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位于欧洲的最西端，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在历史上，这是由伊比利亚人、克里特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犹太人、摩尔人等融合而形成的民族，但它却是欧洲大陆最早统一的民族国家。图1是纪念葡萄牙独立850周年小型张，邮票上写的Conferência de Zamora是萨莫拉会议，1143年，在西班牙西北的萨莫拉大教堂签署的萨莫拉条约承认了葡萄牙王国的独立，邮票中间是勃艮第王朝的徽章，该王朝从1139年延续到1383年。

独立后的两个多世纪，葡萄牙并没有摆脱贫困和落后，为寻求财富和商机，想走陆路却都被大国占据，唯一的出路是向西走向海洋。我们这次旅游到了葡萄牙最西面的大石角（Cabo da Roca）, 在那里的一块碑上用葡萄牙语写着一句话：“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图2左下），显然，这是欧洲人的天涯海角。望着茫茫的大海，15世纪初的人们，完全不知道海的那边是什么，如果船一直航行，能够到达印度吗？左上是1992年圭亚那邮票，票图是根据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所绘的地图，他最早开始用经度和纬度确定地理位置，绘出欧，亚，非的已知地区，但是大西洋以西，非洲以南和亚洲以东都是未知的地区。

寻找海上之路的开拓者是亨利王子（Infante D. Henrique，又译恩里克），他生于1394年，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的第三个孩子，没有继承王位的机会，他全身心地投入航海事业，他收集了古代地理学家留下的信息，精心研究，他建立船厂，制造出快速的卡拉维尔帆船，还在葡萄牙最南端的萨格里什（Sagres）创办了世界上首个航海學校，训练船员。他虽然自己没有出海远航，但每次派出船队出航都有地理的新发现。

他首先派船向西，发现了马德拉岛（Madeira）和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这两个岛后来都成为葡萄牙的自治领地。但是向西航行的海洋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于是亨利王子决定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尽管向南能否绕到印度还不得而知。1434年，第一次越过被认为不可超越的西非波加多角，到达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到1462年，葡萄牙人已经探索到了非洲沿岸今天的塞拉利昂。

1960年，在亨利王子去世500周年时，葡萄牙发行1套6枚纪念邮票，图2右方是其中2枚：亨利王子像，亨利王子的座右铭“才尽其用”（Talent de bien faire）。

亨利王子以后，国王若望二世继续了葡萄牙的航海事业。1487年，他派迪亚士率领一支由3只船组成的船队沿大西洋南下，半年后船队遭遇到大风暴，在漂泊了13个昼夜后，他们意外发现，船队已经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迪亚士将其命名为“风暴角”，葡萄牙国王认为有希望到达东方而改名为“好望角”，迪亚士在后来一次航行中葬身于此。

1988年，纪念发现好望角500周年，南非发行1套4枚邮票和小型张（图3），小型张的邮票图是1489年马泰勒斯（Martellus）地图的一部分，这时在地图上非洲南端已经画上了一条海上通路。小型张还是纪念1988年在南非彼得马里茨堡的邮展。为纪念发现好望角500周年，葡萄牙在1987和1988年发行2套邮票（图4），票图画出了迪亚士船队从出发到发现好望角的惊涛骇浪。

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在欧洲航海纪录上仍是空白的东非沿岸水域，达伽马最终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了印度，开启了和印度贸易的海上通道。

需要指出的是从1405年至1430年的中国明朝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一直远航到达非洲的东岸，比达伽马要早80多年，郑和海队的规模和船只比葡萄牙人的大得多，可惜由于明清的朝贡贸易政策以及禁止民间对外通商的海禁使中国失去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

里斯本的贝伦区

今天到里斯本旅游不能不知道上面的这段葡萄牙历史，下面是游览里斯本贝伦区的主要景点。

贝伦塔(Belem Tower) 

贝伦塔（图5）始建于1515年，是保卫里斯本港口的防御工事，也为了纪念达·迦马抵达印度。如今这里是里斯本的象征性地标和必到的旅游景点。贝伦塔的一部分是堡垒，堡垒内部有17个炮位，上方多边形的平台周围有6个岗亭，另一部分是四层的塔楼。整个贝伦塔是摩尔风格的建筑，有盾牌形状的城垛以及各种石雕装饰覆盖了塔楼。

图5左下是葡萄牙1972-1973年系列普票中的贝伦塔。2015年，为纪念贝伦塔始建500周年，葡萄牙邮局发行1套3枚邮票和1种小型张（图5右方），邮票分别是贝伦塔图，早期的贝伦塔和船只以及现在的贝伦塔照片，小型张的边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堡垒内部的肋骨拱顶和火炮。

2001年，中国和葡萄牙联合发行了1套2枚《古代帆船》邮票。葡萄牙邮票上的是盛行于15世紀远航的三桅三角帆卡拉维尔帆船（左上），票图上岸边凸起的建筑就是贝伦塔。

热罗尼莫斯修道院（Jeronimos Monastery）

离贝伦塔不远的是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图6）。1497年，达伽马和其他船员在启程至印度前的那一夜曾在此祈祷。后来达伽马多次航行到印度，1524年在那里死于疟疾，后来遗体返回葡萄牙，葬于此地，这里还有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墓。修道院现在的建筑是1501年曼努埃尔一世亲自委任修建，结合了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并有独特的装饰特点，如扭转造型的圆柱，与航海有关的绳索，鱼和贝壳等浮雕，这种建筑被后人称为曼努埃尔式。1983年，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和附近的贝伦塔一起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图6左方有葡萄牙1969年纪念达伽马诞生500周年发行的1套4枚邮票，分别是胸像、徽志、船队和航线。右上角是莫桑比克邮票，更清楚地显示了达伽马的航行路线。 

2002年，葡萄牙发行世界遗产4种小型张和8种邮票，其中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小型张和邮票如图7－9所示。

贝伦葡挞店（Pastéis de Belém）

喜欢吃蛋挞的一定知道有一种是葡挞，它是热罗尼莫斯修道院修女们的杰作。1833年底，修道院被关闭，修女们为了生存，尝试着制作一些甜品，在修道院这条街上开了个小店，现在成了闻名的贝伦葡挞店，那里总是大排长龙。图6右下是2017年葡萄牙糕点自粘邮票中的葡挞。

航海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Discoveries)

在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对面的海边竖立着一座大航海发现纪念碑（图10），这个船形的纪念碑是1960年为纪念航海王子亨利逝世500周年而立。船头上站立的是亨利王子。在他身后是支持他和对航海发现有影响的人物，包括达•伽玛和麦哲伦等，其正面的碑文写着：“献给亨利和发现海上之路的英雄”。

图10右上角是1994年，葡萄牙和巴西、佛得角、澳门联合发行的亨利王子纪念邮票。另一枚是葡萄牙1940年的航海纪念碑邮票，这座纪念碑曾是1940年葡萄牙世界博览会的临时建筑，博览会后被拆除，1960年重建于现址。

4月25日大桥（Ponte 25 de Abril）

站在航海纪念碑旁，可以望见横跨塔霍河上的一座大桥（图11），这是连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到阿尔马达市的悬索桥。它建成于1966年，样子有点像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原名萨拉查（Salazar）大桥，萨拉查是坚持殖民政策的独裁政权，1974年4月25日被推翻，于是大桥改为现名。从此葡萄牙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陆续独立，最后，澳门也于1999年归回中国。

图11 左上是1966年邮票，那时还叫萨拉查大桥。右下是2008年的4.25大桥。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塔霍河对面的桥边有一个大耶稣像（Cristo Rei），建成于1959年，此像比里约热内卢的大耶稣像略小。2009年，曾发行纪念此像50周年的邮票和小型张（右上和左下）。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10期

    在构思阶段，设计师们往往会根据邮票所要表现的主题，选择一些艺术史上的名作，将其作为设计元素融入邮票图案进行再创作。这样的创意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使邮票主题的表达更具有了些许幽默感和趣味性。

       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彩绘《驿使图》真实记录了距今1600多年前那里的邮驿情景，被认为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邮驿形象资料。1982年，为纪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发行J85《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小型张，除了边纸上点缀一些图案化的“鸿雁”外，票图设计采取“拿来主义”，直接选用了绘成于公元3世纪前后的名作《驿使图》，让那个骑着红鬃马，手握木牍文书的古代信使成为了中国邮政的“形象大使”（图1）。

       1936年，由西班牙共产党和社会党参加的人民阵线成立了联合政府，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法西斯德国帮助独裁者佛朗哥夺取了政权，扼杀了西班牙的民主运动。现代艺术大师巴勃罗·毕加索以画作《格尔尼卡》谴责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的暴行。1981年，捷克斯洛伐克发行《西班牙联合政府成立45周年》小型张，直接将《格尔尼卡》用作票图（图2）。1979年的“国际儿童年”成为当年众多国家邮票的选题。在莱索托的《国际儿童年》邮票上，16世纪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儿童游戏》同样被直接拿来“交卷了事”（图3）。

《维特鲁威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于1487年绘制的一幅素描：一个健壮的男人在同一位置上展现“十”字型和“火”字型的姿态，并同时被分别嵌入一个矩形和一个圆形中，在这幅用墨水钢笔绘制的手稿中，达·芬奇画出了完美比例的人体（图6）。而这幅名作的名称则来自一位古罗马建筑师，这位名叫马库斯·维特鲁威的建筑师曾在其《建筑十书》中赞美人体比例和黄金分割。

在各国的邮票设计创意中，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是被借鉴得最多的名作。日本1979年的《医疗文化100年》邮票基本保留了原作的所有细节，只是将背景色彩改成绿色调，再加上邮票的标题（图7）。1998年，意大利《欧元启动》票图为一组有着欧元标志的齿轮，而意大利的1欧元硬币背面图案正是“维特鲁威人”。邮票上居中那个齿轮上的图形也使用了“维特鲁威人”的形象（图8）。2000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国际数学年”，摩纳哥的纪念邮票把维特鲁威人与数学符号组合在了一起（图9）。西班牙的《人类的生存环境》邮票上则是象征人类的维特鲁威人与象征环境的地球的组合（图10）。阿根廷邮票以维特鲁威人为素材，表现“反对滥用药物”的题材（图11）。1998年马其顿发行《红十字·防治癌症》邮票，设计者以彩色简笔画重现了维特鲁威人形象（图12）。1995年，第4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马耳他为本届大会发行邮票，设计者将一个女性人体与维特鲁威人重叠在同一画面中（图13）。为表现世界融合的主题，圣马力诺邮票上的维特鲁威人是用彩色拼板组成的（图14）。卢森堡邮票上的维特鲁威人是个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他背对观者，张开双臂，挡住污染源头，保护着身后尚未遭受污染的绿地（图15）。维特鲁威人在墨西哥的《核辐射对人类的危害》邮票上变成了一具骷髅，邮票设计者以“死亡”来警示人们小心过大的核辐射量（图16）。联合国的《世界健康日》邮票以清晰简洁的线条展现维特鲁威人的形象，这是借助于名作向人们介绍印刷技术在邮票制作上的应用（图17）。法国1990年的《法国大革命》邮票主图是大革命期间废奴运动的领导者亨利·格雷古瓦牧师的头像，而在邮票的上方出现了经过变体的维特鲁威人，并因主题需要，加上了象征奴隶的黑种人的人体形象（图18）。

《最后的晚餐》取材于《新约圣经》，是西方艺术史上众多画家热衷于表现的题材，但是没有一位画家的作品能与达·芬奇的相提并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不仅标志着他本人艺术成就的巅峰，也标志着文艺复兴艺术创作的成熟和伟大。在这件作品中，达·芬奇做到了素描表现的准确性和对事物观察的精确性，创造性地使圣经题材的创作向历史源流的文化本义回归，从而赋予了作品以艺术创作的活力和历史意义（图19）。

为纪念2015年米兰世博会，捷克共和国发行了一枚小型张，设计者以米兰世博会的图标“叠彩文字”与名作《最后的晚餐》组成票图（图20）。也许有人会问：“米兰世博会跟《最后的晚餐》有关系吗？” 回答是：“有关系。” 首先，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收藏在米兰的圣玛丽亚德尔格契修道院。其次，“滋养地球，为生命加油”作为米兰世博会的主题，为保障人类拥有高质量的食物和水源，它告诫人们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的晚餐》也是一件与食物有关的画作，设计者选用此画的“潜台词”是：如果我们继续“作践”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那么，我们今天还在享用的美食，总有一天会成为人类“最后的晚餐”。

《创造亚当》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大教堂绘制的天顶画《创世纪》中最动人心弦的一个局部。画中的上帝与亚当，神与人的手指像接电似地互相接触。这一戏剧性的瞬间，将人与上帝奇妙地并列，体现了创造者的权威和被创造者的信心，触发了人们无限的敬畏感（图21）。

从此以后，上帝与亚当的“手指接触”情节，不断地被运用于各种题材邮票的设计中。从1958年美国的《国际地球物理年》﹑1971年摩纳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5周年》到2005年英国的《独立电视台50周年》，“手指接触”成了屡见不鲜的邮票主图（图22、23、24）。1999年，意大利发行《新世纪》，与上帝之手接触的是“机器人亚当”的手指。这个机器人的手指在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瞬间，也点明了邮票的主题（图25）。而用“手指接触”来象征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人道主义核心价值，正是卢森堡和阿塞拜疆邮票所要表现的主题（图26、27）。在《创造亚当》中，亚当无疑是“人的象征”。因而在葡萄牙的《人权宣言50周年》和波黑的《世界残疾人日》中，让亚当来演绎邮票主题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图28、29）。

完成于1501年的《大卫》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艺术代表作。大卫是圣经中的英雄，米开朗基罗的这件高达5．5米的作品，塑造了一个面容英俊，体格健美的壮士形象，展现着理想化的男性美。在乌拉圭于2001年的《名作〈大卫〉问世500周年》和意大利于2014年的《米开朗基罗逝世450周年》上，分别是大卫的全身像和半身像（图30、31）。2001年葡萄牙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上，大卫的脸被用来象征“西方文化”（图32）。1986年的欧罗巴邮票主题是《环境保护》，德国设计了两枚颇具创意的邮票，其图案分别展现了《大卫》的嘴和鼻子的特写，提醒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关注自己的食物环境和空气环境（图33、34）。

《春》是佛罗伦萨画家波提切利根据诗人波利齐阿诺的作品创作的一幅蛋彩画，画中有美神﹑花神﹑春神﹑风神等众多人物（图37）。但人们普遍认为，描绘得最富有生气的是画面左侧象征华美﹑贞淑和欢悦的美惠三女神，三女神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正携手翩翩起舞。波提切利运用中世纪的装饰风格来展现女神形象，并以富有节奏感的线条勾画形体，使画面流畅舒展，体现了大地回春，万木争荣的春天气息。1998年，摩纳哥发行的《美惠三女神》邮票，就是选取了这幅名作中最为精彩的一个局部（图38）。2005年，格鲁吉亚在其《妇女·和平》上，让三女神中的华美和贞淑担当了主题代言，邮票上的女神以温柔的眼神对视，在她们手掌上飞翔的是一群象征和平的白鸽（图39）。

《维纳斯的诞生》是波提切利以人称“意大利第一美女”的佛罗伦萨交际花西莫内塔为模特画出的传世名作，画中的维纳斯有着一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与修长的身材配合得完美绝伦（图40）。2001年，日本发行日意交流专题的《意大利年》，票图背景采用象征意大利国旗的绿白红三色，画面主图则是《维纳斯的诞生》一画的女主人公半身像，原作中维纳斯的乳房和右手之间被嵌入了日本国旗上的太阳图案（图41）。

《西斯廷圣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拉斐尔创作的祭坛油画，是拉斐尔众多“圣母像”中的代表作。画中的圣母玛丽亚怀抱圣婴基督，踏着迷漫的白云从空中冉冉降下。当这幅现收藏在德累斯顿茨温格博物馆的《西斯廷圣母》问世500周年之际，它的保有者德国将其搬上了邮票（图42）。

在一些国家发行的圣诞节题材邮票上，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经常会被设计者借鉴，让作品中的某些局部在邮票上呈现。在意大利和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的《圣诞节》邮票上，设计者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原画中同一个局部，让怀抱基督的玛丽亚来演绎邮票的主题（图43、44）。1995年，在美国的《情人节》上，《西斯廷圣母》中安放在圣母脚下的两个小天使中的一个，被设计者扒下来放在了票图中（图45）。据说，这两个“小爱神”的原型来自拉斐尔在一家面包店前偶然看到的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画家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他需要的素材，从而塑造出这两个经典的“安琪儿”。

《自由引导人民》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为颂扬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巨幅油画。画中头戴红色弗里吉亚帽，以“自由女神”寓意现身的女性一手紧握步枪，一手高举三色旗，冲向敌人的街垒。这幅陈列在卢浮宫的镇馆之宝同样受到邮票设计师们的青睐，画中人的形象屡屡出现在各种题材的邮票上（图46）。

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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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1982年，在卢旺达纪念法国邮展的小型张上，《自由引导人民》被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图47）。19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越南﹑韩国等在纪念邮票上，不约而同地将《自由引导人民》用于设计（图48、49）。1875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表决。1995年和2015年，法国先后发行邮票，纪念国民议会通过宪法120周年和140周年，经过创意设计的《自由引导人民》再次成为主图（图50、51）。2013年美西葡邮联系列邮票的主题是“反对种族歧视”。当年，在乌拉圭邮票上，也借用了这幅名作，但邮票上自由女神手中的“三色旗”被改成了一面“五色旗”（图52）。一个国家发行的普通邮票，其票图所选用的内容一般都能体现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德拉克洛瓦塑造的“自由女神”之所以能现身发行量庞大的普通邮票，正因为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她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她就是“伟大的法兰西”（图53）。

图54

图55

1883年，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在英吉利海峡的格恩西岛休养，《孩子们在海边》正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幅收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名作是雷诺阿最具印象派画风的绘画之一（图54）。2003年的欧罗巴邮票主题为《海报艺术》，格恩西岛的票图选用的海报是一幅旅游广告，题为《格恩西岛假日》。而海报画面即来自《孩子们在海边》（图55）。

图56

1995年，法属波利尼西亚发行《太平洋旅游节》，票图是一幅彩色照片，三个女模特身着当地土著妇女的服饰，其中两个妇女手拿鲜红的水果；另一个妇女正坐在草地上给孩子喂奶（图56）。照片的构思来自法国画家保罗·高更的画作《母性》，设计者借助高更笔下的人物形象，在邮票上为太平洋旅游节做起了广告宣传。《母性》是高更的晚期作品，也是他描绘人的真朴情感的代表作。画面整体和谐，人物表现突出，色调变化细致入微。《母性》把高更一生在母亲﹑女儿和塔希提女性中体会到的母爱与女人天性的爱集中表现出来（图57）。

图58

图59

图60

图61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重要诗人，其诗歌兼有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风格，形式完美，辞藻华丽，韵律整齐，又具有极为丰富的想象力。1992年，英国发行了4枚一套的《丁尼生逝世100周年》，设计者在构思图案时，将4位同时代画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诗人各个时期的肖像组合在同一画面上。选用的画作分别出自爱德华·布恩-琼斯的《灰背隼》（图62）﹑威廉·荷加斯的《四月·爱人》（图63）﹑威廉·瓦特豪斯的《女士》（图64）和但丁·罗赛蒂的《玛丽安妮》（图65）。

屹立于哈德逊河口的《自由女神纪念碑》出自法国学院派雕塑家奥古斯特·巴托尔迪之手。在学术意义上，《自由女神纪念碑》并不能算是一件杰作，但作为纽约的地标和美国的象征，它绝对是成功的名作（图66、67）。自由女神头戴象征七大洲的尖茫冠冕，右手高举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独立宣言》，脚踩被打碎的镣铐。雕像底座上的铭文摘自犹太女诗人拉扎卢斯的十四行诗《新巨人》：“…… 把那些贫困的﹑流浪的人交给我，把那些向往自由又被无情抛弃的人交给我…… 我要在那金色的门旁，举起我的明灯……”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由女神纪念碑就是自由的象征（图68）。为纪念1986年在美国举办的邮展和国际和平年，诺福克岛和马绍尔群岛在其邮票上，不约而同地让自由女神现身（图69、70）。1994年，在捷克的《美国世界杯》上，设计师将手捧《独立宣言》的自由女神变成了捧着一个大足球的“球迷女神”（图71）。

现藏于卢浮宫的《米洛的维纳斯》也称《断臂的维纳斯》，是一尊古希腊大理石雕像（图72）。从这尊雕像被发现起，就一直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美的古希腊女性雕像，在各国以艺术为主题而发行的邮票上，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图73）。那么，《米洛的维纳斯》会不会成为非艺术题材邮票设计中被“借用”的素材呢？我们不妨看看土管塞浦路斯于1989年发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成立30周年》。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IMO）是联合国负责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一个专门机构。让象征“航行安全和防止海洋污染”的救生圈拯救“遇溺者维纳斯”，这也许就是邮票设计者的创意（图74）。

由古希腊雕塑家米隆作于公元前450年的大理石雕塑《掷铁饼者》以一名强健的男子在投掷铁饼过程中的瞬间，赞美了古希腊的人体美以及通过人体运动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力。今天，这尊被誉为“体育运动之神”的雕塑，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体育运动的“代言人”（图75）。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图76）﹑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图77）﹑2004年雅典奥运会（图78、79）﹑2008年北京奥运会（图80）…… 众多的邮票设计都不约而同地借用了《掷铁饼者》的形象。作于1960年的《宇宙的运动员》是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画作。显而易见，达利的这件作品正是得灵于《掷铁饼者》，只是达利别出心裁地将“掷铁饼者”变成了“掷太阳者”。圭亚那的奥运题材邮票《从汉城到巴塞罗那》则将《宇宙的运动员》用于图案设计（图81）。

古希腊瓶画是一种绘于陶器上的装饰画，依附陶器而得以流传至今。瓶画表现的大多为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风格多样，技艺精湛，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希腊曾于1964年纪念东京奥运会的邮票上，直接使用古希腊瓶画艺术（图82、83）。

为纪念2004年雅典夏季奥运会，各国发行邮票。众多设计师不约而同地想到“邀请”古希腊瓶画上的神话人物。一时间，那些神话人物成了疲于奔命的“大忙人”。东道主希腊当仁不让，率先于2001年将古希腊瓶画艺术运用到那枚面值3．52欧元的小型张中（图84）。

加拿大邮票上既有瓶画上古代奥运会的马拉松选手，还有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斯皮洛斯·路易斯（图85）。爱沙尼亚邮票上是采集火种点亮奥运火炬的神话人物（图86）。拉脱维亚邮票展现正在进行古典式摔跤比赛的神话人物（图87）。而法国邮票则被设计成旗帜形状以增强动感，邮票画面中参加接力赛的运动员同样来自古希腊瓶画上的古代奥运会选手（图88），而且有一枚旗帜形邮票更具有创意，它被设计成从一个古希腊的陶瓶中飘然而出（图89）。

8月3—8日，2017世界邮展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万隆举办。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万隆会议，并和与会各国共同倡导 “万隆精神”，1965年还发行了《万隆会议十周年》邮票，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对万隆有着特别的记忆。这次，我随全国集邮联代表团，从北京前往万隆。由于没有直达的航班，在新加坡转机才抵达（图1）。 

2017万隆世界邮展由印尼邮政、印尼集邮联合会和印尼通讯信息部联合承办。印尼曾举办1993泗水第6届亚洲国际邮展（5.29－6.4），1995雅加达第8届亚洲国际邮展（8.19－25）、1996万隆世界青少年邮展（3.21—30）、2008雅加达第22届亚洲国际邮展（10.23－28）、2012雅加达世界邮展暨第3届世界邮票锦标赛（6.18－24），举办国际邮展已经验丰富。

我们于8月1日当地时间下午1点半抵达万隆国际机场，通过机场边检，在工作人员监管下，将邮集进行了封存，送到海关设在Trans豪华酒店的临时办事处，由派驻的海关人员逐一清点记录，然后送至展场的展品交接室（Bin Room）。通常，各国征集员会在这里将展品交给展会工作人员，由他们布展。但万隆人手有限，要求各国征集员在展品交接室进行清点和书面交接，然后直接由各国征集员和随从人员将展品送至现场，并自行布展（图3）。布展完成后再由大会指定的工作人员封存展框。现场井井有条，忙而不乱。主办方规定布展的时间为两天，其中第一天主要安排像中国这样框数较多的国家，虽然仅几个国家在布展，却完成了60%以上的展品。

本届邮展设在Trans Studio会展中心的三、四层，三层为邮商展位（图4），四层为展场。8月3日上午10点，邮展开幕式在四层展场门前的空地上举行（图5）。开幕式在阿訇祈祷和同唱印尼国歌之后，印尼集邮联合会主席苏友洛（R.Soeyono）将军、FIP主席郑炳贤（Tay Peng Hian）、万隆市市长、西爪哇省副省长和印尼通讯信息部部长卢迪塔纳（Rudiantara）分别致辞。开幕式上还表演了印尼巽他族传统歌曲和舞蹈。最后，嘉宾为邮展纪念封签名留念。

此次邮展51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共有457部1919框竞赛邮集和86部文献展品（图6）。竞赛类邮集包括传统类、邮政史类、邮政用品类、航空类、专题类、青少年类、集邮文献类、现代类和一框展品。中华全国集邮联选送23部展品，其中邮集21部117框，包括传统类6部36框、邮政历史类2部10框，邮政用品类2部10框、专题类6部42框、青少年类2部8框、现代类2部10框和一框展品1部1框；文献展品2部。本届邮展还展出了12位世界邮展大奖俱乐部成员大奖邮集的展页。

邮展邀请了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名评审员、5名跨组考试评审员（其中4人有正式评审资格）、8名见习评审员和4名专家（其中1人兼任评审员），我国的焦晓光参与了专题类邮集的评审，张巍巍参与了青少年类、现代类邮集和一框展品的评审。经过全体评审员和专家（图7、8）数天的努力，本次邮展共计评选出21部大金奖邮集和文献，65部金奖邮集和文献，其中上海集邮家丁劲松的传统邮集《中国1897年红印花加盖邮票》以97分获得大金奖加特别奖加国际大奖，福建罗道光的专题邮集《啤酒》以95分获得大金奖，云南孔东明的专题邮集《我是大自然的小精灵——电》以91分获得金奖加特别奖，广东黄育敏的专题邮集《马——从驯化迈向野化》以90分获得金奖。

8月6日上午，亚洲集邮联合会在万隆召开了执委会议暨第21届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FIAP新一届（2017－2021）执委会成员，泰国帕劳考伯（Prakob Chirakiti）当选主席，阿联酋阿卜杜拉（Abdulla M.T. Khoory）、中华全国集邮联副秘书长潘勇华和中国台北陈友安当选副主席，新加坡陈永泉（Richard Tan）当选秘书长，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地区）的代表当选执委。

8月6日晚，本届邮展的颁奖晚会在万隆Landmark会展中心举办，会上首先对参加晚会的大奖俱乐部参展人、赞助人俱乐部赞助人、金奖和大金奖获奖人进行了现场颁奖。晚会的最后，现场揭晓了本次邮展的几项大奖。法国唐吉·普龙（Tanguy Pron）的《法国高卢雄鸡普票（1962-1967）》（The Rooster of Decaris Issue（France 1962-1967））获得最佳青少年奖。印尼英德拉·库奥玛（Indra Kuauma）的《印尼独立战争期间爪哇岛地方邮票（1945-1949）》（Repoeblik Indonesia 1945-1949，Local Issued Stamps during Independent War in Java Island）获得国家大奖。

丁劲松的《中国1897年红印花加盖邮票》、秘鲁亨利·马克斯（Henry Marquez）的《万国邮政联盟前秘鲁利马邮政历史（1821-1884）》（Peru：Lima 1821-1884，Republican Postal History Until Early UPU）和英国约瑟夫·哈克米（Joseph Hackmey）的《罗马里亚古典邮票》（Classic Romania）三部大金奖邮集候选国际大奖。这三部邮集在颁奖前一天的大奖推荐会议上，由全体评审员匿名投票，然后封存送至颁奖晚会进行了现场计票。最终丁劲松的《中国1897年红印花加盖邮票》勇夺国际大奖（图9），这是红印花邮集继2011无锡和2016曼谷分别获得亚洲国际邮展国家大奖和国际大奖之后，首次夺得世界邮展的大奖。丁劲松也继沈曾华和魏刚之后，成为我国第三位FIP大奖俱乐部成员。

8月7日中午，邮展结束。组委会安排各国征集员自行将展品拆框，经展品交接室书面交接后交海关工作人员现场复核，按国家、地区装箱封存，由邮展组委会统一保管，最后按航班时刻在机场经海关解封后交给各国征集员。国际邮展的海关监管一直是困扰邮展组委会的一大难题，由于各国的政策不一，做法也不尽相同。此次展品的通关和监管，程序简单、便捷、可靠，得到了各国征集员的好评。

在机场登机离境时，巧遇德国CG公司的老板克里斯托夫（Christoph Gartner），他问我对此次邮展的印象，我说超预期，他也赞同。在来之前我心里确实有点忐忑：需要漫长的转机，对陌生国度缺乏已知。但经过这一周，我深深感受到了印尼人民的淳朴和友善，也体会到了工作人员的热情与细心，更领会到了组织和执行上所付出的良苦用心。邮展的成功与否，涉及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但如何做到让来宾满意？在这一点上，万隆给各国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飞机腾空而起，万隆错落的红色屋顶在视野中渐行渐远，我心中默默地期许：再见2017万隆， 2017巴西利亚再见， 2018曼谷再见！

在地中海上度过了中秋节。离沪前，为黄浦区集邮协会的中秋聚会，我曾给区邮协秘书长劳兴康留下了祝贺词，有“海内海外同赏月”句。此时发现不对了：地中海与上海时差6小时，两地人不可能同时抬头看月亮。好笨呀！

9月的地中海十分平静。“海上生明月，日出火凤凰”——此可谓海上巡游的写照。（图1）

巴伦西亚 中秋节当天来到地中海边的巴伦西亚，它是西班牙的第三大城市。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弗朗哥带领叛军，从这里北上攻击共和国政府军，政府军最终溃败的战场也在这里。 。

Valencia不应译为“瓦伦西亚”，原因是西班牙文每逢V在字首，发音为b。还有人解释，拉丁文原为Valentia，意即“强壮”，经过音变，V读为b。反正，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汉译也用“巴伦西亚”。

巴伦西亚的城市建筑，既保护传统，又开创现代，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卢加诺——从邮票上久仰大名了！1938年瑞士全国邮展小型张，是我珍爱的藏品（图7），该邮展于1938年9月17—25日在北方的阿劳市举行，小型张含2枚相同的普票，图案为南方的卢加诺湖，另含1枚加盖改值航空邮票，图案为希腊神话中的飞人伊卡洛斯。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卢加诺洋溢着意大利风味。明镜似的湖面上，馒头样的小山突兀而起。卢加诺湖分属瑞士与意大利。上世纪初的一张明信片，展示了湖与水坝（图8）。1949年的瑞士邮票，再现了湖与水坝（图9）。2014年的瑞士邮票告诉我们，瑞士的卢加诺、琉森、圣加伦，都已被评为世界遗产（图10-12）。（顺便说一句，琉森那枚邮票的图案，采用游客相机自拍的镜头，十分大胆而新鲜。）

图13

图14

卢加诺使我领教到瑞士南方市民生活的精致。我们进到一家1801年开设至今的咖啡馆。“卡巴奇诺！”我装作熟练地招呼伺者。很快，端来了泡沫美、香喷喷的意式咖啡，碟子如同一叶扁舟，在咖啡杯的旁边，还有一只腰鼓形的小玻璃杯，内盛极其纯净的清水，供品尝咖啡前后润口。我们要的栗子蛋糕，如同洛可可工艺品，裱花点缀之精美，令人不舍得下匙去破坏它。邻座一位正在看书、喝咖啡的本地女子，隐含着善意的微笑，悄悄瞟一眼我们这对东方来的老俩口。（图13、14）

米兰 归程仍是从意大利米兰登机。领队建议：好多朋友没来过意大利，是否乘时间有空，顺道看一看米兰大教堂？ 大家签字表示同意。我们虽然是“旧地重游”，也决定“随大流”。

啊，何等辉煌的米兰大教堂！人们惊叹在米兰市中心出现的这一座“大理石山”。马克·吐温赞美它是“大理石的诗”。米兰大教堂于1386年开工，1500年建成拱顶，1774年中央塔上的镀金圣母玛丽亚雕像就位，1897年大体完工，而五扇铜门中的最后一扇，直到1965年才安装完毕，全部工程历时五个世纪。

图15

米兰大教堂又称多姆主教堂，其规模仅次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居世界第二。米兰大教堂最大的特点是尖塔林立，共有135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打趣说它“活像一只刺猬”。尖塔最高处达108.5米。哥特式风格的尖塔林，造成一种向上升腾、奔向天国的幻境。我觉得，表现米兰大教堂最好的邮品，是1996年意大利发行的小本票（图15）。

时间局促，我们仅能张大了嘴欣赏教堂的外观，钦佩人类无可限量的智慧与创造力。同我们上次来米兰一样，来不及进入教堂。

据资料记载，教堂大厅长130米，宽59米，可容纳35000人同时礼拜。大厅最高处离地45米，1.4万吨重的拱形屋顶，由4根高40米、直径10米的大柱和12根高25米、直径3.5米的小柱承托；柱与柱之间用金属杆件拉结，形成5道走廊。教堂内外共有6000多座雕像，为世界最多。正中最大的铜门，描绘圣母玛丽亚的一生，完成于1906年，重37吨。大教堂的玻璃窗是世界最大的，每扇高20米，共24扇。4座大管风琴，有180个调音器，13000根音管，声音雄伟深沉，悦耳动听。教堂内有6处石梯，徒步920级，可以登顶；另外还有2部直达电梯。教堂顶上有140个大理石支架，纵横交错33座石桥，圣经故事的浮雕无处不在。从屋顶可以俯瞰米兰全市风光。圣母玛丽亚铜像高4.2米，覆盖着3900片金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传说屋顶藏有一枚钉死耶稣的铁钉，神父每年要将铁钉取下，让信众朝拜三天；为此，画家达·芬奇发明了升降机。

在米兰大教堂正中铜门的上方，镌刻着这样的话：“娱我心神者必定短暂，扰我心智者不会长久，只有永恒才值得追求。”

许多精彩的细节，我们未及亲眼目睹，只能留待下回了。

旅游或“旅邮”，就是如此：只有开始，永无终止。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10期

本刊讯  9月24日，第60届国际聋人节，上海残疾人集邮联谊会与上海聋人九月画苑在江苏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联合举办纪念各自成立三十周年的《九月画苑》、《情洒邮苑》画册首发式暨书画、集邮展览。

中国聋人协会副主席、上海市聋人协会主席陈捷，市集邮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才鸿，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顾建新，市残疾人集邮联谊会会长孙建华，全国集邮联会士邵林等近百人出席，活动由市聋人协会副主席费锋主持。

记述上海聋人集邮史的纪念画册《情洒邮苑》由全国集邮联会长杨利民题写书名，会士邵林撰写前言，会士刘广实、王新中、唐无忌、周治华、葛建亚、林衡夫和中国残疾人集邮联谊会名誉会长林清池、会长李少华分别题词。

                 （杜朝平、封荣荣文 周宝成摄）

本刊讯  8月底至9月4日，伦敦皇家集邮协会（The Royal Philatelic Society London）副会长兼名誉秘书长彼德·科克伯恩（Peter Cockburn）在上海参观访问，1日下午，在市邮协邮展委副主任施邑屏陪同下拜访了上海市集邮协会，参观了云洲邮市，与在沪的伦敦皇家邮会会员、会士相聚交流。彼德对上海市邮协的会员人数、会刊《上海集邮》的发行情况以及上海参加国际邮展的人数等问题进行了解，并与大家讨论了市邮协会员参加伦敦皇家邮会的可行性以及编辑伦敦皇家邮会会刊中文版的可行性。

伦敦皇家集邮协会简介

伦敦皇家集邮协会（The Royal Philatelic Society London）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集邮协会，它成立于1869年4月10日，原名“伦敦集邮协会”，1906年经英王爱德华七世御准，改为现名。乔治五世在登基前曾任该会名誉副主席。乔治五世和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都是该会的赞助人。邮会的每次年会上，都会展示部分的皇家邮集。

该会在伦敦拥有自己的总部，设有会议室、图书馆、博物馆等。隔周周四都举办会员的论文演讲或邮集展出。该会的专家委员会在集邮界非常著名，它鉴定邮品真伪的服务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该会的会刊《伦敦集邮家》（The London Philatelist），从1892年开始出版，每年出版10期。 

伦敦皇家集邮协会现有会员约2300人（含全部会员和会士），其中一半以上为英国国外会员。该会的网站为：www.rpsl.org.uk

1900年（庚子）义和团掀起反洋运动，英、法、德、美、日、俄、意、奥等列强以镇压义和团为名，组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0年6月10日，由当时在华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西摩尔为统帅率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由此开始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联军于1900年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2日集兵二万沿运河进发占领廊坊，8月14日凌晨到达北京城外向京城发起总攻，至8月16日晚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亲贵大臣遂逃往西安，在逃亡途中，敕命奕劻和李鸿章与联军和谈。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开始撤军。据史载，驻北京的八国联军部队先于《辛丑条约》签订之日，即于1901年8月8日从北京撤退完毕。

自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1901年8月8日撤出，北京沦陷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德国在北京设立了德国邮政，为入侵军人及其侨民服务。

一、在北京开设的德国客邮局辅助战地邮局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德国已先后在上海、天津、烟台等地设立客邮局。只是碍于当时清政府限制外国在京城设立邮局，才未能在北京设立德国邮局。北京在1900年8月16日陷落后，德国趁机于1900年9月11日，同时在北京开设战地军邮站和客邮局。由于时间仓促，刚开办的北京德国客邮局，占用一处城墙下的民房。图1所示明信片，城墙脚下左边的房子就是刚开办的北京德国客邮局所在地。图2为北京德国客邮局开办之初使用的临时邮戳，圆形单线，直径约26毫米，上首弧形排列“PEKING”字样，下端弧形排列“DEUTSCHE POST”(德意志邮政)字样，左右各有一星符，中无日期。此戳可能是就地刻制，与其他在华德国客邮局使用的邮戳式样不同，至北京德国邮局正式邮戳行用，此戳即停止使用，因此使用时间很短。图3为该戳使用实例，大清一次邮资明信片，盖此北京德国客邮局临时邮戳寄德国，寄出时间是1900年10月3日（由于邮戳上无日期，所以寄出日期只能看寄件人手写的日期），到达德国落地戳日期是1900年11月24日。图4为北京德国客邮局正式邮戳，该戳式在各地德国客邮戳中最为普遍，圆形单线，直径约27毫米，上方弧形排列“PEKING”字样，下端弧形排列“DEUTSCHE POST”字样，左右各有一星符，中有阿拉伯数字日月及年份，分两行排列，上行日月，小斜线分隔，下行年份。该戳式一直使用到1917年3月17日，德国在华邮局被封闭。图5为该戳式早期使用实例，德国10芬尼邮资明信片，盖北京德国客邮局1900年12月17日邮戳寄德国，到达德国落地戳日期是1901年2月18日。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1898年3月开始德国就在鹰徽图邮票上斜盖“China”（图6），供德国在华客邮局使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京、津地区陡然增加了大量德国军人及其他外国人，以使这种斜盖“China”的邮票一度售罄，新的加盖邮票还来不及印出，因此在1900年12月至1901年1月间，在北京德国客邮局寄出的很多邮件为应急而贴用未经加盖“China”的德国普通邮票，直至1901年1月后，德国发行了横盖“China”的普通邮票（图7）。图8为在大清一次邮资明信片上贴德国普通邮票10芬尼一枚，盖北京德国客邮局1901年1月12日邮戳寄外国的邮件。图9为从北京寄上海的实寄封，贴德国普通邮票10芬尼一枚，盖北京德国客邮局1901年1月5日邮戳，到达上海落地戳日期是1901年1月18日。

北京陷落后，德国于1901年9月11日同时在北京开设战地军邮站和客邮局。可能是当时战地军邮站人员之不足，或因部队驻地所处地域不同，邮件的运送与移交等问题，当时开设的北京德国客邮局实际是起到了辅助战地邮局的作用，同时为入侵的德国军人服务。德国组建赴华远征军后，于1900年7月13日德国帝国邮局颁布条例，其中有军事人员可由军事邮政系统寄送邮件，50克以下的信件和明信片可免费邮寄的规定。图10是德军下发给军人的印有“DEUTSCHE REICHSPOST FELD-POSTKARTE”(德意志帝国邮政战地明信片)的明信片，未贴邮票，盖北京德国客邮局1901年1月19日邮戳寄德国。图11是战地军邮信件，未贴邮票，盖北京德国客邮局1901年1月23日邮戳寄德国。这些邮件见证了在北京德国客邮局开办的早期，大量德军入侵北京，北京德国客邮局所起到的辅助战地邮局的作用。

二、 德军在北京的战地军邮站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德军于1900年9月3日在天津设立“凯撒德意志东亚远征军邮局”即战地大本营（基地）军邮局，其下分设战地军邮站，名为“凯撒德意志军邮站”。根据驻军情况，先后设立了十所战地军邮站，在北京设立的是第2号战地军邮站，其开设日期是1900年9月11日，撤消日期是1901年8月31日。

各战地军邮站所用的邮戳，式样均相同，为单线小圆形，直径约25毫米，上方为“K.D.FELD POSTSTATION”(凯撒德意志战地军邮站)字样，下为站号，中为日期，但无年份（图12）。图13是德意志帝国邮政战地明信片，盖第2号战地军邮站（1901年）4月16日邮戳寄德国，此片左上角盖有帝国海军陆战队某部番号戳，中间刻有德文“BRIEF-STEMPEL”字样，译为“信件－邮票”，意为盖此戳即替代贴邮票，这种戳形在当时德国战地军事邮件上很少见。图14为盖第2号战地军邮站（1901年）7月9日邮戳明信片，盖有远东远征军团某部番号戳，寄达德国落地戳日期为1901年8月19日。图15为中国的红条封，用德文写上地址，盖第2号战地军邮站（1901年）4月9日邮戳寄德国。图16为较晚期寄递实例，八国联军于1901年8月8日从北京撤退完毕，这封战地信件于（1901年）8月3日从北京寄出。图17所示明信片显然是某入侵德国军人有意而制作，贴大清蟠龙邮票八枚，盖一特殊的长62毫米宽28毫米的长方形邮戳，对于这枚邮戳，李颂平编著《客邮外史》（P326）这样述说：“1900年间，自北京寄出之战地邮件，尝见有盖用‘PEKING KAISERPALAST’之长方形粗边戳者，但甚罕少。”（图18）这枚明信片上除了盖有德军部队番号戳外，还盖有长条形中文戳“住昌平州银库胡同粟日堂”，笔者揣测可能是这个部队的驻地。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烧、杀、抢、掠，为所欲为。收集这一时期的外国在华客邮邮品，不仅是收集、研究邮政史，有一些明信片背面有记载北京陷落后的影像,由此可见到这些邮件产生的时期北京的真实情景，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在这里展示几枚。图19、20为北京陷落后八国联军部队在北京的大街上的情景。图21为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颐和园成了联军部队的军营，部分建筑被毁坏。图22为北海也成了联军部队的驻地，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站岗，一辆大车里可能是抢来的东西。图23为一个入侵军人在北京得意洋洋地坐在洋车上拍的照片，拉洋车的，活脱象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他把照片制作成照相版明信片寄往德国给亲友，以炫耀其在中国的经历。图24是1901年3月北京一个城门口的场景，一群中国人在围看贴在城门口城墙上的皇帝诏书，坐在中国人拉的洋车上出城门的是一个入侵的八国联军军人。明信片右上角用德文印有“来自北京的问候”，可见，这些入侵者俨然以北京的占领者自倨。

1900年6月至1901年9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各国大多设立了邮政机构，为侵华官兵服务，在世界及中国邮政史中构成了一个专门的题材。整理、研究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国土上的列强侵华战争时期的邮政史，有困难但也很具有历史意义。由于战争时期资料的大量缺失，存世的邮品多数为外国侵华官兵寄往国外的封、片，且历尽百年沧桑，幸存下来的邮品不多，笔者仅以收集到的有限邮品参考有关资料撰写本文，与同好共同回顾这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谬误之处望同好先进不吝赐教。

参考资料：李颂平编著《客邮外史》

上海法租界的诞生，可以上溯至香港开埠的1842年。这一年英国代表璞鼎查爵士与中国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康华里士”号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而英国人则有权在各口岸设置领事。差不多一年后，美国人亦与清廷在望厦签订类似条约。对于法国的商会来说，既然英国抢了先机，打开中国贸易之门就成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1844年8月14日，法国政府委派剌萼尼率8艘兵舰来到澳门，以显示武力。采用恐吓和讹诈的手段，胁迫清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举行会谈，提出援引英、美先例订立条约，10月24日耆英代表清政府、剌萼尼代表法国政府，在广州黄埔法国兵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图1，中法双方谈判代表），因在广州黄埔签订，又称《黄埔条约》。外国人渐渐在这些口岸建立他们的使馆和码头。而上海位处长江下游，得天独厚，自然成为各列强染指中国的桥头堡。

1848年，法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到任。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4月，迫使上海道台麟桂划出南至护城河，北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到关帝庙，东抵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南角约986亩（约65.7万平方米）上海县城近廓土地（见图2、3），准法国人租借居留。

此后上海法租界经历了三次扩张：

1861年10月，法租界当局擅自将南部东端界址前伸650多米，扩充面积130亩。1862年成立了法租界公董局，成为法租界的管理机构（图4 公董局大楼、图5 法租界徽标）。

l898年7月，法租界再次擅自扩展、。次年6月，新界址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今自忠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总面积2135亩（142.3万平方米）。

1914年（民国3年），法租界当局又强行获得越界筑路之警权，租界实际范围扩至北自今延安中路、延安东路，南至今肇嘉浜路、徐家汇路，东自今中山东二路 、东门路、人民路、方浜西路、西藏南路、肇周路，西至今华山路。与原租界合计，共达15150亩（1009.6万平方米）。从此上海法租界成为中国四个法租界之中最大的一个（图6，上海法租界街景）。

1938－1941年的上海，正值日军占领而尚未进驻外国租界的特殊时期，日本占领军、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租界的公董局分别为上海当时的最高行政机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1943年，汪伪政府通过日方向法国维希政府施压，迫使法国放弃在华租界，撤销在华治外法权，交还东交民巷使馆区、上海法国专管租界等行政管理权。7月30日，汪精卫政权“收回”上海法租界，改称第八区（图7，伪中华邮政邮票），但并不为国际社会承认。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公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办法》。此后，上海市政当局正式接收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将原租界直接并入上海市政府辖区。

国民政府卷烟统税自开办以来，经不断调整与改进，其运行体系日臻成熟，使卷烟税往往成为国库收入之大宗。

由于在上海租界区内不能行使主权，国民政府统税施行后租界即成为走私漏税的避风港，税收损失甚巨。1928年中外双方达成协议，由租界当局代表中国政府向界内华人征收卷烟税。

1931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税署与工部局、公董局订立协定，拟订查缉租界卷烟走私办法，先后与上海公共租界领事及法租界领事订立卷烟缉私协定，并委托两租界工部局组织缉私队在租界代行查缉私烟之职。对违反卷烟税统税条例的，无论是华人或无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侨民，只可由租界当局对走私漏税事件提起公诉并移送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审理。为此财政部统税署成立了上海租界卷烟查缉办事处，在两租界各设一个查缉队，由捕房人员担任，同工部局协同办事，租界私烟渐得以整理。1933年公共租界查缉队又兼印花税缉私，1934年在公共租界内缉获卷烟违章案38件，印花税违例案412件，法租界内缉获卷烟违章案27件，均经特区法院判处罚金数元至千余元不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内未受战事影响的烟厂，继续生产。1937年11月中国守军撤离上海后，租界内开工之各烟厂仍由税务机关派员驻征。迨12月底，敌伪劫夺税务署驻沪办事处及所属统税机关，统税无法驻征。于是，财政部于翌年1月通饬各省税务机关实行移地征收：凡沪厂制造之卷烟，于运入内地时，一律由入境第一道直管税务机关补征统税。当时上海中央银行尚能照常营业，原存上海之卷烟税印花由税务署委托该行代售，故南洋、颐中两公司由沪内销之卷烟，均向中央银行购领统税印花，于运入内地时报由税务机关监贴，并补发运照，以凭运行。

抗战爆发后，公董局违背协定，擅自变更卷烟税统税定章，征收卷烟统税。

上海沦陷之后，1938年3月，法国领事署宣布：对租界内烟厂出口卷烟及免税转运至目的地后再行缴纳统税的卷烟征收40%的税捐。同年9月，公董局将卷烟税更名为卷烟市税，并规定纳税人须根据应纳税额，购贴公董局捐务处发售的印花，作为纳税证明。未贴印花的箱件，一律视为私货扣留并处以2-30倍的罚款。为此法租界公董局专门印发了法国租界卷烟税印花。

今见上海法国租界税收印花2元票，应是箱花——贴在卷烟烟箱上使用。惜未见贴用实物。此票（图8）以蓝色套红印刷，图幅4.5×6.2cm。票面分为上中下三栏，上栏为“CONCESSION FRANCAISE CHANGHAI”（法文，上海法租界）、“TABACS MANUFACTURES”（烟草制造商）；中间为法租界徽标，“法国租界”（右读）字样，两边套印红色“税款贰圆”及“TAXE $ 2”；下栏套印红色法文字母及5位数字编号。此票用纸印有浅色“CHANGHAI CONCESSION”（上海租界）底纹。

每一全张中各枚编号相同，每枚以不同法文字母区分。全张为5×2＝10枚（图9），三边（上、下、右）无齿孔。

中国政府能够在租界内征税，表明中外双方是有协定的，租界当局也是认可的。在这种的情形下，法租界当局又自行印制税收印花征税，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80年前的这枚印花，也正是列强侵犯中国税权的见证。

1867年7月1日，英国在北美的三块领地加拿大省、新不伦瑞克省和诺瓦斯科舍省合并成为一个联邦——英国的加拿大自治领，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自治领日。1931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但无修宪权。1982年，加拿大国会通过新宪法，事实上从英国独立。加拿大国庆日的官方名称从自治领日改为加拿大日。

为庆祝加拿大建国150周年，加拿大邮政在6月1日发行第一套枫叶形状邮票，全套10枚。有两种版式：一种是不干胶小本票（图1），枫叶形邮票在左右两翼各4枚，中间2枚。中间上方是标题“加拿大150”，下方的英法语文字为“庆祝把我们定义为加拿大人的那个时刻”。每枚邮票左侧三分之二为图案，右侧三分之一为永远邮票标记和“加拿大150”字样。邮票尺寸40×40毫米，发行量40万册，每册售价8.50加元。

图2

另一种是水湿背胶小版票（图2）。这里不存在枫叶形邮票，而是含有枫叶形图案的圆形邮票。小版张中间是2枚圆形附票，上为标题“加拿大150”，下为英法语文字，内容与小本票上的相同。圆形邮票直径45毫米，小版张尺寸155×210毫米，发行量8万页，每页售价8.50加元。

图3

图4

图6

（4）1980年：希望马拉松（下排左2）。出现在枫叶形邮票里的是一位年青的癌症患者特里·福克斯（Terry Fox），他是加拿大“希望马拉松”的奠基者。1976年发生车祸，一年后被确诊患了骨癌，右腿截肢。1980年4月12日，21岁的他戴上假肢，带了一只小喇叭，从纽芬兰的圣约翰斯出发，开始了横穿加拿大的义跑，号召每人为癌症研究捐赠一元钱。他在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每天行程43公里，换句话说，每天要跑一个完整的马拉松。他用他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来唤起民众抗衡癌症的意识。

他是第一个使用假肢穿越加拿大的人。1980年9月1日，在历时143天、长达5373公里、更换过9条假肢的长途跋涉后，病魔迫使他在安大略省的桑德贝湾停下脚步。他的义跑募得了2400万加元的巨款。人们把他送回家乡。1981年6月28日，离他23岁的生日还差一个月，特里与世长辞。举国上下无比悲痛，通常只为政要去世才降半旗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破例为他降半旗一周。

这枚“希望马拉松”邮票，也许是全套中最能激发正能量的一枚。他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加拿大人。1981年9月13日，30多万加拿大人在700多个地方参加了第一次特里·福克斯义跑活动，筹得资金320万加元。全世界55个国家的特里·福克斯癌症基金会，至今已筹得善款7亿多美元。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末，全世界许多国家举办“希望马拉松”义跑。义跑活动发起者夏普先生说：“特里如同天空中划过的一个流星，光芒虽然远在天际，但在黑暗的夜晚却无比明亮。”

加拿大邮政曾在1982年4月13日和1999年9月15日两次发行“希望马拉松”的纪念邮票。这次是在短短35年间，第3次为同一位青年人发行邮票。图6是新邮首日封，封上的大幅照片再现了这位癌症青年跑马拉松时坚强的身影。

（5）1981年：加拿大的创新（下排左3）。加拿大的技术创新包括对讲机和雪地车、电动轮椅和电烤箱、起搏器和巨幕电影IMAX等，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了贡献。出现在邮票上的是机械臂加拿大一号，由加拿大斯巴宇航公司研制，1981年11月13日随哥伦比亚航天飞机（STS-2）升空而首次亮相。美国航天飞机曾在50多次飞行任务中使用加拿大机械臂，显示了机械臂在人类太空活动中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它也可用于核电站维修、海底管道修复、清理放射性废料等，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6）1982年：加拿大国会通过新宪法（下排左4）。1982年，英国女王签署加拿大宪法法案。4月17日，加拿大国会通过新宪法，并得到英国国会通过废止旧宪。新宪法中增加的最重要的部分是权利和自由宪章。新宪法成为加拿大独立的象征。邮票图案来自加拿大国徽，图案中包括王冠、狮子、英国国旗、原法国的百合花旗、盾牌、枫叶、绶带等，各具不同的象征意义。

（7）1999年：努纳武特（Nunavut）行政区成立（上排右2）。努纳武特地区在1999年4月1日从西北地区中分离出来，正式宣告成立，具有原住民因纽特人自治性质。该区成立后加拿大有10省3区，省由各省政府管辖，区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它是加拿大最新和面积最大的区，约占加拿大陆地面积五分之一，领土涵盖了北极大部分。 原住民因纽特人约占努纳武特3.7万总人口的五分之四，经过30多年的努力后，终于在这一天实现了他们的和平梦想。那里的冬季长达9个月，终年积雪覆盖。那里的天然景色之美令人赞不绝口，原住民之纯朴好客感人肺腑，野生动物之多名不虚传。

图7

图9

（9）1976－1988－2010年：加拿大三次举办奥运会（下排右2）。1976年主办了蒙特利尔奥运会（7月17日－8月1日），1988年主办了卡尔加里冬奥会（2月13－28日），2010年主办了温哥华冬奥会（2月12－28日）。加拿大运动员在前两次本土举办的奥运会上没有夺得金牌，但在温哥华冬奥会上一举获得14枚金牌，为历届冬奥会上单个国家取得最多的金牌数。22岁的比罗迪尤（Alexandre Bilodeau）在自由式滑雪的男子雪上技巧项目中，夺得了加拿大在本土举办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块金牌，也因此在这次发行的枫叶形邮票中亮相。图9是这枚邮票的首日封，图案是加拿大主办的三次奥运会的火炬塔和夜空中熊熊燃烧的火焰。

（10）1976－2010年：加拿大两次举办残奥会（下排右1）：1976年的多伦多残奥会（8月3－11日），2010年的温哥华冬季残奥会（3月12－21日）。在温哥华，加拿大勇夺10面金牌，其中一半来自28岁的伍斯滕罗芙（Lauren Woolstencroft）。她天生残疾，

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的旧建筑不断走进历史。如今，在大世界附近留下的重要地标性建筑似乎只有青年会、南京大戏院和大世界本身了。笔者就读格致中学时，每天必经大世界，对这座建筑颇有兴趣，一直关注与收集其相关封片。今值大世界百岁生日暨重新开放之际，整理藏品及所识，以飨同好。

砖木建筑时代（1917－1928）

大世界建造前，它所在的地块并无人气和名声，今天它门前宽阔的西藏中路和延安东路连路面也不存在，而是两条水道——周泾浜和洋泾浜^[1]，直至1915年^[2]，大世界开幕前两年才被填没。这块约1.47万平方米的地块原先乏人问津，地价低廉，后因填浜筑路，为它带来了光明的前景。商人黄楚九在1916年末将其买下，用以建设当时最大的游乐场所。法租界当局认可此举能够带来此地的繁荣，对此大加赞赏。

位于法租界的大世界于1917年7月14日法国国庆节开幕，最初的建筑都是木料平屋^[3]。尽管大世界从未迁址，但最初的大门并不开在如今大家所熟悉的延安东路西藏中路东南角，而是开在西新桥，即今延安东路云南南路路西南角（图1）。当时的大世界内，带有梯形尖顶的五层建筑叫大观楼（图2）。在其顶层游人可以看见当时上海的大观，或许这就是其得名的来源。大观楼的底层为大世界入口。此处路口即为洋泾浜西新桥旧址（图3）。

摩天轮是当时大世界的著名游艺项目之一（图4，上海印刷公司）。《申报》上大世界的开幕广告就有“升高椅、升高轮”。据当年的游客回忆，“大轮盘直径总有从地下到三层楼的天花板那么高，轮盘上每隔相当距离，用铁索系着类乎黄包车身的座位，轮盘有机器旋转循环上下，这个玩意儿就叫轮盘黄包车，游客们坐在黄包车上，到顶高点的时候，可以俯瞰全市，但究竟太危险，后来到底一个游客由上面跌下来死了，被当时法租界当局禁止。” ^[4]在明信片上，也能看到摩天轮背后大观楼的梯形尖顶（图5）。

露天影戏场是大世界的又一处招揽客人之处。这个影戏场在大观楼背后，“轮盘黄包车”的北面（图6，上海周聚康西书社）。一块约10米宽的方形幕布前放了十几排座位。当时放映的大多是外国电影、滑稽片。许多以往只听中国戏曲的游客可能原是来听京剧或昆曲的，既然“电影场不另取资”^[5]，往往出于好奇也就尝试了这种西方的新兴娱乐方式。电影刚在上海盛行的1920年代初，这样的搭售为电影在中国的普及带来了很大的推动。

大世界为了吸引客人，还在其中收纳了许多珍奇玩意和展览供游人观赏。1921年《申报》广告上罗列的“陈设异葩”就有“小庐山（图7，周聚康版）、嘉卉珍禽、体育游戏、哈哈奇镜、动物园、博物院、熊虎猿鸟”。

除了室外娱乐项目外，室内娱乐项目也不乏游人。如共和厅（图8，周聚康版）是当时大世界颇为著名的娱乐大厅。最初的主要功能只是一个高档茶室，之后慢慢发展成了可边看戏边饮茶的房间。品品香茗，喝喝凉茶，尝尝点心，听听曲子，看看影戏，不亦乐乎。再往后，其用处变得可谓五花八门，且不仅限于美术展览、设宴庆祝、召开股东大会、美国名犬表演、奇禽异兽展览、月（门）票开奖，1920年代中后期常常有女艺人来唱戏，“群芳会唱”在《申报》广告上几乎每周都登。共和厅前方的空地也活动多多，如菊花大会、赏鸟等。

大世界建筑从最初的全木料平屋开始，之后进行了多次改造^[3]。木建筑后期，入口处顶部的梯形尖顶被改造成了两层六角形尖塔，似乎是今日大世界入口建筑上“大蛋糕”的雏形（图9，Mactavish洋行）。此片于1931年6月23日上海寄德国不莱梅。Mactavish洋行为设在外白渡桥北堍、今上海大厦处的照相器材店。片图上，“大世界”招牌下方悬挂着《 七剑十三侠》的广告。《 七剑十三侠》是根据1901年同名侠义小说改编的京剧。上海当时的戏院里，这些长篇的戏通常分成很多部分，每月只演小说中的几回内容。感兴趣的观众隔一阵子去看新的一出，类似于今天的追剧。这种连台本戏的京剧形式正是从20年代的上海流行起来传遍江南。这种京剧情节生动、有头有尾、通俗易懂，深受平民大众的欢迎。据《申报》广告可知，这部《 七剑十三侠》在大世界内乾坤大剧场1921—1923年连演三年，共16本。除了演出广告外，大世界的建筑立面商业广告（尤为香烟广告）也开始初具形态，大观楼四楼阳台外是“小囝牌香烟”广告，这是黄楚九大昌烟公司1918年推出的牌子，香烟盒上的“小囝”就是黄楚九的外孙曾维祺。

钢筋混凝土新建筑（1928—1933）

现在可见的大世界建筑是1928年周维基重新设计的钢钢筋混凝土结构（图10）。大门开在西藏中路延安东路东南角，主楼顶部为标志性的12根圆柱支撑的多层六角形奶黄色尖塔，传闻言此塔为黄老板镇压风水所用^[5]。片图所示为其翻新之初模样，三楼阳台上有“百龄机”广告，“蛋糕”右侧有克雷斯勒汽车广告。“百龄机”为黄楚九所开药房1923年推出的保健品，意为可获活到一百岁的机能。此前大世界曾邀请寿星来参加百龄大会，为“百龄机”宣传^[6]。

荣记大世界（1933—1954）

介绍老上海大世界的资料会给人一个经典印象：大门立面上张牙舞爪的各色广告（图11）。片图所示为30年代后期黄金荣时代大世界正趋于鼎盛的模样，尽管尚不能反映出40年代更为夸张的畸形繁荣。此时的大世界招牌上方，已多了“荣记”两字（图13）。大世界南面的青年会大楼也已落成。“克雷斯勒”汽车广告换成了文字广告，“蛋糕”左侧添加了标志性的“白金龙香烟”霓虹灯广告。中国通商银行取代了原来日夜银行的位置。主立面的每一层都被广告占据：“五星啤酒”“槟榔牌香烟”“蓝买司干香烟”“烟台啤酒”“亚林防疫臭水”“司丹康”（发油）。“百龄机”广告还在原来的地方。此片于1948年8月26日由驻沪美军通过917号军邮局寄美国新泽西州Bloomfield。

这是大世界的鼎盛时期，每日人流量都达数万，甚至十余万。然而这也为一个悲剧埋下了伏笔。1937年8月14号，中国空军在轰炸日军出云舰的返航途中，不慎将一枚炸弹误落在人流密集的大世界门前，伤亡数百人，一时令普善山庄的龙门路材栈“堆尸如山”^[9]。大世界以及周围的废墟清理和整修直到9月还在进行。10月起，大世界恢复营业。在1937年淞沪会战后直至全面沦陷前的“孤岛”时期，地处法租界的大世界还是人气暴满，夜场也是人来人往（图12，美新洋行（Rembrandt Studio）出品），片图所示约为1938年时的夜景。上海的霓虹灯自20年代中叶出现，30年代开始流行。“白金龙”霓虹灯就在这时安装的^[10]。在“蛋糕”下方还可见“鑫记大舞台西游记”广告。这家九江路上的戏院是黄金荣门徒开设的。《西游记》从1935年一直演到1940年，共42本。此片于1940年1月18日由上海寄德国维也纳（此时奥地利已被纳粹德国合并）。

劫难后，大门上方霓虹灯招牌已由之前的黑体字异体“大卋界”换成了楷体“大世界”（图13），这个细节可作为判断图片大致年份的便捷手段。

全面沦陷和国共内战时期，大世界明信片多为翻印战前旧片。抗战胜利后大世界更加繁华，但这种繁荣是畸形的：广告牌铺天盖地，正立面上的窗户几乎不再透光，来往人员也更加复杂，流莺、迷信活动泛滥，许多娱乐设施充斥低级趣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大世界组织了多次大清扫，游乐场内低级的娱乐活动逐步减少，广告牌也被慢慢拆除。

大世界的新面貌（1954—1987）

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大世界虽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仍由黄金荣管理。1953年5月，黄去世。次年，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大世界^[11]。1955—1958年，大世界短暂改名人民游乐场（图14）。至1954年，大世界的立面上只剩一块“黑白牙膏”广告（位于原“白金龙香烟”处）。原先广告牌的位置换成了各个时代的不同标语，代表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

1959年4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上海市》明信片，全套中有大世界1张（图15），此时大世界已恢复原名，片图上大世界招牌上竖有“贯彻总路线、向文化革命进军！”标语牌，其左右两侧墙体上分别设有“迎接文化革命高潮！”“坚决彻总路线”的标语。体现了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总路线后的政治形势。此片贴邮票4枚，合计面值35分，1959年7月10日由上海寄瑞典，不符1958.1.1—1976.12.31期间国际航空明信片邮资（43分），但未作欠资处理。

1965年6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明信片（图16），片图为1964年建国五周年国庆期间的大世界，楼顶的标语换成了“开展文化革命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体现了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精神。此片于1965年10月2日由上海寄东德图灵根。

这一时期的大世界不仅拆除了塔楼上的栏杆，还拆除了面阳台上的栏杆，等于拆除了阳台。大世界显得简洁大方，棱角分明。招牌也从左读换成了巨大醒目的右读字样。

1966年11月6日，“大世界”的大字招牌被砸毁，改名东方红游乐场。之后不久改作外贸仓库，1974年又改为上海市青年宫^[12]（图14）。青年宫时期的大世界不对外开放，没有明信片记录这时的大世界。

复业与停业（1987—2003）

80年代起，青年宫内的游乐设施逐渐恢复。到1984年，里面已有场子可以跳舞、听音乐、猜灯谜、喝茶聊天了^[13]。1987年1月25日，70岁的大世界正式复名营业，开幕典礼在这天晚上举行^[14]。门口挂着红底白字横幅“大世界娱乐中心开业典礼暨联欢晚会”。改革开放的新风让大世界的立面重新延续40年前的传统，“蛋糕”的第二三四层上分别挂有“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空调机厂”和“香雪海电冰箱”广告，都用霓虹灯。大世界的招牌改为竖写，贯穿建筑的二至四楼，使用红色霓虹灯，在其下方并有横写的蓝色英文招牌GREAT WORLD ENTERTAINMENT  CENTER（大世界游乐中心）。塔楼上均是广告。夜色中的大世界闪亮着五彩斑斓的光辉，让老游客们似乎又回到了半世纪前。这时的大世界门前已增添了一座人行天桥^[15] （图17，西湖摄影艺术出版社）。此片于1987年12月20日由上海寄云南。

复业的大世界起初生意不错。随着90年代末各种新型娱乐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大世界吸引大众的能力渐渐消失。世纪之交，大世界里有的剧场已冷清到上座率不到三成^[13]。某个营业日甚至出现只有一名客人的冷清场面^[16]。2003年“非典”来袭让本来不多的游客数量继续锐减，不得不暂时关闭。“非典”过后，在上海娱乐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大世界的地方戏曲、杂耍魔术已很难匹敌其它娱乐场所。无法力挽狂澜的大世界只能由暂停变成了无限期的关门。

长期关门与重新开放（2003－2017）

为了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会，大世界曾在2009年进行了修复。恢复了60年前消失的阳台和栏杆，把窗户还原成老式的木制窗框（图18）。此片于2013年9月17日由上海寄英国华威郡。今年3月31日，大世界重新向游客开放，笔者至今未见其新图明信片。

大世界明信片的收集

大世界明信片在上海风景片中出现较少，且有几个时间段在明信片上出现空白：约1940－1958年间、1966－1987年间和2000年至今。有幸的是，早期片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影像资料，至少涵盖了当时流传的大世界十景中的四景：小庐山边孔雀屏（图7）、高大无比共和厅（图8）、小蓬山畔大仙亭、跑冰场作月圆形、飞船木马升高轮（图4、5）、二层楼上招鹤亭、四望台高共可登、大观楼顶宝塔灯（图2、9）、各杂耍场闹纷纷、三处戏场多名伶。但尚未见反映国内溜冰场之嚆矢的片为一遗憾。

当今中国集邮界，凡是集邮报刊的读者都知道，《上海集邮》拥有强大的“海外作者军团”，戴定国既是最早的“元老”，且是“战绩”最大的一位。最近，他为了给《上海集邮》写稿，发现了一种欧洲邮票的“中止发行票”。

什么是“中止发行票”？这又是我新创的一个名词，中国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原称“未发行票”，我曾在《上海集邮》建议改称“撤消发行票”，发行当局原来准备发行，且已下达文件，后来发现邮票有误，又撤消原来的发行决定，但其下属部门确已将少量邮票发售出去，流传到社会上，故称“撤消发行票”；而“中止发行票”是先已发行，后又急令停止发行的邮票。

戴先生在为《上海集邮》第11期撰写《2017外邮上的中国题材一瞥》时，关注到了卢森堡发行的欧罗巴邮票，这套邮票分别以中国驻卢大使馆和俄罗斯驻卢大使馆为图，他在察看邮票画面时，惊愕地发现，全套2枚竟然都没有国铭（图1）！为了求证其原因，他立即写信给卢森堡邮政当局，对方的集邮业务部门负责人埃米尔·埃斯彭很快就给他回复，承认这是他们的失误，产生了漏印国铭的变体邮票，然而，当他们发现邮票有错时，这些变体邮票已大部分出售给公众了。卢森堡邮政立即停售这种变体邮票，但并不打算重新印制改正错误的邮票。

因为《上海集邮》的发行周期不能满足“快捷新闻”的要求，戴先生将此发现写成英文稿《邮票遗漏国铭：卢森堡停售欧罗巴邮票》，向美国《林氏邮票新闻》的读者报道，受到《林氏邮票新闻》的高度重视，他们将戴先生的邮文先是在9月14日发表在他们的网页上，接着在9月16日通过电子版发布了将在10月2日出版的《林氏邮票新闻》（图2，《林氏》封面），那期《林氏邮票新闻》在头版发表戴先生的这篇文章（图3，《林氏》第1页）（图4，《林氏》第13页）。

《林氏邮票新闻》在9月16日这天寄给订户的电子版封面和要闻（图5），将这篇文章作为头条新闻，并在提要中说明：“在写作不同国家2017年发行的中国题材邮票的综述文章时，戴定国发现这2枚邮票上未印国家的名字……”。

戴定国的这一发现，源于他为《上海集邮》写作专栏文章。我很高兴在这里发表这些图片和他的英文报道，有英文基础的读者可以一读。《林氏邮票新闻》在文末对作者的介绍说，“戴定国是一名集邮专栏作家和退休化学家，居住在亚利桑那州。他为中国的《集邮》、《上海集邮》、《中国集邮报》和《生肖集邮》写作专栏。”

WORLD STAMPS

Stamps without a name: Luxembourg Europa issue removed from sale

邮票没有国铭：卢森堡停售欧罗巴邮票

September 14, 2017 05:00 PM

By Dingguo Dai

Luxembourg’s two Europa stamps issued May 9 are missing the country’s name and were removed from sale July 1.

Part of this year’s multination Europa series with the theme of castles, the 70¢ stamp pictures Beggen Castle, and the 95¢ stamp shows Dommeldange Castle. Beggen houses the Russian embassy in Luxembourg,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is in Dommeldange.

While writing a review about China-related stamps issued in 2017 by different countries, I noticed that these two stamps had no country name on them.

I sent an email to Post Luxembourg asking why. I also asked: How can foreign stamp collectors recognize that these stamps are from Luxembourg?

I quickly received a reply from Emile Espen, the head of the philatelic department, Post Philately.

Espen confirmed that the name “Luxembourg” is missing on both of these stamps.

He also said: “This is due to a mistake that happened during the printing file exchange between the graphic designer and the printer. The mistake was only noticed when a big part of the stamp issue had already been sold to the public.“

Espen reported that there will be no second printing of the stamps with the “Luxembourg” name, adding that the postal service had stopped selling the stamps as of July 1.

Dommeldange,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end of Luxembourg City, is the older of the two castles. It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built in the 17th century by Thomas Marchant, a forge operator, as a private residence.

The castle and Dommeldinger Huttenwerk, or smelting works, were purchased in 1777 by Charles Joseph Collart,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from Post Philately.

The city purchased the castle in the 1970s, and China set up an embassy there in June 1978.

Beggen Castle dates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After a villa on the site of a former paper mill burned in 1894, it was replaced with a new structure built by Belgian architect W. Janssens.

Before housing the embassy beginning in 1956, the castle served various purposes. During World War II, it was first occupied by the officers of the German Wehrmacht and then 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cording to Post Philately. In the early 1950s, it was a hotel.

Although the stamps are missing the country name, they have several inscriptions on them, including the name of the designer, B. Carter, in the lower right. The Bpost inscription in the lower left refers to the security printer of Belgium’s post office, which printed the two stamps. 

Dingguo Dai is a philatelic columnist and retired chemist living in Arizona. He writes columns for the Chinese monthly Philately, Shanghai Philately, China Philately News, and Shengxiao (Chinese Lunar Zodiac) Philately.

集邮几十年，我收获两个比喻：“移动世界”和“编年史一角”。手持小镊子，在邮册里移动丰富多彩的各国邮票，我把它比喻为“移动世界”。从1840年到1945年，选择性地收集每年1枚或数枚实寄封片，同时参阅相关年份的邮票和小型张，这种集邮，我称之为“编年史”。各国人等在付邮过程中，不经意间，留下了佐证历史的印记。起初我把它估值很重，后来渐想，雪泥鸿爪也有偶然性，仅能看作“编年史一角”吧。

史前封，例如1802

邮票诞生以前的实寄封，集邮界称之为“史前封”。在我的收藏里，有一枚1802年的英国实寄封，盖有红色的皇冠免资戳（图1）。信里说什么呢？主要说的是关于租金、债券、利息、支票、收据、信用等金融往来，写信人签名开出了1张512磅10先令0便士的支票。这件用鹅毛笔书写的史前封，向我们展示了200多年前英国的经济生活，在浓雾笼罩的伦敦古宅里，有一套繁复的金融制度正在运转。

这一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企图在伶仃洋登陆，被闭关锁国的清廷勒令阻止。

鸦片战争

1840年，在英国，正是饮茶之风从贵族的奢侈习尚推及中产阶层之际，漫画的讽刺、揶揄，在大量仿制马尔雷迪封的民间产品中，变得越来越夸张、离奇。不少图画嘲弄王室，大胆地涉及宗教与政治。这些引起广泛兴趣的马尔雷迪衍生品，日后变成了收集、研究、拍卖的独特专题。当然，对中国人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仿制封中出现了与鸦片战争有关的镜头：一个拖长辫子的中国人，正用铲子把贩卖鸦片的英国商人铲出去！（图4，英商桌上盒子写着“OPIUM”——鸦片）

这个信封，我过去曾作过简单介绍，似乎没引起广泛的注意。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仿制封的重要性，因为：一、1840年是世界邮票史的开端，也是世界集邮史的起源，但是，无论何种局部的史实，都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大格局。而恰恰在1840s的年代，发生与存在了具有鸦片战争印迹的邮品，这在邮票史与集邮史上，都是无可替代的重要一笔。二、仿制封能涉及鸦片战争，说明这场战争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对英国政局造成了震荡。傲慢的海洋霸主横行四方，所向无敌，不料遭遇长辫子的中国人的“铲除”，这一回的惊恐与恼羞成怒，非同小可。欣赏这枚170多年前的漫画信封，我觉得，比“黑便士”与马尔雷迪原封，更有特殊的意义。三、我们能找到比这更早的鸦片战争集邮品吗？很难的。英国人也不会去强调这个信封的这一角落。但是，我愿花53.5英镑（含邮资）将它从伦敦竞拍回来，因为它对于“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历史很重要，对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很重要。

1840s

1840s——加上S，包含19世纪四十年代的10年间。历史往往有一段模糊期、伸展期、泛溢期。不同日子的“黑便士”实寄封，印证了英国邮政改革的最初状况。蓝便士、红便士的登台，使这部舞台剧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变化。

黑、蓝、红便士邮票中，蓝便士最漂亮。在岁月检验下，实寄封上的黑便士，往往如同墨涂涂；红便士不够鲜亮（他们的“红”近乎棕色）；而蓝便士独显典雅，雕刻版刀锋毕露。我有一枚无齿蓝便士双连实寄封（图5），盖了由线条组成的椭圆形销票戳，邮票下还有含日期（1841年8月15日）的红色马耳他单线十字戳（很像十字形的领结），信封上龙飞凤舞的地址用鹅毛笔书写。反复欣赏之余，不免奇怪：折叠的信纸内，为何不落一字呢？难道寄信人纯粹为了收藏么？还是后来人刻意制作的“实寄封”？继续检查了其它十余件黑、蓝、红便士实寄封，确实还有若干件仅为“空壳”。由此我也更加重视实寄封的书信内容了。

1844年7月18日的一枚无齿红便士实寄封（图6），是从伦敦威斯敏斯特寄往南太平洋的诺福克岛（英属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部分），印有教堂牧师的一封格式信 ，大意是敦促收信人赶紧办理“非居民证件”。信中说：

你的非居民证件已由温彻斯特主教签署……为了你的安全，我根据议会的法案提醒你，你应该将一份你证件的副本在一个月内交给教堂的执事，由他们存放在教区；而由教堂执事制作的同样的副本，将由登记官或其他官方人员在教区……公开宣读，因此，你应该尽快办妥你的许可证件。邮票和手续费的金额为2英镑2先令0便士，需要你通过查林十字街支付的邮局汇单汇给我，一旦收到汇单，就会寄去你的证件。

这封信非常有意思，我从中了解了这样几点：一、老英国管理体制之严密，从殖民地来的人，必须在限期内办理“非居民证件”；二、教廷势力之强大，许多事情都授权给了主教、教区、执事，官方与之配合密切；三、在1844年，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处于“日不落帝国”的领域内，从大西洋上的英伦本土，寄往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屿诺福克（图7，1974年诺福克岛地图小全张），已实行44年的均一邮资制，1封格式信的花费，依然是微不足道的1便士。而教会办证的手续费，如果再扣除寄送证件的邮资，大约在2英镑以上，差不多是1枚红便士邮票面值的500倍。

我还有一个1876年1月11日贴1枚有齿红便士的实寄封（图8），证明罗兰·希尔的邮政改革维持76年后，英国人寄信也不“涨价”。“便士邮政”是一种廉价的普遍服务，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便士邮政“一统天下”，但未能使不贴邮票的信件完全绝迹。一枚1845年4月4日的英国实寄封，内里书写满满，封面盖有红色的皇冠免资戳与红色的八角形日戳，未贴用任何邮票（图9）。1849年5月21日寄往伦敦的一封信，盖有红、蓝2个圆形邮戳，也是不贴邮票的“漏网之鱼”（图10）；信封上写明“已付”，表示它交纳了邮资，但不知是邮局一时短缺邮票，还是因其它缘故，不贴邮票照样被“放行”了。事实说明，至少在1840s的10年间，英国各地还存在不贴邮票的“史后封”。

追随新潮流

1843年3月1日,瑞士的苏黎世州发行了数字邮票，同年9月30日，日内瓦州又发行了城徽邮票。以致到1943年，瑞士就以多种形式的小型张、小版张、首日封，率先纪念瑞士邮票100周年（1843－1943）（图11－13）。小小的瑞士，在邮政领域昂首阔步于世界的前列。

1843年还有一个不甘落后的国家，那就是美洲的巴西。到1943年，《巴西邮票100周年》小全张问世了，展示了举世闻名的巴西首套邮票——“牛眼”珍邮（图14）。

英国“黑便士”引起的震荡，为何首先辐射到阿尔卑斯山的小国瑞士，而又远涉重洋激起巴西的仿效？挖掘和回叙早期世界邮票史的来龙去脉，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新大陆的美国，从1845年开始使用STAMP。法国与比利时则赶上1840s的尾巴，即于1849年发行了首枚邮票。法兰西表现了民主与浪漫的气质，邮票图案不用帝王肖像，而采用谷物女神色雷斯。在1849年的实寄封上，双连的色雷斯普票，是用斜格栅的戳子盖销的，另外附加圆形日戳（图15-16）。

至于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丹麦、加拿大、葡萄牙、俄罗斯、德国、日本、中国……这些国家的邮票发源史，都要落到19世纪50至70年代去了。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11期

2017年9月21日, “驿路•丝路•复兴路”主题集邮学术论文评审会议在京举行。

此次主题集邮学术论文评选活动旨在以集邮文化为载体，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加强集邮学术交流，促进集邮研究水平的提高，迎接十九大召开。论文征集从今年3月开始启动，得到全国各省级集邮协会及各行业集邮协会的大力支持。截止到9月初，共收到全国27个省（区、市）集邮协会及3个行业集邮协会报送论文105篇。此次评审工作成立了论文评审委员会,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玉虎为名誉主任，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孙蒋涛为主任。委员由林轩、成冬青、刘劲、邵林、王宏伟、王泰广、卢伯雄、吕献府、魏升东、张效建担任。

评审会由全国集邮联学术宣传部负责人成冬青主持，论文评委本着客观公正、坚持标准、严格筛选的原则，认真审阅，反复讨论，严格把关，最终评出一等奖4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24篇，纪念奖54篇。评委们一致认为获奖论文生动地展现了邮票、邮品上的丝绸之路和古驿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开展“驿路•丝路•复兴路”主题研究活动有助于增强邮票选题的中国特色与文化视野，同时也有助于推动集邮事业发展，增强文化自信。

本次获奖论文集最终将以《集邮》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发行。

                       ——源自全国集邮联学术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