在圆形的底座上做成的游戏器具。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之一，毽子深受青少年儿童的喜爱，尤其是少年女子。

图11

呼啦圈（图11）：由塑料或橡胶制成，其规格、重量没有严格的规定。自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之后，就被大众所喜爱，在全国各地都相当普及。

图12

    微博读者注意：此前敝博发文，主要在新浪博客，大都兼发微博。因本人已届耄耋，力不从心，自己并不阅读微博；近日发现微博读者多于博客，且多有评论、私信、邀请加为好友等反馈，为免怠慢失敬，今日决定于6月5日后博文不再兼发微博，恳请原微博读者移驾“先睹堂主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haolin1938继续不吝赐教！

两年前跟团旅游到伦敦，没有时间参观大英博物馆，朋友对我说，这就像到了北京没上长城一样。今年去西班牙之前，我特别在伦敦转机，为的是补上这一课。

大英博物馆建立于1753年，如今收藏有世界各国800多万件文物，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有道是，大英博物馆的很多文物都是偷来抢来的，这话不错，很多国家正在追讨他们的珍贵文物，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大英博物馆里到底有些什么宝贝。

大英博物馆是免费的，进入大厅后见有卖两块钱一本的小册子，名为“Top 10”包括展馆图，就毫不犹豫买下了。显然，这10件顶级展品是必须看的。

埃及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图1）

刚进入西庭展馆，就见大玻璃柜前挤满了人，原来这里陈列着一块大石碑。该石碑因出土于罗塞塔郊外而得名，其上刻着公元前196年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诏书。那么一块石碑为什么是埃及追讨流失文物的重点呢？

原来这块石碑并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了诏书法令，更重要的是，上面刻有同一段诏书的三种语言版本，最上面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是用于祭司法令的“圣书体”，从公元4世纪后已经失传，无人能看懂，中间是在民间使用的“世俗体”，最下面的则是可以看懂的古希腊文。把它作为对照就可以解读上面的文字，成为解密象形文字的钥匙。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石碑，人们才得以读懂那些刻在埃及神庙石柱上的大量象形文字，从而揭开埃及几千年的神秘历史。

图1左上是埃及1972年的航空邮票，左方是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他对罗塞塔石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功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并发现象形文字也记录了发音，奠定了我们认识古埃及语言和文化的基础。

1999年，埃及再次发行航空邮票，纪念罗塞塔石碑发现200周年（右上）。1799年，拿破仑军队在罗塞塔修建工事时，士兵发现了这块刻有密密麻麻文字的石头，于是被送往拿破仑在开罗设立的埃及研究所，法国人本想把石碑运回法国，但因为战败，石碑成了英国的战利品，最后被收入大英博物馆。

石碑的发现引起世界许多考古学者的研究兴趣，其中法国的商博良是最成功的，1972年，法国发行一种纪念邮票（左下），纪念他破译埃及象形文字150周年。在邮票上可以看到罗塞塔石碑上的一段文字：“你的建筑和天空一样持久。”

希腊帕特侬神庙的大理石雕塑（图2）

帕特侬神庙的雕塑恐怕不用我多说，去过雅典卫城的人，都看到帕特侬神庙只是石柱围绕的空架子。卫城上的建筑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沧桑，都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19世纪初，英国人额尔金，把帕特侬神庙剩下的大理石浮雕全部切割后运到英国。如今陈放在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大展馆中，其中有壁缘雕刻（浅浮雕）、墙面雕刻（高浮雕）和山形墙雕刻（圆雕）。这些雕塑虽然残缺，但不得不惊叹古代希腊雕刻家的精湛艺术。 

1984年，希腊专门发行了一套大英博物馆中帕特侬神庙雕塑的邮票。和照片相同的是三女神，赫斯提亚以及躺在母亲怀中的阿芙罗狄蒂。下方自左到右是塞勒涅战车上的马头、河神伊利索斯、半人马和拉比斯人的战斗、酒神狄俄尼索斯。希腊一直想让英国归还这些石雕，还为此在雅典卫城旁新建了现代化的博物馆，但至今未果。

复活节岛上的摩艾（Moai）石像（图3）

复活节岛是位于智利海岸以西3600公里的岛屿，现属智利。波西尼亚人曾经在这里生活，有过繁荣，后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现在那里的原住民已经很少，只留下887个火山岩雕成的摩艾石像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多半摩艾石像只有頭，有的还有躯干，像大英博物馆中的这个。波西尼亚人为什么要制作这些人像，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应该和他们的宗教与祭祀活动有关。

智利发行过很多摩艾石像的邮票。图3上是其中2种。

埃及的木乃伊（mummy）（图4）

“古埃及人的死亡标志着一段旅程的结束和另一个旅程的开始”，因此木乃伊是生命必要的过渡。制作木乃伊时需要先将尸体挖去内脏，填以香料，防腐处理后，再裹上麻布，放入棺柩。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里展出了很多木乃伊和棺柩。图4是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时代的一个女祭师亨特梅赫特（Henutmehyt）的镀金内棺。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强盛时期的著名法老，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279年－前1213年。上方左右是他的头像和石像邮票。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也被发现，存放在埃及博物馆中。照片的右下是这位女祭师的陪葬品。 

中国的至正型青花龙纹大瓶（图5）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约23000多件中国历代文物，从古到今，几乎无所不包。在33号展厅展出的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博物馆的介绍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博大和悠久的文明，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在4000多年的历史中保持了一致的形式，维系了这个巨大国家的统一，连接着她的现在和过去，表达一个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同一文化。”

这里只说说这对元朝“至正型青花龙纹大瓶”，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创造，青花瓷更是瓷器中的上品，这对花瓶纹饰繁多，瓶身上下九层纹饰（耳饰算一层）。更有文物价值的是在瓶颈上的铭文（左瓶上可见），铭文记载了这对花瓶的由来和确切的年代：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年），因此被誉为“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青花瓷器物，被视为元代青花研究的标准器”，学术界将这种类型的青花瓷定名为“至正型”元青花。但也有人认为这对花瓶不过是民国初期的仿古瓷器。

要看更多更正宗的青花瓷，当然是在中国。图5左上是1973年“出土文物”邮票中的元青花凤首扁壶（1271－1388），该壶出土于北京一处元代院落遗址，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左下是1992年瓷器邮票中的元青花追韩信图梅瓶，出土于南京的朱元璋义子沐英的墓，现在是南京博物馆镇馆之宝。 

墨西哥绿松石双头蛇（图6）

在中美洲曾经有过三个文明：马雅文明、印加帝国和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这个双头蛇是阿兹特克人在祭祀仪式上佩戴的胸饰，制作年代可能在1400－1521年之间，它由木头雕刻而成，外面覆满绿松石镶嵌图案。在古代中美洲，他们认为蛇有神灵，敬拜蛇神。

在西班牙殖民者来到美洲以前，阿茲特克人 (Aztecs)已经在墨西哥中部定居下來，他们来自墨西哥北方，自称墨西加人（Mexica），据传说，1323年，墨西加人看到一只叼着蛇的老鹰停在仙人掌上，预示着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应该建立家园的地方。在这里他们逐步建立了一座大城市，成为今天墨西哥城的前身。墨西哥国旗中间的图案也是根据这个故事，左下是墨西哥独立150周年的国旗邮票，右下是中非共和国的阿兹特克文明小型张。

路易斯西洋棋（Lewis chessmen）（图7）

路易斯西洋棋约于1150－1200年制作于挪威，在苏格兰的外赫布里底群岛中的路易斯岛被发现。棋子由海象牙和鲸鱼齿精心制作而成，包括坐立的国王和王后、戴冠的主教、骑马的骑士等。现存93颗棋子，11颗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其余的82颗在大英博物馆。這套西洋棋是至今世上保存完善且最具規模的12世紀休闲娱乐品。

马恩岛2013年发行1套6种路易斯西洋棋邮票，图7上是相应的2种。邮票上可以看到棋子背后的雕刻图案。

乌尔军旗（The standard of Ur）（图8）

上世纪30年代，英国考古学者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尔（Ur）墓葬中，发现了许多文物，乌尔军旗是其中之一，叫军旗有点奇怪，其实这是一个长约40厘米，高约18厘米的盒子，两面镶嵌有100多个人物和生活场景。乌尔（又称吾耳）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城，建成于公元前5500年左右，这件乌尔军旗大约为公元前2600年左右苏美尔人所制，它让我们看到了4600多年前人类社会的写照。从乌尔军旗的这一面图上，有许多苏美尔士兵佩着刀剑，已经发明了轮子，并制造了战车，战马下躺着死人，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战争和血腥。同时人类从一开始也向往和平，在乌尔军旗的另一面是和平景象，有乐师，还有歌手。

左下是文达（属南非）1992年“发明”邮票的一种，用乌尔军旗的一部分表示了车轮的发明，邮票上写的日期是公元前3200年？右下是伊拉克1967年旅游邮票的一种，乌尔的圣庙，建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时间是公元前2113－前2096年。 

伊费国王的青铜头像（Ife head）（图9）

该头像是1938年在非洲的尼日利亚的伊费出土，可能制作于13－14世纪。伊费是西非约鲁巴人的一个古王国，约形成于公元1000年。早期的非洲人能够采用脱蜡法制作如此精细的青铜人像令人惊讶。左上是尼日利亚1953年的邮票。

塔拉菩萨雕像（The Bodhisattva Tara）

还有一个是塔拉雕像，这是8世纪出自斯里兰卡塔拉的青铜镀金雕塑，我去的那天没有展出，也没有找到相应的邮票。小册子上的top10都在这里了，但这只是这本册子编写者的看法，大英博物馆网站（有中文）上有介绍9种镇馆之宝，和这10种不尽相同，

写到这里想起看到的一则新闻，2017年3月1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览从大英博物馆800多万件藏品中精选出100件（组）展品，讲述了世界历史发展变迁的故事，让观众见到世界文明的精华，同时也见证了中英两国重要和持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关系。除今年3月至5月在国博展出外，6月至9月该展览将移师上海博物馆。 

最后介绍英国邮政在大英博物馆建馆250周年时，特别发行的一套6枚纪念邮票（图10），票图以半隐半现的6个头像诉说着人类千百年的历史，它们从左到右分别是：埃及木乃伊漆木棺材上的头像（约公元前900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半身像（约公元前200年）；在萨顿胡发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头盔（公元600年）；印度女神帕尔瓦蒂雕像（1550年）；阿兹台克帝国代表火神的西赫特赫特利绿松石面具（1500年）；复活节岛上的摩艾石像（1000年）。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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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今年发行了7套人物纪念邮票，其中包括黑人女性民权领袖多萝西·海特，时装设计师奥斯卡·德拉伦塔，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聋人研究先驱罗伯特·帕纳拉，作家、哲学家亨利·梭罗，作家、诗人、教授、画家安德鲁·怀斯，牧师西奥多·赫斯柏 。有趣的是，这些邮票中的5位人物彼此之间有着种种关联。

首发仅差4天的两位人物

2月16日，发行德拉伦塔邮票小版张。2月20日，发行肯尼迪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一位是时装设计师，一位是美国总统，两人之间似乎并不搭界，但却间接地通过另一位人物有了关联。我们先从肯尼迪总统说起。

约翰·肯尼迪是美国第35位和最年轻的总统，他在1917年5月29日出生，是家中四子五女中的次子。他在3岁生日前患上恶性猩红热，1930年起一直在与内分泌紊乱、导致免疫力降低的爱迪生氏症做斗争。1936年7月进入哈佛大学，期间两度访问欧洲，并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148页的优等生论文，论述英国绥靖政策的根源。1940年6月以优异成绩从哈佛毕业。

1941年进入海军。1943年3月的二战期间，担任美军PT－109艇艇长。8月2日，在南太平洋执行拦截日本船队的夜间攻击任务时，PT－109艇被日本驱逐舰撞成两截后沉没，肯尼迪英勇救助10名落水船员，经历了7天的艰苦逃生。他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决心使他成为各大报纸的头号新闻人物，并因此获颁紫心勋章等诸多奖章。1945年3月1日，他从海军退役。几个月后，日本投降。

二战后，肯尼迪进入政坛。1947－1952年和1952－1960年间先后担任众议员和参议员，1960年他43岁时宣布竞选总统。今年邮票上的肖像，就是他这年在西雅图参加总统竞选时的照片，由特德·斯皮格尓拍摄（图1）。在大选中，他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尼克松，1961年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

他的就职演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次就职演说被并称为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两次就职演说,共计1355个单词的演说成为激励型语言和呼吁公民义务的典范之作。他在演说中呼吁美国民众承担起更多的义务，做出更大的牺牲。他提到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一下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成为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中最脍炙人口的名句之一。在他就职演说后，约75%的民众认可了这位新总统。

在总统任内 ，他引领了阿波罗登月计划、 倡议建立了和平队、处理了古巴导弹危机、提出了重要的美国民权法案，被美国人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1963年11月22日在德州达拉斯遇刺身亡，年仅46岁。他的遇刺被视为对美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美国邮政没有选择他的生日，而是选择2月20日，即美国总统日这天为他发行邮票。小版张含12枚邮票，边纸图是白宫官方总统肖像画，由艾隆·谢克勒在1970年绘制（图2）。首发式在波士顿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举办。美国所有新邮现在都是全国同日发行，但因当天是国定假日，因此全国其他邮局只能在次日开始发售。

这是肯尼迪第4次登上美国邮票。1964年5月29日发行的5美分票是按照美国邮政规定，在总统去世次年的总统生日当天发行（图3），此票的发行量高达5.1亿枚。1967年5月29日发行的13美分票纪念肯尼迪诞生50周年（图4），是美国罕见的纪念已故总统50周年诞辰邮票。再有就是1986年5月22日发行的22美分票，是全套总统邮票中的一枚（图5）。1965和1967年5月29日还发行了11和13美分的邮简。

杰奎琳·肯尼迪（1929－1994）是约翰·肯尼迪的夫人。她没有绝世的美貌，却是美国人心中最美的第一夫人。她不是皇室成员，却以高贵气质、优雅举止、独立个性赢得世人仰慕。杰奎琳·肯尼迪树立起了自己时尚偶像的形象，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心目中公认的时尚引领者。 

1962年，出生于多米尼加的时装设计师奥斯卡·德拉伦塔（1932－2014）来到纽约，此时肯尼迪仍在总统任上。当时的服装只有销售商店的标签，而无生产公司的品牌。1965年，德拉伦塔推出自己的品牌，这一行为很快引起了杰奎琳·肯尼迪的注意，德拉伦塔也因担任杰奎琳·肯尼迪的时装设计师而崭露头角。时装设计师和美国总统因此而发生了些许关联。德拉伦塔1973年在纽约创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产品以名贵华丽的礼服著称。他的创新设计和对细节的关注提升了美国时尚水准，使纽约成为时尚引领者。

德拉伦塔曾为多位第一夫人和大牌明星设计时装，82岁时因癌症去世。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悼词说，“作为一位出色的设计师，他让万千女性拥有和感受到了极致的美丽。”美国邮政纪念世界著名时装设计师德拉伦塔的邮票全套11枚。其中黑白的人物肖像邮票放置的方式犹如极限明信片，其余10枚邮票展示他设计的最精美女装礼服的细节，包括模特在时装秀穿的鞋子等。每枚邮票底边都有他的签名（图6）。

生日仅差4天的两位人物

西奥多·赫斯柏牧师（1917－2015）仅比肯尼迪早出生4天，在世时间却是肯尼迪的两倍还要多，享年97岁。纪念赫斯柏牧师诞生100周年的邮票预定在9月1日发行，票图展示他站在圣母大学校园的一幅油画（图7），他在这所大学担任校长达35年，为历届任期最长的校长。

赫斯柏牧师是20世纪中期美国重要的教育、宗教和公民领袖。他参与过许多社会运动，包括权力平等、科学进步的相关道德规范、移民改革、正义及学术自由等议题。他与肯尼迪总统的交集不仅在于生日只相差4天，更重要的是对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作出的贡献。赫斯柏牧师在1957年被任命为美国民权委员会委员，是该委员会的长期成员。他参与编写关于种族歧视的报告和关于选举权的报告，推动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1963年6月11日，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堵住亚拉巴马大学教室的门以阻止两个非洲裔学生去上课，肯尼迪总统对此进行了干预。在那一晚肯尼迪发表了著名的民权演讲，要求立法禁止所有公共场所的歧视。肯尼迪的倡导最后变成了1964年民权法案。在他演讲5个多月后，肯尼迪遇刺，民权法案在1964年7月2日由约翰逊总统在白宫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禁止任何基于种族、宗教、性别的歧视，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

出生相差百年的两位人物

前面谈到同年同月出生的两位人物，更令人称奇的是还有两位人物，不但在同月同日出生，而且出生年份刚好相差了100年，却都在今年上了美国邮票。其中一位是美国作家、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另一位是20世纪中叶美国最著名、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安德鲁·怀斯（1917－2009），他们的生日都在7月12日。纪念梭罗诞辰200周年的邮票在5月23日发行，纪念怀斯诞辰100周年的邮票则在他的生日发行。

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美国文化精神代表人物爱默生（1803－1888）的门徒和助手。他写了许多政论，一生支持废奴运动，提倡回归本心，亲近自然。1845年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梭罗从那一天起， 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他搭起木屋，开荒种地，写作看书，过着非常简朴和接近自然的生活。

以此为题材写成的长篇散文《瓦尔登湖 》（1854），成为美国现代文学中散文作品最早的典范之一。这本清新、健康、引人向上的书，向世人揭示了作者在回归自然的生活实验中所发现的人生真谛。他的文字细腻而自然，充满了一个敏感的作家和一个深思熟虑的哲人对大自然至诚的感受和感动。

梭罗才华横溢，被称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其文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性，在美国19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而《瓦尔登湖》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瓦尔登湖》中的经典名句比比皆是，如果现在去探访瓦尔登湖，湖畔的牌子上有他的语录，“大部分的奢侈品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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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就是汤姆森绘制的国玺设计图稿，现由美国国家档案馆保管。这一总体上新设计的图稿，以白头鹰和盾牌为主体。鹰头上面的13颗星和盾牌上的13根红白相间的条纹，都寓意最初组建联邦制美国的13个州。鹰的左爪攥着13枝利箭，右爪握着橄榄枝，表示战争与和平的权力只归属于国会。新图稿还借鉴了先前3个小组几个草图的部分设计元素，例如鹰喙衔着拉丁文格言“E Pluribus Unum”（万众合一）的绶带，创意就源自第1个小组的设计图稿，再如前3个设计小组草图中都有盾牌元素。威廉·巴顿（William Barton，1754－1817）（图3，肖像局部），是前国玺设计小组成员、纹章学者，他接着又对汤姆森图稿进行部分美术修改，一是将盾牌上的斜向山形红白条纹全部改为垂直条纹，二是调整了双翼的位置和角度。大陆会议6月20日终于通过了修正后的汤姆森设计方案，并对国玺组成图案及其象征意义作出法定的表述文字规定。图4为汤姆森向大陆会议提交审议国玺设计说明报告的首页。

图5是1782年第一次雕刻制作的黄铜材质的国玺，直径2 3/8英寸，刻制的图案是反向的。国玺不是用来蘸上印泥后盖印在纸上的，而是安装在压印机上，通过手柄向下施力后，在纸上压印形成凹凸的正图像（图6，纸张压印后的效果图）。同年9月16日首次在政府文件上压印。

作为大陆会议秘书长，初期这枚国玺一直由汤姆森负责掌管。直到1787年制宪会议批准《美国宪法》，1789年宪法生效并建立联邦制国家机构（参见140730和140828），大陆会议结束历史使命，汤姆森在1789年7月24日才按照规定将国玺移交给国务卿。根据美国政府部门职责，国玺由国务院负责保管和管理使用。

后来国玺图案又经历多次修正优化，但最初关于国玺组成图案及其象征意义表述文字的法律规定至今从未改变。目前使用的美国国玺图案于1885年修订确定。美国于1902年再次制作新国玺，并于1904年开始启用，图案有细微变化。现用的国玺是美国历史上第7个国玺，1986年由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雕刻和印刷局制作，当时还专门制作了母模，以确保今后因年久磨损而更换新的国玺都能保持原样。

后来国玺图案又经历多次修正优化，但最初关于国玺组成图案及其象征意义表述文字的法律规定至今从未改变。目前使用的美国国玺图案于1885年修订确定，1986年由财政部雕刻和印刷局制作，1902年决定更换，并于1904年开始启用，图案有细微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第7个国玺。1986年制作国玺时还专门制作了母模，以确保今后因年久磨损而更换的新国玺，都能保持原样。

国玺邮票及邮资封片

尽管美国法律从未确定过国徽，但由于美国国玺一直用于钤盖政府及外交文件，所以后来就演变成为美国的象征性标志，人们将其视同为国徽。国玺中心图案的美洲白头海雕，又称白头鹰、秃头鹰，曾经分布于整个美国大陆，由此也定为美国国鸟。美国邮政1869年曾经发行30美分盾牌鹰旗图案邮票（图7），美国集邮界称之为“Shield, Eagle & Flag”（盾、鹰、旗），虽然票图含有国玺元素，但这肯定不是国玺邮票。直到1934年发行的第1种单色航空快递邮票（图8），才是第一种美国国玺邮票。1936年双色套印的国玺航空快递邮票，则是第二种国玺邮票（图1）。

美国邮政1982年6月15日发行一种纪念邮资封，在国玺邮资图左边印有英文国玺的全称和“1782-1982”，纪念国玺诞生200周年。图9为加盖华盛顿“首日发行”邮戳的邮资封，邮资图下面加贴1枚1981年发行的约翰·汉森（John Hanson，1721－1783）肖像邮票，他是第9任大陆会议主席，国玺就在他的任期内（1782年11月－1783年11月）完成制定的，左边图案为私人加印，分别是1782、1841和1902年国玺图案，以此概括200年国玺的历史演变。

从1983年1月12日起，美国邮政开始发行国玺图案公事专用邮票和多种规格的公事专用邮资封、邮资片。图10为公事邮资封首日封，加贴同日发行的7种不同面值公事邮票。

国玺设计者

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1729.11.29－1824.8.16），出生于爱尔兰，1739年移民到美国。从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之日起，直到1789年7月大陆会议结束历史使命，他一直担任大陆会议秘书长。图11为美国画家怀特（Joseph Wright，1756－1793）大约在1783年绘制的汤姆森肖像画。

汤姆森还是美国《独立宣言》见证人。1876年7月4日下午，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最终文本，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和秘书长汤姆森签署后，就送往约翰·邓拉普印刷所排版，总共印刷约200张单页，供各地代表向民众宣读。图12即为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邓拉普印制版《独立宣言》。目前所知这种邓拉普印刷版宣言仅有26张存世。大陆会议在同年7月19日又决定，在羊皮纸上手工抄写《独立宣言》全文，再让会议代表补签后，作为国家历史文件永久保存。汤姆森没有在独立宣言签名，因为他虽任大会秘书长，但不是大陆会议代表。这件国宝级文物，现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保管。但作为独立宣言见证人，他的姓名以大会秘书长的身份出现在邓拉普印刷版宣言上。图13为邓拉普印刷版宣言底部的印刷文字，印有“ATTEST”（见证人）和秘书长查尔斯·汤姆森的姓名。

美国邮政还将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的《独立宣言》巨幅油画多次搬上美国邮票。这幅油画由画家约翰·特朗布尔创作绘制，艺术地再现了1776年6月28日五人小组向大陆会议主席汉考克递交《独立宣言》草案的情景（参见130724和130823）。图14是1976年为纪念美国独立200周年而发行的油画《独立宣言》连印邮票，图中可见汤姆森的形象，在汉考克座椅右手边的站立者就是他（图15）。

美国邮政没有单独为汤姆森发行过邮票。但在“爱国者系列”邮资片中，有一种印有汤姆森侧面头像，源自《独立宣言》油画。图16为1975年9月14日首日发行机盖销票戳邮资片，首发地为他晚年居住之地——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莫尔。邮资片左面汤姆森半身肖像为私人加印图案。

去年冬月，我去漳州东山岛旅游，就是因为风动石。早在1994年5月1日当地就使用了日期固定的“风动石”风景日戳，1995年5月1日又启用了日期可更换的同名风景日戳（图1）。1999年9月4日我国发行FP9《福建风光》，其中-6是“东山风动石”（图2），为配合此片发行，东山邮政启用了“风动石”风景日戳（图3）。当时我对风动石的角度仔细研究了一番，从此东山风动石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们住在东山岛县政府所在地铜陵镇。清晨，沿着滨海路走向风动石。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棕榈树，充满着南方的气息。走到景区门口，见园门口电子屏上闪现的是“东山关帝文化产业园”，而非风动石景区，也许关帝比风动石名气要来得大吧。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风动石的左侧，我终于亲眼见到风动石了，这个角度接近于风景日戳和邮资片展示的角度。我围着风动石转了一圈，从背面看，风动石状如玉兔，悬空而立，摇摇欲坠；从正面看，风动石如蟠桃，底部呈圆弧形，贴石盘处尖端仅数寸，悬空斜立。风动石正面右边刻着毛泽东手迹“风景这边独好”，左边刻有明永历戊子二年（1684年）秋，巡抚路振飞题写的“铜山三忠臣：黄道周、陈瑸、陈士奇”和“铜山风动石”。这些不到现场是看不到的场景，特别是正面那些文字，光从风景日戳和邮资片图中是观察不到的。

风动石在地方志上称为“东壁文星”，高4.37米，宽44.47米，长4.46米，重约200吨，巍然“搁”在一块卧地凸起且向海洋倾斜的磐石上，两石的接触面仅为十余平方厘米。狂风吹来时巨石摇晃不定，人若仰卧盘石上跷起双足蹬推，巨石也会摇晃起来。据考证，风动石形成于第四纪海侵时期，是“球状风化”的结果。风动石及其磐石原本是完整的一块石头，由于海浪沿着巨石的缝隙剧烈的长期冲刷而形成。

风动石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旁边是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铜山古城，是福建沿海重要的军事防御要地之一。铜山古城沿海滨而建，蜿蜒绵长，气势雄伟，巍峨壮观。城基用条石干砌叠垒而成，城墙用粘土夹以碎石夯筑。古城设有东、西、南、北四门，东城门上保存有一座完好的双顶亭，它翘角欲飞，神气凛然（图4）。“风动石”风景日戳上那一段城垛（图1），也就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东城墙一段，长400多米。

风动石旁还有关帝庙，它牌楼式的庙门（图5），由六根圆石柱顶托着数百支纵横交错、承力均匀的斗拱，拱架上捧着一座宫殿式楼亭。亭上有各种闽南地方特色的剪瓷雕图案，正面是“八仙过海”和“兽图”，背面雕塑是唐宋民间故事中的120个人物形像，造型生动，气势雄伟。关帝庙连着宝智寺，寺旁就是黄道周纪念馆（图6），建于明代崇文书院原址之上，黄道周童年曾就读于此，黄道周是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儒学大师、民族英雄，东山县铜陵镇人。

一走进景区就见到箭头式路标上有“邮政点”（图7），顺着箭头指向一路寻觅，见黄道周纪念馆旁一条寂静的路边有座小屋，上面挂着“邮政点”小牌，但是卷帘门紧闭，外挂的信箱也已锈迹斑斑（图8）。直到欲走出景区，无意间走进游客中心，见到里面设有邮政服务玻璃专柜（图9），柜上放着信箱，柜内陈列着东山个性化邮票和明信片。游客中心内只有一名女工作人员，我要求看下明信片，她拿来钥匙打开柜门，有邮资的那套没有风动石，没邮资的那套有风动石，不合我口味。我说能寄自带的明信片吗？她回答可以，还热情地帮我查找邮政编码，我往信箱里投入了两枚明信片。我觉得纳闷的是，既然原来的邮政点撤消了，为什么不重新设置箭头式路标，或者在原邮政点贴上告示？回到家后收到明信片，用“福建东山/2016.12.13.17/铜陵（分拣）1”日戳销邮资（图10），此日期是我投进信箱后的第二天。

太极拳以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集颐养性情、强身健体、技击对抗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结合易学的阴阳五行之变化、中医经络学、古代导引术和吐纳术形成的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作为一种饱含东方包容理念的运动形式，其习练者针对意、气、形、神的锻炼，非常符合人体生理和心理的要求，对人体身心健康以及社会的和谐共处，有着促进作用。

1949年后，太极拳被国家体委统一改编作为强身健体之体操运动、表演、体育比赛用途。中国改革开放后，部分还原本来面貌；从而再分为比武用的太极拳、体操运动用的太极操和太极推手。

传统太极拳门派众多，各派既有传承关系，相互借鉴，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呈百花齐放之态。由于太极拳是近代形成的拳种，流派众多，群众基础广泛，因此是中国武术拳种中非常具有生命力的一支。2006年，太极拳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极富中国传统元素的文化形态，已多次出现在方寸中。

我国1960年发行的特43《爱国卫生运动》邮票第5枚“锻炼身体”图为打太极拳的老人（图1）。

2015-15《中国梦——人民幸福》邮票第4枚“美好生活”图中有五名练习太极拳的人物（图3）。

1867年5月1日，皇家匈牙利邮政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公共机构正式成立。今年是匈牙利邮政成立150周年，匈牙利在今年5月4日发行小全张，来庆祝这个属于匈牙利邮政的重要纪念日（本期封面图）。小全张包含6枚面值120福林的邮票，用历史照片展现了匈牙利邮政运输工具的变迁。小全张尺寸为150×88毫米。

左上一枚是运送包裹的马车，主要用于铁路干线无法覆盖的地区。在城市里，这种马车在开始的时候用来收集信件和包裹，但后来随着新的交通工具出现而逐步退出邮政运输，直到被淘汰。例如在布达佩斯，这种马车在1958年停用。

从1897到1900年，匈牙利是世界上第一个试用摩托车的邮政机构。上排中间邮票表现邮递员使用三轮摩托从邮筒取信。这种三轮摩托车由匈牙利汽车工业的开创者János Csonka(1852—1939)发明，使用时间在1900—1925年。

匈牙利使用自行车投递约始于1890年。右上一枚为邮递员推着自行车，正准备出发投递。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匈牙利开始使用火车运送大量邮件。左下一枚的背景是火车车厢里的移动邮局。从1863到2004年，移动邮局是匈牙利邮政运输的骨干。邮票上的移动邮局车厢始用于1930年代，1945年后继续服役。从1926年开始，收信的三轮摩托开始被双轮摩托车取代。这枚邮票的近景是邮递员驾驶匈牙利制造的丹纽维亚摩托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摩托车用于电报服务。

下排中间一枚的前景是东德生产的巴尔克斯面包车（Barkas），它在1961-1963年间用于匈牙利邮政，车门上有匈牙利的邮政号角标记。远处出现了用于航空邮件的飞机。

右下一枚上是尼桑环保200电动汽车，它在2016年12月投入匈牙利邮政使用，主要用于包裹投递。在车身上可以看到匈牙利邮政标记。

小全张边纸上有许多与匈牙利邮政相关的图案和标识。匈牙利邮政在发行这套邮票时说，匈牙利邮政不断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来面对未来150年的挑战。

1917年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一年，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举足轻重的一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也对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关键性的重要影响。虽然苏联已在1991年解体，但1917年的俄国革命已经成为历史的丰碑载入史册而永垂不朽。

1917年俄国革命是1917年在俄国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统称，这些运动最终推翻了俄罗斯帝国并建立了苏联。其中在1917年二月（汉字日期表示儒略历，下同）的第一次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了临时政府。1917年十月的第二次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俄罗斯在今年3月2日发行小全张，含4枚邮票（图见封面），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

小全张以1917年革命的历史照片和档案文件为背景，上方的标题为俄语“伟大的俄国革命”，其右侧标记了年份1917，俄罗斯的三色国旗和象征革命的红旗贯穿了小全张。从左右两侧伸出的上了刺刀的步枪分别刺向罗曼诺夫王朝的皇冠，和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冬宫。4枚邮票用红色为底，分别标记了1917年革命中的4个历史事件。四方连中心部位的时钟在圆周上标记了不同的日期，来对应邮票上的历史时刻

第1枚邮票表现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邮票右下角的时钟圆周上的日期是1917年三月二日（图1）。二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反动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1917年二月廿三日，彼得格勒50家工厂约13万男女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参加罢工示威的群众增加到20万。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开枪镇压，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和士兵的反感。

二月廿五日傍晚，尼古拉二世命令彼得格勒军区派兵镇压，但军队在第二天发生兵变。二月廿七日，彼得格勒驻军士兵起义，同示威群众一起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大臣和将军。起义的士兵拦截住沙皇专列火车，不让他回彼得格勒。国家杜马召开紧急开会，决定劝说尼古拉二世退位。尼古拉二世被迫在三月二日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俄国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这一天宣告结束。邮票图案为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诏书和皇冠，象征帝国灭亡。尼古拉二世全家在1918年7月17日凌晨被苏维埃行刑队秘密处决。

俄罗斯今年发行这套新邮，初看上去是在推翻俄罗斯帝国100周年这一天发行的，但严格说来有13天的时间差。因为俄国当时仍在使用儒略历，而四方连中心的圆周上所标记的日期均为儒略历。儒略历由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凯撒在公元前45年采用执行，直到1582年才有了如今使用的公历，即格里历。两者之间的换算办法依据不同的年份而不同，其中1901到2099年间的儒略历日期加上13等于格里历日期。换句话说，如果这套小全张在今年3月15日发行，才是真正的推翻俄罗斯帝国100周年的日期。但如果真的那样做，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搞不清这两个日期之间的关联。

第2枚邮票上的日期是1917年九月一日（图2）。二月革命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孟什维克、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达成成立临时政府的协议。三月十五日，临时政府成立。九月一日，临时政府宣布国家为共和政体，史称“俄罗斯共和国”。邮票图案上是俄罗斯的三色国旗和关于俄国为共和国的文告。彼得格勒苏维埃承认临时政府，但不服从其指挥，还对其进行监督。因此在1917年3－7月，俄国罕见地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出现在第3枚邮票上的图案是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和冬宫，邮票上的日期是十月廿五日（图3），即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公历11月7日。1917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召开六大，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10月初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国。十月廿四日晚，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廿五日晚9点40分，涅河瓦上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发出了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进攻的信号。当日深夜冬宫被攻占。当晚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颁布《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宣告十月革命胜利，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推选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说的就是来自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邮票上专门描绘了阿芙乐尔巡洋舰开炮的画面。十月革命的胜利揭开了全俄革命的序幕，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苏维埃政权。莫斯科于十月廿六日举行起义，十一月三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起了苏维埃红旗。

标记在第4枚邮票右上角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邮票上的大幅标语是“立宪会议”（图4）。立宪会议选举在十一月十二至十五日举行，俄国社会革命党以40%的优势击败主要对手布尔什维克党（24%）。前者获得来自乡村的大量选票，而后者得到城市工人和前线士兵的广泛支持。立宪会议在1918年1月5日召开，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在次日予以解散。

图5是这枚小全张的首日封，封图上的阿芙乐尔巡洋舰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点睛之笔。首日邮戳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种（图6）。邮票尺寸32.5毫米见方，面值均为35卢布。小全张为130X120毫米，发行量7万。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