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常州完成第18届中华全国集邮展览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杨利民会长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对基层集邮协会举办的群众性集邮活动进行调研。5月14日下午，在上海市集邮协会会长毕晓哉、副会长兼秘书长赵鹰和副秘书长张玉茹的陪同下，来到上海著名的老工业基地闵行。亲身体察了在江川路街道党建中心，闵行区职工集邮协会为中国邮政上海市闵行分公司、徐汇分公司的党员干部举办的一堂形式新颖的党课。

杨会长去年曾三次为邮票党课题词，鼓励闵行职工邮协做好服务，不断更新课程内容，总结经验，发扬光大。他这次是专程而来，希望能亲自看一看、听一听这种别开生面的党课。一个多小时的课程结束后，杨会长还参观了与党课配套的小型邮展，接着与江川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文辉、党建中心主任杨翠霞、上海邮政闵行分公司总经理顾益锋，以及市邮协领导、区邮协骨干和邮票党课讲师团的成员进行了交流座谈。

杨会长指出：集邮进入新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干？如何去实现“集邮大国”的目标，这可能就是集邮界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最大问题。新气象、新思路、新作为体现在哪些地方?上海闵行的邮票党课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不要在小圈子里搞高精尖，高精尖是需要的，但中国特色应该是广大集邮爱好者和广大群众参与的大众喜爱的集邮文化活动，同时这个集邮文化活动又要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包括为我们党的建设服务。把集邮文化融入到全国大文化建设的领域中去，我们的小集邮文化才有生命力，才能受到大家的关注、了解和支持。

杨会长感谢闵行区邮协在江川路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创造了邮票党课这种新形式，在全国带了头，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感谢闵行区邮协特别是“红马甲”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会后，杨会长再次欣然提笔题词：“让有温度的城市党建引领温暖的美丽家园” “学习宣传闵行江川党建服务中心创造的邮票党课经验”。

        （祝建国）

《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1926年9月20日印行第2期《会员录》（图1）公布首批会员57人，其中5月1日登记者33人，余均为6月1日登记入会。

这57位集邮先进，新编《北京集邮史》中提名者不足四分之一，予以简介者则仅有6人。笔者经全方位筛查，现将上述邮人的生平资料汇总补阙如下：

1号会员王翰祥，字汉强，会长（翌年辞职）  （会员录署通讯处：天津法界福寿里25号）

王翰祥（1874－1956，图2），字汉强，江苏江宁人，居上海。毕业于上海商务师范学校，早年执教湖州旅沪公学和上海爱国女学。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加上海制造局起义，1912年为同盟会驻沪机关部评议员，沪军都督府总务科长。后弃政从商，不遗余力提倡国货，创办华粹国货公司，曾任中华国货维持会第7届评议会副议长、第13届评议会议长。1953年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0年代起集邮，曾受邀任北京邮票交换会会长（图3），1929年加入中华邮票会（165号）。1934年所編《中国邮票图集》（图4）由上海文华图书公司印行，12月题名甲戌邮票会（144号），1935年初加入新光邮票会（272号），同年在愷自尔路（今金陵中路）195号开设世界邮票地图社，分册編出《世界邮票地图》。1936年中国邮商公会成立，王汉强为监察委员。所藏珍品有京奉航空试制样票八方连等，多次参加上海邮展。

2号汪效庸。副会长（翌年接任会长）（本京什刹海北岸10号）

汪效庸（1885-？），字子年，河北人。曾供职北平税务监督公署。清末民初开始集邮，1920年代初在京开办世界邮票集成社（图5，1923年实寄邮资片），施秉章、王纪泽等集邮之初均得其指点。藏品丰富，李弗如称其“吾国搜集地名票之第一人”（图6），所藏“法客邮全套最末日消印”邮集曾出展1937年新光北平分会会员大会（图7，前左2）。为新光（130号）、甲戌（120号）邮票会早期会员。

3号施秉章，干事员兼书记员（翌年任副会长）（本京西单背阴胡同路北9号）

施秉章（1904－1970，图8），字畏如，福建长乐人。1921年自福建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随父进京，就读北京汇文学校。1926年在京开办环球邮票社，成为专业邮商。10岁开始集邮，在福州获魏叔彝之指导，到北京后又求教于汪效庸、裕憽霆、王晋斋，先后加入多个国外邮会并广交邮友，邮识和邮藏因之日丰。1926年发起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主编会刊。处女作（图9）见载1925年《图画周刊》，邮文《余与张作霖纪念邮票之关系》引人瞩目，《（世界）邮票丛谈》先后连载于天津《大公报》及《北平邮刊》，还编出《邮票画刊》1期、《集邮说丛》2期。环球邮票社初期设有门市，提供精美透明纸袋,1935-1937年间编印全彩图文版《卖品目录》（图10），1937－1939年间邮社一度迁址天津，回京后因生意清淡沦为摊商，直至“文革”方止。为蓂郎（39号）、天津（22号）、北平（142号）诸邮票会早期会员。

4号裕憽霆，干事员（本京东四十条胡同45号）

裕憽霆（1883－1930s，图11），本名裕寿，别号颂廷（一作松亭、憽霆）、孤鸿、孤鸿和尚，斋名吟秋山馆、爱吾庐。满洲镶黄旗人，纳哈塔氏，祖籍黑龙江齐齐哈尔，定居北京。父明保为穆图善将军次子，憽霆膝下有子季贞。身为继承祖产、无职业的满清遗民，有钱有闲，一生喜好花鸟虫鱼、鼓曲与收藏。

集邮方面，主集华邮，藏品颇丰。所集清代快信邮票总数近千枚，干支戳票年月日齐全且有复品。曾不惜售屋筹资囤积“中华帝国”未发行票，代办欧美邮社华邮古票及变体，与德之米歇尔、英之吉本司、法之香槟、美之斯科特诸大公司无不有往还，人称“旧都邮王”，集邮遗藏《清代快信邮票集》由其妻馈赠生前至交李雅轩。1918年拟于天坛地方发起邮票展览会，1923年在京创办万国交换通信社（图12，《邮声》1924年广告，图13，盖在明信片上的印章），并印行英文季刊一种，开办一年间社员已达200余人，1926年题名新光邮票研究会。

5号杜岑，干事员（本京前王公厂3号）

杜岑（1890－1964，图14），别名鉴农，四川万县人。北京大学商科毕业。历任北京中华懋业银行外汇主任，北京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天津法商学院、重庆大学等校教授，以及河北印花菸酒税局北京分局、唐山分局局长，四川省政府审核委员会秘书，四川粮储局处长。1949年后曾任上海海关统计股股长、海关研究室研究员，1962年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青年时期即喜好书画与集邮，其西画作品曾于1919年参展苏州第一届画赛会（图15），邮文见刊1924年《邮声》（图16）。

6号张剑秋，干事员（本京西京畿道路北2号）

生平事迹不详，缺考。（下文名址后空白者皆同）

7号钱仲良（本京西四兵马司9号，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地址）

钱仲良（1895－1955，图17），本名声骏，号仲良，浙江上虞人。1920年自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进入地质调查所，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图书馆成立，翌年由钱声骏负责，但仍兼管地质学会财务直至1938年。1946年返回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任技正兼图书馆主任。1949年后历任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图书馆馆长、地质部图书馆馆长。

8号闵镇华（天津法界紫阳里6号）

闵镇华（生卒年不详），江苏人。1928年与人集资创办三日刊《津津》文艺报于天津紫阳里8号，沦陷时期寓居上海，就职万昌行，1948年在沪就任经纬旅行社常务理事兼旅行科主任。1926年加入蓂郎邮票会（45号）和新光邮票会（41号），1941年加入天津邮票会（334号），1942年题名甲戌（1174号，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楼601号万昌行）。《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载其《本志邮图之说明》（图18）及《各国新出邮票》。

                    ——刊于《上海集邮》2018年第7期

我们船停帕绍的时候，已是本次多瑙河之旅向上游驶行的最西端，从奥地利跨入德国，而帕绍也算是本次“五国八城”中的“一国一城”。当天，维京游轮还推出“一生一次”的特色体验，也就是另外付钱，改变行程，增加项目，从帕绍乘大巴到慕尼黑浏览城市风光，或是乘直升飞机去新天鹅堡。

第5天夜间行船，第6天又回奥地利了，这次停靠林茨，由大巴送我们到萨尔茨堡。据说，萨尔茨堡是奥地利的第四大城市，人口15万，这在中国人眼里还不是一个小镇么？上海的七宝还有20多万人口呢！但萨尔茨堡是莫扎特的故乡、电影《音乐之声》的“原地”和拍摄地。这个旅游地的卖点就围绕着这两项音乐故事。这可是闵行区的七宝镇攀不上的。

36号宋尧阶（奉天海城东署胡同） 

宋尧阶（？－1940s，图42），字殿蓂，辽宁海城人。青年时代喜好文艺，1922年在上海《少年杂志》发表习作《黄狗》，并荣登该刊“爱读诸君肖像”榜。后经入学深造，获法学士学位。

图43

图44

1918年开办蓂郎邮票社（图43），1926年组建华北邮票俱乐部，并创办《邮趣》（图44）。1929年蓂郎邮票社、华北邮票俱乐部一并更名为蓂郎邮票会，后又更名海城蓂郎邮票（泉）商会。1934年编著《集邮常识录》，为新光（28号）、中华（303号）、甲戌（363号）邮票会会员。据《海城集邮志》记载，宋尧阶1943年曾在海城姜公馆（张作霖银号）举办个人邮展，展品有大龙、万寿、溥仪像邮票、外国邮票等。于解放前去世。

37号刘家骅（本京东城大鹁市3号张宅，翌年改址：北京黄图岗4号）

刘开一（生卒年不详），名家骅，南翔人。早年从医，1915年为嘉定县第二高等小学校职员，1922年受聘为嘉定义务小学运动会临时红十字会会长，1924年前后业余兼营开明邮票公司，1936年前后任南翔锡沪长途汽车站站长，1948年任南翔公立医院医师，1952年秋退出嘉定城厢区联合诊所，1961年向嘉定博物馆捐赠（清）陆陇其墨迹（注：1926－1931年行踪尚未见资料）。

图45

邮事记载：1924年《邮声》刊登《洪宪邮票》广告（图45）。邵洵美《中国邮票讲话·洪宪帝国纪念票》云，据《邮讯》第一卷第五期所载“宫殿图洪宪纪念票，以前南翔刘开一先生所藏，有一全张之多，每一全张，为一百枚也。但多属限新省贴用者，每套不过三四元。”《中国邮票史》第3卷“‘开国纪盛’邮票在上海地区发布出售广告事件”记，南翔刘开一，在《邮声》刊物上以开明邮票公司名义登出广告，出售“中华帝国开国纪盛”邮票。广告称：此票“未行用，袁氏败后，即行销毁时，为交通部司票者窃出数百套”，由该公司悉数收购……由此引起邮政部门的不满，认为此言沾污了邮政的声誉，因而必须追究刘开一，交代窃出邮票的“司票者”为何人……（刘开一）致函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恳切陈词，说该邮票是1920年在北京经友人介绍，以200元购得的，计有“开国纪盛”邮票60套。（广告）纯系商业行为而过甚其词，以广招徕，徒为牟利而并非实情。刘在信的最后说，自愿将此票全部上交以赎前愆……（此事件）最终以刘将邮票全部上交而结束。1926年9月印行《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之《邮筒》载：“晋斋先生台鉴，会友刘君开一，前由本会代销洪宪票三套，共洋拾伍元，应以一成为本会经常费。据刘君云，该款一元五角，当面交足下代转本会。兹因日久，理应函查，请即日寄交敝处，以资周转为荷。此致，邮祺。弟施畏如启，十月七日。”

38号陆奥（本京东单西裱褙胡同58号）

39号石荣暲（长奉吉敦铁路总局）

图46

石荣暲（1880－1962，图46），字荩年，湖北阳新人。山西法政学堂毕业，历任山西调查局法制股股员、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厅长、冀宁道署内务科科长、山西法政专门学校刑法教员、山西兴县知事、交通部参事、财政部参事、华北水利委员会及河北统税局秘书等职。1926-1931年为吉长铁路局文书科科长兼铁路附属学校校长、吉敦铁路局总务科长代行局务。1931年秋定居北平，潜心研究、撰述边疆史籍，著有《库页岛志略》、《吉敦铁路调查录》《古今藏书家考》等。1951年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北京、蓂郎（22号）、新光（36号）及中华邮票会（95号）早期会员，“所存华邮甚多”（王抱存语），

北叟《展邮忆友话辽东》记：民廿春，吉敦铁路石荩年科长，衔命莅沈，亦寓附属地内，氏为鄂人，白发苍苍，俨俨忠厚长者，引人敬意，时已年逾不惑，与之为忘年之交者久矣。曾共摄影以作纪念，余之吉黑加盖票品，得自氏者殊多。

40号王荆山（奉天海城振兴胡同）

王荆山（1902－1960s），原名王铭璞，字抱存，辽宁海城人。1930年毕业留校于满洲医科大学，1932年调榆关防疫，1933－1935年工作于营口海港检疫所医院，1935-1937年初任天津市政府卫生科主任。1937年春抵达福州，服务于道山路民政厅卫生科，旋任福建省卫生处秘书兼技正等职，1938年冬调入福州省立医院，1941年下半年一度调任福建省防疫大队长。1944-1945年调入江西赣县光孝寺附属医院，并兼任江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教授。抗战胜利复员返乡，任职辽宁省政府卫生科科长。1948年调职厦门市厦禾路省立医院，1956-1964年底担任厦门中山医院院长，“文革”初受到冲击而去世。

图47

图48

图49

图50

魏德铭（1884－1953），字叔彝，福建福州人。早期邮商，1909年起先后开办福州邮票兑换所及世界邮票社（图49）。颇善经营，1914年率先在福州展览会上出展中外邮票（图50），1929年又登堂入室、将世界邮票社的邮票陈列于福建美术展的展室中。世界邮票社经营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和初集邮者，魏叔彝对之循循善诱，施秉章即为受益者之一。邮社兼营中、外邮票，以门市销售为主，《新光》《甲戌邮刊》《绿榕邮刊》亦见其刊登广告，也编印过卖品目录。帆船附加赈捐邮票行用期间，曾批量制作西式贴票实寄封314枚，提供集邮者收藏。世界邮票社于1949年左右停业。

图51

魏叔彝还与集邮界打成一片：1925年福州基督教青年会集邮社团成立，其任副团长，1947年还担任福州市邮票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会员部主任（图51，前右4），他是新光、蓂郎（315号）、甲戌（129号）等邮会的会员，当地邮刊《邮梼杌》《绿榕邮刊》均见其邮文。

46号蔡丽生（杭州新宫桥信余里4号）

图52

图53

图54

图55

蔡丽生（?－1930s，图52），浙江杭州人。1920年在杭州参加大精神学研究会，1922年加入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不久即在新宫桥信余里寓所开设东亚邮票社（图53）。1923年编印邮票《年刊》，1925年加入新光（39号）及中华（77号）邮票会，1926年创办《邮票三月刊》（图54），同年出品新光会首次邮展，1928年出任新光邮票会交换部主任兼华文书记，1929年与张包子俊、郑汝纯共同筹划西湖博览会邮展（未成）事宜。1930年一度赴江西乐平经营邮业（图55），1930年代后期因病半身不遂去世。

47号卢赋梅（苏州葑门内苍龙巷5号）

图56

图57

卢赋梅（1882－？，图56），江苏吴县人。1902年入读东吴，学生时代兴趣广泛，是音乐会、青年会、健身会的成员。后因家境缘故“中学停业”，留校成为东吴大学图书馆首任管理员，其间在《东吴》学报社兼职、担任营业部发行经理。1919年辞职后于苏城苍龙巷5号寓所挂牌“卢义思邮票公司”（图57），成为专业邮商。

图58

为中华、新光、甲戍三大邮会早期会员，历任中华邮票会评议，新光邮票会研究部、拍卖部、江苏分会主任，以及甲戍邮票会顾问。具有集邮家、专业邮商和邮学研究者三重身份，1896年前后即已开始集邮，邮集在1918年常州邮展上获得头奖。所开办的卢义思邮票公司是苏州最早的两家邮票社之一。《邮乘》和《新光杂志》都刊有其邮文，1926年和陈复祥合编我国最早的中文版邮票目录（图58）。对其邮学造诣，张包子俊曾追记道：“卢赋梅君则正于此时（注：1925）努力于帆船票之研究，又古票之刷色与变体经卢赋梅君发明者甚多，情况有如今钟笑炉君。”

48号李寿山（本京西交民巷大来饭店）

图59

李寿山（1866－1932，图59），名镜林，字仲华，乳名七儿，因身材高大人称大李七，祖籍安徽祁门。京剧名净，出身于三庆班，梅兰芳曾拜其为师。早年曾隶长春班，晚年搭班梅兰芳京剧团。

49号梁芸斋（本京南池子飞龙桥3号）

图60

图61

图62

张幸民（1908－？），河北天津人。曾任职天津振民公司，后进入亨达利洋行。为新光（23号）、蓂郎（3号）、中华(89号)及甲戌(33号)邮票会早期会员，曾为新光会务建言献策（图74）。收藏以国邮为主、兼集外国邮票，《新光月刊》见载其“趸让邮票”小广告。1926年4月新光邮票会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举办首次邮展，张幸民的法客邮1901年加盖2分至16分全套、1904年漏盖和倒盖票参展。1930年7月平津邮局怠工期间加盖特戳免费寄递邮件，张幸民曾寄发免资封多件，事后撰稿赠封予《新光》（图75）。

9号陈允中（本京东四什锦花园31号，注：与王晋斋相邻） 

陈允中（1875－？，图19），字权均，一度更名陈中，江苏金坛人。游学日本，归国后任师范学校校长及省议会议员，曾参加武昌起义，民初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10号何丽堂（本京南池子捷报处6号）

图20

图21

艾德敷（Dwight W.Edwards 1883－1967，图21），1883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1904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翌年获文科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日本东京教了一年英语后来到中国，1906－1946年间任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抗战期间担任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驻华办事处主任。与燕京大学渊源颇深，曾任该校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执行干事。长期致力于义赈救灾事业，并以此知名。1946年退休后继续从事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47－1949年担任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顾问。1949年离华返美，获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此后还担任了几年慈善事业领域的顾问。担任北京邮票交换会名誉会长时，其为北京青年会总干事。

15号吴进思（本京东城钱粮胡同14号）

图22

吴进思（1889－1954），名秉澂，字进思，浙江杭州人。京师译学馆毕业，历任财政部盐务署僉事、场产厅第一厅厅长、浙江盐务局产销课课长、保管西湖钱王祠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通志馆分纂（图22，黄宾虹与通志馆同人勾山雅集合影，后右2），1949年后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爱好收藏。早年寓居北京时喜收集中外货币，由其父吴士鉴托外交部向驻中国使馆求得甚多。藏书、拓片均十分丰富，并收藏中外邮票及集邮书刊。1926年吴进思的清朝官封邮票亮相新光邮票会首次邮展，1929年题名新光邮票会（112号杭州官巷3号）。吴进思为集邮家赵人龙之岳父。

16号陈海平（本京华威银行）

17号李少甫（天津西北城角同德药房）

18号吴萨修（本京北池子35号）

图23

图24

吴萨修（生卒年不详），字莲士。中学时爱好诗文，1922年在北京《文艺杂志》第5册发表《謁金门·陶然亭》（图23），1928年自司法部辖警官高等学校正科卫生班毕业，1929年就任北平卫生局办事员。袁寒云《丙寅日记》（1926）中多处言及两人间书信交往（图24）。

19号张志勋（本京西四中央医院）

张志勋（生卒年不详），字华甫。1926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1940年担任通县潞河医院院长。

20号樊惠亭，副会长（本京西什库天主堂）

樊惠亭，字承佑（Jacques Andre Fascia），法国遣使会士。1897年生于巴黎，1918年进入修院。1923年9月抵达上海，被派至北京，为北堂辅理修士，1927年调正定府。1928年9月返回法国，随后退出遣使会。

21号吴希棫，字樸生（本京南长街苦水井3号）

22号王晋斋，干事员（本京东四什锦花园32号）

图25

王晋斋（1882－1940s，图25），本名锡善，上海嘉定人。为松江育材学塾的首批学生，其父王柳生系南洋公学创办人。毕业于山海关铁路学堂，1912年前进入清华学校，担任校医院管理员，1917年因病辞职，自后成为专业邮商。

图26

图27

清华时期（1912－1917），表现为一个执著的集邮迷，所集以美国为主，旁及加拿大。寓居京城北剪子巷白米仓17号时期（1917－1921），加入了国外邮会，在外刊登载售邮广告（图26， Mekeel’s Weekly Stamp News 1919年广告），批量制作航邮封。1922年寓所迁至什锦胡同（图27），1926年加入北京、蓂郎（6号）等国内邮会，居家外销华邮，北京邮商杨启明1930年代曾为经营邮票出口生意的李纪润和王晋斋两家配置袋票，现存王晋斋集邮封超过70件。

23号周振勇（本京东城罐儿胡同）

图28

周振勇（约1909-？），河北大兴人。1931年自燕京大学文科毕业，随后入职津海关（图28）。晚年定居美国洛杉矶。

图29

中学时期即喜好集邮，除加入北京邮票交换会外，1941年6月还题名天津邮票会（279号）。集邮事迹不详，然摄影作品雁过留痕（图29），1927－1937年间公开发表的作品多达300余幅。

24号刘逸民（本京宣外前孙公园16号）

刘逸民，字梅溪，蓂郎邮票会10号会员刘幸斋与其同址。

25号鲍子谟（奉天西站满洲医科大学）

图30

图31

鲍子谟，字丕显，辽宁沈阳人。毕业于满洲医科大，为王抱存同窗。学生时期即嗜藏邮，曾专程赴东京参观日本邮乐会长木村梅次郎发起的邮展，并兼营邮业（图30），1926年加入北京、蓂郎（11号）、新光（25号）邮票会，《邮票三月刊》曾连载其《瀛都邮票展览会参观记》（图31）。

26号林受霜（本京东城小纱帽胡同尚贤公寓）

    林受霜，1925年为共青团福州地委职工小学支部成员，1926年赴北京。

27号叶左之（本京西四小院胡同26号）

图32

叶左之（1894－1949，图32），本名良辅，字左之，浙江余杭人。1913年自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考入北洋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20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进修，两年后获理学硕士学位。1916年起先后在地质调查所9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0年，浙江大学史地系12年，为中国地质学研究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为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

28号许伯良（本京崇外清化寺街7号）

29号徐荫祺（苏州天赐庄35号）

图33

徐荫祺（1905－1986，图33），江苏苏州人。1926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26－1929年在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32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昆虫学系哲学博士学位，为全美自然荣誉学会会员。历任东吴、燕京、圣约翰、沪江等大学教授、系主任。1952年执教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任教授、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卫生系副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为国内外知名生物学家。

图34

图35

青少年时代酷爱集邮，1920年在苏州天赐庄创办徐氏兄弟邮票社（图34），1922年编出英文版《大陆邮票新闻》2期（图35），1925年加入中华邮票会（12号）,1926年题名新光，当年7月为新光邮票会评议。

30号王纯俊（本京豫王府西夹道9号）

图36

图37

王纯俊（1895－1940，图36），即王聘彦，浙江鄞县人。1907年入读上海浦东中学，1916年自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科己班毕业（与茅以升同班，图37），翌年进入京汉铁路局，开始其铁路生涯。1927年赴胶济铁路局，1928年调杭江铁路局，1932年转浦口津浦铁路工程课，1937年奉派湘黔铁路工程局，1940年12月在贵州独山病逝。

图38

最近在上海图书馆网站浏览资料，阅见源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1894年-1945年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在《旅华俄国邮票会名单》（List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Russian Philatelic Society In China）卷宗内，发现一件该邮票会创立初期负责人名单，这是该会创始例证之一。

这一卷宗内的英文文件总共4页，文字以打字机打印。图1为第1页，是邮票会发给工部局的信件，内容译文如下：

“我很荣幸地向你提交旅华俄国邮票会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供你参考备案。

请注意，所有与本会通信联系的地址为：S. Th. Zaeff秘书长，静安寺路1025弄7号。”

发件人为邮票会秘书长赛夫（S. Th. Zaeff）。信件上未打印日期，右上角有警察局收件登记印章及日期“1935年3月13日”。从信件上可知，邮票会会址为“450 Taku Road”（大沽路450号）。

第2－3页是邮票会负责人名单，以表格形式列出他们姓名、职务、国籍、年龄、已婚或单身、职业、地址和电话、到沪年份。为便于对中国早期集邮组织历史有兴趣的邮友进一步探究，现将这2页名单翻译如下（地址和电话栏略去）：

这2页名单表格上都有俄文和英文邮票会名称，以及英文会址地址。打印日期为1935年3月11日，最后有秘书长赛夫手写签名。

最后一页为警察局副局长给邮票会秘书长赛夫的复函副本，告知已经收到寄来的邮票会负责人名单。复函日期为1935年3月19日，落款人处盖扁形副局长姓名章。

由此猜测，可能是根据警察局的要求，邮票会专门将负责人名单向警察局报备。鉴于这件资料有邮票会秘书长签名，又出自工部局警察局总部历史档案，是邮票会创始初期的原始资料，对于关注早期中国集邮组织历史发展的研究者而言，可以作为重要例证史料。

另外，邮票会初期会址为何设立在大沽路450号？查阅档案中的另一卷宗《1933年-1943年乌克兰委员会》，也找到一些旁证史料线索。

在中国的乌克兰侨民，以哈尔滨、上海居多，其中上海总数约5000人。上海乌克兰人协会（以下简称“乌协会”），是由旅居上海的乌克兰侨民组成的一个社团组织。《1933年-1943年乌克兰委员会》卷宗始于1933年10月“乌协会”会所迁入公共租界，结束于1943年7月汪伪政府“收回”租界，共计231页，主要包括“乌协会”等乌克兰人社团组织向公共租界警察局提交的举办各种会议活动信函，警员监视这些社团组织活动的内部警情报告和备忘录，各种报刊报道这些社团组织活动情况的剪报和翻译资料。综合这一卷宗资料，现简述“乌协会”概况如下：该会1932年9月在法租界组建，并获得法租界管理当局认可，1933年2月初设会所在466 Rue Bourgeat(旧名蒲石路，今长乐路)，1933年11月26日迁往公共租界大沽路450号。1937年又迁址到爱多亚路1292弄3号（Apt. 3,1292 Avenue Edward VII,现延安东路）。1939年6月，上海乌克兰侨民委员会（Ukrainian Emigrants Committee in Shanghai。以下简称“乌侨会”）脱离俄国侨民社团，单独建立社团，会址也设立在此。1940年1月29日“乌协会”发俄文信函给警察局，信末最后一段内容的中文译意为：“上海乌克兰人协会仍在爱多亚路1292弄3号原址。在这同一地址，上海乌克兰人协会同意暂时允许上海乌克兰侨民委员会使用这里的场所”。上海东亚乌克兰民族委员会等其它乌克兰人组织也常常借用这里场地举办会议，因而此地成为乌克兰侨民的主要活动中心，所以又称为“乌克兰俱乐部”。

1933年11月16日“乌协会”第一次给公共租界警察局发函，内容主要是告知该会会所将迁往大沽路450号，现有注册会员85人。信笺抬头印有协会的俄文、英文、法文和中文名称，英文名“Ukrainian Association in Shanghai”，中文名为“上海乌克兰人协会”，最后是会长和秘书长签名。11月24日再次致函警察局，告知会议日期为11月26日。

“乌协会”在大沽路新会所首次聚会后，警察局警员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在同年11月29日编写“乌协会”调查情况报告，概述该协会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以及目前简况，在报告中列出会长、秘书长、司库等理事会成员名单，由此可知樊沙维趣在协会中担任司库一职，与秘书长盖·费·托茨基（G.F.Totsky）同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920号“Extra”食品店供职。樊沙维趣的姓名在这一卷宗内前后多次出现，但有“Vansovitch”“Vansovich”2种略有差异的拼写,还有可能打字出错的“Vonsovich”，对照前后文字辨析，实为同一人。1939年10月他在当年年会上被当选为该会监事会成员。1942年7月12日，在“乌侨会”特别会员大会上，他以监事会主席身份做报告，另外还谈到他确实是旅华俄国邮票会等一些俄国社团组织的会员，因为在乌克兰人侨居地区没有这些组织并且都是非政治性的（笔者注：乌克兰侨民社团坚称会员拥有乌克兰国籍人，抵制乌克兰加入苏联，主张恢复国家独立）。在这次会议上他被当选为“乌侨会”副会长。

由此可以旁证，邮票会首次会议在“乌协会”会所召开，并在初期将此作为邮票会会址，确实与樊沙维趣有着密切关系。金问涛《旅华俄国邮票会史实探究》（参见151036，151136）一文，在译注《亚细亚邮刊》会史文章时写道，邮票会首次会议“于上海乌克兰侨民委员会会所（爱多亚路1292号4楼3室）举行”。根据上述档案史料记载，显然可见这一社团的译名和作者的注解都有错误，应是“于上海乌克兰人协会会所举行”，地址为大沽路450号。

在上次编辑谢磊文章时，对二战时期的国际航空邮资尤其是发往美国的航空邮资产生了兴趣，以致这次得到一枚较易查知邮资的信封时，也核对推算了几遍。

这是一枚上海大公报的竖式公事封，1946年6月10日从上海发往美国华盛顿特区，信封长17厘米，宽11.2厘米，正面左上方印有一个小方框，内书广告“本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左下方印有三列文字，分别为：“邮政信箱〇九一八” “上海大公报发行课寄” “电报挂号九〇九〇”。右边横贴了一张油印的英文收件人姓名、地址等信息的小纸条。

信封背面贴有 “庆祝胜利纪念”300元票17枚和重庆大东版孙中山像10元票1枚，面值合计5110元。邮票销全点线中英文三格式日戳，信封正面左上角还盖有蓝色“航空”印章。

查阅邮资表，推算出这是一件35－40克的航空平信：

表1 国际航空信函与印刷品的邮资比较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当时是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945年11月1日，停刊8年的《大公报》上海版复刊，1946年元旦大公报社总管理处在上海成立，4月13日，王芸生率领部分骨干从重庆飞抵上海，这标志着《大公报》的言论中心也由此移至上海。上海版复刊后发展迅速，从开始的每日4版到4月28日改为6版，6月13日增至8版，9月18日又增至10版，10月11日再次扩至12版。 至1947年7月，上海版的发行数已达148388份，8月达150155份，读者遍布全国，并在欧、美和东南亚地区设立办事处。从此封正面贴用油印纸条而不是手写地址、姓名这一项来看，就知道这是报社寄给美国办事处的信件。

抗战胜利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随之结束，但战后的国际局势仍然复杂和动荡，中国的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此时的《大公报》除了关注国内政局外，国外办事处的雇员还发回了大量的国际时事评论，对战后一些主要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经济政策等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和观点。1946年5月24日、5月28和信封发出日6月10日，《大公报》就发表了3篇有关美国的社评《美国外交政策与世界前途》《提倡科学与科学会议》《美国工潮的教训》，信内也许正是报社上海总部与美国办事处关于这些稿件的探讨和回复。

也就在此信发出后的第16天，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中共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大公报》的政治立场也由此发生巨大转变，从此走向拥共之路。

五、苏联内战结束到二次世界大战（1923—1940）

1923年，中苏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恢复西伯利亚邮路势在必行，因而邮务问题可以先谈。3月，俄国苏维埃政府邮电委员先致函中国邮政总局，建议订立互换邮件办法。中国遂派东北的吉黒邮务长英国人李齐（William W Ritchie）去苏联赤塔，就近与赤塔州邮务主管探讨通邮办法。这样，1923年5月起，西伯利亚邮路便告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又开始恢复运送邮件至欧洲了。

据说有5月10日首日的西伯利亚邮路实寄封存世。1924年以后，西伯利亚邮路恢复通畅。

图28是1925年12月3日 上海经西伯利亚寄瑞士苏黎世封，12月25日到达，邮程22天。

到1929年初，西伯利亚邮路的邮程恢复到了15天。

1928年中国的北伐成功，1929年东北军张学良归顺中央，全国统一。因此，国民政府收复中东铁路摆上了议事日程。1929年7月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并陈兵边境，至7月20日兵分三路进攻中国东北，然而未有进展。

中苏在东北交战时，中东铁路不能通行，寄往欧洲的邮件多由海上先由苏联船只运到海参崴，绕过中国东北，再经西伯利亚邮路的北线，前往欧洲。

图29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29年11月26日从北京寄瑞典斯德哥尔摩他妹妹阿尔玛·赫定的挂号信。信封上方注明“经符拉迪奥斯托克”，左上角手书“12月22号收到”，所贴邮票面值合计37分。12月16日到22日中苏双方在边境上的伯力谈判，签订了《伯力议定书》。

1930年又进行了25次会谈，在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的情况下，经由西伯利亚的邮件则从4月起又开始走东北的南满和东清铁路运行了。

图30 为1930年4月23日哈尔滨寄瑞典哥丁根的加急挂号信。信上注明“经西伯利亚”，在“快件”文字下，有红笔下划线，另盖长方形有框“快件”指示戳，所贴邮票面值合计31分，邮程13天。

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邮1年多，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并彻底控制了东北的南满与东清铁路。但西伯利亚邮路没有停止运送邮件，中华邮政仍然坚持部分邮权。1932年3月9日，日本为了欺骗中国民众，掩盖其明目张胆占领东北的罪行，扶植了“满洲国”傀儡政府。中华邮政仍在坚持工作，使用中华邮政邮票，同时向国内外宣告，不承认这样一个傀儡政府。到7月伪“满洲国”发行邮票，中华邮政无法在东北继续办理业务，乃于7月23日根据政府指令，撤退进关，同时宣布停办一切东北邮务，封锁东北邮路，不承认“满洲国”邮票。所有寄往欧洲和美洲的邮件，一律不走西伯利亚邮路，改走苏伊士运河或太平洋邮路。

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邮1年多，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东北挑起“9.18事变”，占领了东三省，并彻底控制了东北的南满与东清铁路。但西伯利亚邮路没有停止运送邮件，中华邮政仍然坚持部分邮权。1932年3月9日，日本为了欺骗中国民众，掩盖其明目张胆占领东北的罪行，扶植了“满洲国”傀儡政府。中华邮政仍在坚持工作，使用中华邮政邮票，同时向国内外宣告，不承认这样一个傀儡政府。到7月伪“满洲国”发行邮票，中华邮政无法在东北继续办理业务，乃于7月23日根据政府指令，撤退进关，同时宣布停办一切东北邮务，封锁东北邮路，不承认“满洲国”邮票。所有寄往欧洲和美洲的邮件，一律不走西伯利亚邮路，改走苏伊士运河或太平洋邮路。

中国自己可以不让邮件走西伯利亚大铁路，但要求各国都不走西伯利亚，就不免强人所难了。图31为1933年1月31日瑞典通过西伯利亚邮路寄北京封，收件地址“瑞典别墅”，即斯文赫定在北平的寓所。

英国带头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通过1933年订立的“塘沽协定”，逼迫中国实施“三通”，即“通车”“通邮”和“通关”。1935年1月10日起，山海关和古北口两地分别成立了私营的“山海关汇通转递局”的总局和分局，通过这种表面上的民间通邮说明我们并不承认“满洲国”。于是，关内关外又开始了通邮，西伯利亚邮路也就照旧了。

图32为上海1935年5月2日经西伯利亚邮路寄德国波茨坦封，5月18日抵达，邮程16天。

然而从1932年7月23日到1935年1月10日，这两年半的时间内，大多数信函被送去南方走苏伊士运河邮路或别的邮路。

然而从1932年7月23日到1935年1月10日，这两年半的时间内，大多数信函被送去南方走苏伊士运河邮路或别的邮路。

图33为1933年《塘沽协定》订立后，仍然走苏伊士运河的例子。

1933年7月2日，斯文·赫定在“西考”邮票发行后，从北平写挂号信给英国Ipswich的邮商Whitfield King公司推销此票，信于7月5日从上海转口，而不是东北。说明外国进口封可以走西伯利亚来，中国出口封却不能走西伯利亚邮路出。

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行正常，图34为1936年11月5日南京经天津（11月7日）走西伯利亚邮路去德国汉堡，到达日期为11月21日，邮程只有16天，可谓迅速。扣去南京到天津2天，其实只有14天。

图35为1937年天津寄法国经西伯利亚邮路封,此时距“七七事变”还有3个月。天津发信是1937年4月5日, 到法国是4月23日。经西伯利亚邮路，再横穿欧洲到法国，途中时间也只有18天。

“七七事变”后，西伯利亚邮路通了才两年多，中华邮政又面临一个实战战时环境。抗战全面爆发后，除了发信人坚持，一般信件多往南送上海，走苏伊士运河邮路。1937年8月淞沪战争后，中华邮政又选择避开上海，直接把邮件送广州上船。图36，为寄信人要求走汉口、上海、香港邮路，中华邮政选择了走广州。

当时日本已经入侵中国东北，邮件不走西伯利亚。但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还在，有些地方还是可以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寄信的。比如在东北的日本人、伪政权人员、亲日人员，还是可以选择走西伯利亚的。图37为1939年7月6日从海州寄德国贝格海姆挂号信。贴“满洲国”邮票，销日本客邮局戳，左下角注明“走西伯利亚”，到达时间为8月5日，邮程31天。由于是在战争时期，路上时间有点长，但还是到了。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伯利亚邮路从苏联到欧洲这段受到影响。中国到西欧的邮件，不能从西伯利亚直通，于是又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做法，绕道太平洋，横越美国与大西洋。图38为1940年9月10日从青岛经太平洋邮路，过美国和大西洋到法国的邮件。到达时间为11月10日，邮程60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尽管西伯利亚大铁路功能还在，由于航空运输的快速发展，航空邮递的邮程大大缩短，“经由西伯利亚”也就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去欧洲的信封上了。

五个口岸通八国  一条古路连欧亚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6月9日《喀什风光》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维吾尔语义为“玉石集中之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2000余年。喀什古称疏勒，曾经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古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点，直到15世纪海路开通之前，这里一直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国际商埠。

喀什地处帕米尔高原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平均海拔1289米，全区总面积16.2万平方千米，总人口70多万，居住着维、汉、回等13个民族。喀什具有罕见的口岸集群优越，在888千米长的陆地边境线上，分别与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印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八国接壤，现有红其拉甫、吐尔尕特、卡拉苏等口岸对外开放，是中国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最便捷的陆上国际大通道。

老城位于喀什市中心（市邮政局，844099），两三百条街巷纵横交错，布局灵活多变，曲径通幽。城区面积为4.25平方千米，约有居民12万余人。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自己的主题，有坎土曼巴扎（铁匠街）、朵帕巴扎（花帽街）、花盆巴扎、手工艺品巴扎等，各有特色。

老城中央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图1）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寺内建筑恢宏，每天五次礼拜的场面更是规模盛大，可以见证浓厚的宗教氛围。老城核心区的民居群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融合了汉唐、古罗马遗风和维吾尔民族现代生活的特点。民居大多为土木、砖木结构，不少传统民居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中国唯一的以伊斯兰文化为特色的迷宫式城市街区。喀什市邮政局于2000年9月1日启用“艾提尕尔清真寺”风景日戳（图2）。

泽普胡杨林（图3）  泽普县位于喀什市东南约250千米，是“泽普勒善”（塔吉克语，意为“黄金之河”）的简称。泽普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在泽普县西南40千米处的亚斯墩林场境内（县邮政局，844899），公园范围是位于戈壁中的一块绿洲环境，三面环水，景色宜人。胡杨属杨柳科，为多年生落叶乔木，其根系相当发达，只要地下水位不低于4米，便能良好生存，胡杨树形古劲、奇特、沧桑，有“活化石”之称。公园内有4.6平方公里的天然胡杨林，春夏碧玉翠绿，秋日则金黄灿烂，与湖水相映成趣，故称“金湖杨”。2013年这里成为南疆地区首个5A级风景旅游区。

石头城遺址（图4）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845250）城北侧，海拔3100米，为晋唐时期的城墙、城门、寺院、居住遗址和清代官署等遗迹。古城在喀什绿洲通往中亚、南亚的要道上，自喀什、英吉沙、叶城、莎车至帕米尔高原的道路交汇于此，位置重要，晋至南北朝时期为羯盘陀国都，唐代葱岭守捉驻节地，清设蒲犁厅，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古城址。

城外建有多层或断或续的城垣，依石岗形势，用块石夹土垒砌，起伏屈折，略近方形，周长985米。遗址总面积10.7万平方米。城墙用石块或土坯砌筑。城东部寺院遗址墙壁上尚存壁画痕迹。城内房屋多属半地穴式建筑，砾石砌筑墙体，现存房屋遗迹约四十余间。城堡建在高丘上，形势极为险峻。隔墙之间石丘重叠，乱石成堆，构成独特的石头城风光。200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10月1日塔什库尔干县邮政局启用“石头城”风景邮戳（图5）。

红其拉甫山口（图6）地处新疆喀什西南部的帕米尔高原，海拔4733米，同巴基斯坦毗邻，北距塔什库尔干县城125千米（县邮政局，845250），是世界上海拨最高的口岸。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前往印度、中亚、西亚直至欧洲的咽喉要道，唐玄奘取经回国，途径这里，逗留数日，进行考察。红其拉甫是一个通外山谷，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50%，风力常年在七八级以上，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波斯语中也被称为“死亡之谷”。自红其拉甫口岸于1986年对第三国开放以来，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万名游客通过口岸。

6月18日《屈原》  屈原（图7，约前340－前278），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秭归县，屈原路邮政所443699），芈姓，屈氏，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博闻强识，志向远大。初辅佐楚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阮湘流域。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后，他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自沉于在长沙附近的汨罗江，以身殉国。中国民间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这套邮票安排在端午节发行。此前，中国曾于1953年发行纪25－1《世界文化名人》“中国诗人屈原”，后又发行1994－9－4《中国古代文学家（第二组）》“屈原”、2001－10《端午节》邮票。

屈原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屈原的作品有25篇，其中《离骚》、《天问》最为著名.

《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作品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诗中大量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展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乃至圣贤凶硕和战乱兴衰等历史故事，表现了屈原对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他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6月24日《清正廉洁（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是时代的要求、发展的需要、人民的期盼，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套邮票主要表现古代廉政楷模的故事，以古喻今，达到宣传反腐倡廉精神、倡导廉洁做人、廉洁从政的社会风气，发挥突出的导向作用。

“不贪为宝”（图8 ）出自《左传·襄公十五年》，意思是以不贪为可贵、崇高，也表示廉洁奉公。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玉，经人鉴定是宝石，把它献给宋国贤臣子罕，子罕说：“我以‘不贪’这个品德为宝，而你以这块玉为宝。你要是把这块玉给了我，那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了。我们都还是继续各自拥有自己的宝物吧。”子罕命人打磨宝玉后，到市场上卖掉，把钱交给宋人，并派人护送他回家。乐喜,字子罕，春秋时，宋国司城（主管建筑工程，制造车服器械，监督手工业奴隶），位列六卿。

故事发生在宋国都城。1994－1997年，中美联合考古队通过钻探和发掘，确定了宋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西南隅（香君路邮政所，476199）。2006年宋国故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羊续悬鱼”（图9）典出《后汉书·羊续传》。汉时官吏羊续为南阳（河南南阳市邮政局，473099）太守时，当时有权势者及富豪人家都崇尚奢侈华丽，羊续对此深为憎恶，常常身穿破旧的衣服，乘用的车马也很简陋。府丞曾向他贡献活鱼，羊续收下后却悬挂在庭院之中，风吹日晒，成为鱼干。后来，府丞又向他献鱼，羊续便把先前悬挂的那些鱼拿给他看，以告诫他以后不要再献，从而杜绝了馈赠。后遂用“羊续悬鱼、羊续悬枯、挂府丞鱼”等表示居官清廉、拒受贿赂。

“两袖清风”（图10）典出明·于谦《七绝·入京》。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诗人，曾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巡抚、兵部尚书等职，作风廉洁，为人耿直。当时朝政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以权谋私，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巡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

地处北京西裱褙胡同23号（东单邮政支局，100005）的于谦祠，坐北朝南，悬门匾“于忠肃公祠”，原为于谦在京居住地。

“立檄拒礼”（图11）出自清于成龙。康熙十九年，于成龙因政绩显著、清廉正直，任畿辅直隶巡抚。大名县县官遵循旧习，在中秋节前给他送了一份“中秋礼”。谁知于成龙当场言辞拒绝，还特地颁布了《严禁馈赠檄》，通报了大名县县官的送礼行为，并明令所属官员，今后如果发现逢年私送者，“决不宽恕”。一代廉吏“立檄拒礼”的故事也就从此诞生。直隶巡抚衙署地处河北保定市莲池区裕华西路301号（裕西邮政支局，071099），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1月22日，格陵兰发行1组3枚体育邮票和1枚小全张（见封面）。它是格陵兰从2016年以来连续3年发行的体育系列邮票的最后一组，标题为“因纽特人和甸尼运动会”。

格陵兰是世界第一大岛，是丹麦王国框架内的自治国，内政独立。全岛约五分之四地区处于北极圈之内，几乎全地区都被冰盖覆盖，有漫长的冬季。由此产生了许多独特的运动项目。这些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更是对身体精确度、强度和耐力的挑战。在这套邮票上，我们得以见识这些令人大开眼界的体育运动。

小全张上方用格陵兰语书写“格陵兰的体育之三”，邮票上的格陵兰国铭分两排用格陵兰语和丹麦语书写，但邮票表现的运动项目却用英语表述。其中面值0.50丹麦克朗票表现“手臂拉”（Arm Pull）。这是一项传统的格陵兰体育项目，由两人面对面坐在地上举行，彼此右手肘部弯曲相扣，左手握住对方的右脚或右小腿，双方的右腿压在对方的左腿之上，然后发力拉动对方的手。换用左手比赛也可以。要想获胜须以手臂力量为基础，加上耐力和技巧。我们比较熟悉的掰手腕比赛与之有点相似，但发力点不同。

14.50丹麦克朗票表现“两脚高踢”（Two Foot High Kick）。它与另一种运动“一脚高踢”类似，但对身体的要求更高，需要在空中保持适当的平衡，是北极地区土著民族因纽特人最难的传统项目之一。运动员跑起来或走到目标处，双脚跳起，要求双脚同时踢到或触碰目标，然后双脚必须同时着地，以表现出良好的平衡和控制。这个项目最早起源于美国阿拉斯加。

出现在28.50丹麦克朗票及小全张大幅照片上的团体运动项目是“推杆”（Pole Push）。推杆比赛由两个人数相等的队伍组成，双方抓住云杉或松木杆的两端，努力将杆中心的红色圆环标记拼力推过边界即为获胜。杆不能高过肩膀，也不能低于腰部。传统上，这个游戏的双方人员既可以多达50个，也可以在两个人之间单打独斗。推杆比赛让我们联想起拔河比赛。但一个是“推”，一个是“拔”，前者用杆，后者用绳。

这组邮票标题中的“甸尼（Dene）运动会”，每隔两年在北极地区举办，也被称作“北极冬季运动会”（AWG）。甸尼族是一支住在加拿大北方和北极地区的原住民。第一届AWG于1970年在加拿大西北地区首府耶洛奈夫举行，3支参赛队伍来自加拿大的育空地区、西北地区和美国的阿拉斯加。格陵兰在1993年9月加入AWG国际委员会。格陵兰还在2016年3月6－11日主办了AWG，有9支队伍参赛，是格陵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今年的AWG于3月18-24日在加拿大西北地区5个行政区域之一的南斯拉维地区举行。

这套体育系列邮票每组包括3枚邮票和1枚小全张，小全张的设计风格保持了一致，中间是大幅照片，下面放置3枚邮票。第1组票图为（1）北极圈赛，它是一项3天内越野滑雪长达160公里的比赛，被称为世界上最艰难的越野滑雪比赛；（2）高山滑雪；（3）皮划艇比赛。第2组票图为（1）狗拉雪橇比赛；（2）康努（KangNu）越野赛跑，全长35或20公里；（3）团队接力比赛。

3组邮票都由格陵兰多媒体艺术家米基·杰可森设计。他回忆自己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就看到过这些有趣的比赛。AWG拉近了北极圈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为当地青年人提供了国际比赛的机会，展现他们的才华，分享体育带来的乐趣。

在中国， 一个县就有好多个镇，旧时建筑好些，没有拆尽的，就成为了古镇，南方北方，沿海内陆，各有千秋。一个城市可以有许多著名的古镇，即使上海附近，本市的，嘉定有南翔，松江有泗泾，青浦有朱家角，就连贴近市中心的闵行也有七宝；近邻苏州，更是古镇灿烂，单是昆山（县级市）就有周庄、千灯、锦溪，最负盛名的木渎现已属吴中区，同里已属吴江区，俨然“城市户口”了。

在欧洲，人少，城小，相对而言，古镇与现代化城区毗邻，城市居民在古镇经营小商品和服务业，就像跨区上下班一般。古镇沐浴着现代文明，卫生、干净、高科技，但是文化底蕴深厚，凡是供人旅游的，到处可见雕塑、古教堂、城堡，令人想像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三四百年前，甚至五六百年前的浪漫故事。

本次旅游，德国的帕绍如此，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如此，今天捷克的克鲁姆洛夫也如此。

当地时间4月11日，《纽约时报》做了一件看似与“新闻”报道不相符合的事——在其讣告栏目中刊发了一篇60多年前的“旧”讣闻。“旧”讣闻的主角是20世纪著名的中国建筑师兼作家林徽因。讣闻以《林徽因与梁思成：探索、挽救中国古建筑的伴侣》为题，介绍了她的一生以及与丈夫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方面的贡献。

然而，林徽因女士早在1955年4月1日就已经过世。对于这则本应在63年前刊发的讣闻，该报解释称：因为自1851年创刊以来，该报的讣闻一直以白人男性为主，为弥补当年因“性别歧视”造成的遗憾，自今年3月起，该报每周四在官网推出“被遗漏的”(Overlooked)栏目，讲述一些(已故)女性的故事，以及她们给社会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因为她们的去世此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正如讣闻中所言，“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是中国最早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中的两位，也是最为知名的。他们的努力激励了几代人出来为受发展大潮威胁的建筑大声疾呼。”他们不仅为祖国留下了宝贵的古建筑资料遗产，也为中国古建筑学科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人们用小说、电影和一系列的记录片讲述他们的生活及传奇的人生。笔者借此从一名集邮爱好者的角度出发，在方寸之间缅怀这对伟大的伴侣。

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二人最大的收获来自于1937年的一次考察——他们在山西省五台县发现了五台古刹佛光寺（图1）并考证了它的年代，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绘编录。这座令人惊叹的木制寺庙建于公元857年，是当时已知的中国最古老的建筑（佛光寺是如今已知的中国第四古老的建筑）。在抗日战争期间，撤到西南大后方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靠大量的笔记、照片和绘图，继续从事建筑方面的写作。战争结束后，梁思成前往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成为1949年设计曼哈顿的联合国大楼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图2）。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将由梁思成、林徽因带领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设计的最终方案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3）。与此同时，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图4）的设计工作也是由梁思成主持的。1963年，梁思成亲自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图5），并于1973年建成，1984年荣获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

1992－19－3（图6）展现梁思成博学沉稳的形象，背景采用线描的手法体现了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和古建筑保护中的卓越贡献，用邮票的形式记录梁思成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民族的科技振兴、古建筑的保护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建筑书写着故人的芳华，设计描绘着故人的远方，邮花印刻着故人的传奇，用邮票记录这对探索、挽救中国古建筑的伴侣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见证着中国古建筑保护事业从无到有、从点到面高速发展的历程。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学术开拓者之一的林徽因也能出现在方寸之中。

一篇迟到了63年的异国“旧”讣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无限的追思，更是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一种深深的景仰。

季春时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以下简称“红楼梦”）系列邮票迎来了第三组，邮政继续邀请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萧玉田老师担当这套邮票的设计创作。这套邮票选取了妙玉奉茶、惜春作画、平儿理妆、夜探潇湘、雅结海棠社等五个故事（图1），萧玉田先生采用工笔重彩的创作方法，画面构图饱满，色彩古朴细腻,将原著相关章节萃精提纯，化解在情景、情态描绘之中，彰显了他精于提炼、善于剪裁和托情于物、寓情于景的艺术才能。

“红楼梦”系列邮票始于2014年，迄今已发行三组，成为深受广大集邮者喜欢的邮票选题，萧玉田老师先后设计了其中的第二、三组。

4月27日，“红楼梦（三）”邮票发行后仅一周，萧玉田老师应邀莅临泉州。笔者有幸在宋晓文老师的引荐下，与萧老面对面，聆听他创作“红楼梦”邮票背后的点滴故事。

萧老师说：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搞邮票设计，从语言艺术转化为视觉艺术，一定要有新的审美生成。他坦言，由于《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高峰，对原著任何一点改变，都会遭遇方方面面的质疑，但没有改变，没有创新性发展，二度创作的“创”字和新的审美生成就无从谈起。

虽然此前萧玉田老师已经成功设计过《承德避暑山庄》《昭君出塞》《承德普宁寺与维尔茨堡宫》《颐和园》《元曲》等多套邮票，但是参与《红楼梦》系列邮票的创作，萧玉田老师也曾犹豫过。

纵观曾发行过的有关《红楼梦》题材的邮票，既有刘旦宅设计的T69《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也有戴敦邦设计的《红楼梦（一）》邮票。刘、戴二位均是享誉画坛的大家，他们设计的邮票赢得了集邮者的认可，也获得美术界的高度评价，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集邮者来自各行各业，视角不同、要求不同，众口难调，难度可想而知。

同时，作为系列邮票选题，还要考虑到整体风格的协调，萧老也顾忌自己擅长的工笔画的设计手法，恐与第一组邮票小写意的风格形成较大的差异，影响到这个系列邮票风格的谐调。在邮政部门领导和美术界、集邮界好友的鼓励下，萧玉田老师终于下定决心直面难题，承接了“红楼梦”系列邮票的设计重任，投入到“红楼梦”系列邮票的创作中。

“我是从少年时就开始读《红楼梦》，也收藏了六七个版本的《红楼梦》，包括乾隆抄本即后人所谓的‘梦稿本’。通过对不同版本的阅读、比较，对《红楼梦》的理解逐渐加深。”萧玉田说，“我仅仅是一个《红楼梦》的热心读者，不是红学研究者，对深入透彻的研究《红楼梦》力有不逮。自己也曾阅读旧红学派、新红学派、红内派、红外派等一些红学大家的红学著作，对他们鞭辟入里的见解十分佩服，但对他们的仁智之争和观点交锋也有扑朔迷离之惑。由于对《红楼梦》理解的程度关系着“红楼梦”邮票设计的成败，要想向集邮者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自已必须在反复阅读、思考中努力提升析解能力。”

带着自己对《红楼梦》原著逐步深入的理解，萧玉田投入到紧张的创作之中。长期的创作，使得萧老患有眼疾，但他仍顶着困难，一笔一划都力求使人物塑造达到准确生动、栩栩如生，将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变化和华丽富贵的故事场景在有限的方寸天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萧玉田老师设计“红楼梦（三）”邮票的过程中，对于曹雪芹诗画双修的超人才华和美学造诣赞叹不已。在他看来，这套邮票选取的五个场景，皆与诗、画有关，为其在方寸世界中展现《红楼梦》诗情画意，、闺阁才情创造了机缘。

以小型张“雅结海棠社”为例（图2），萧玉田老师利用小型张票面大的优势，安排了7位创社人物，通过巧妙设计，既兼顾到人物的相互关系，刻画了不同的神态，又突出了诗社发起人探春在这一场景中的主要地位。画面中还绘有5位侍女，使构图布局有聚有散，活跃了整个画面。同时，萧老还在细微处着笔，情、景、思相互生发，并用清新淡雅的色调，将文人结社赋诗的高雅之事如诗如画地呈现在集邮者面前，彰显了原著诗意的化境。

两度创作“红楼梦”邮票，萧老认为，对一些有助于深化主题、人物情绪转换、故事发展，利于意境营造的细节要注意把握，对无碍大局的细节则无需拘泥。

萧玉田老师指着邮票图稿（图3）谈到：“本来我画的贾宝玉夜探潇湘馆是脚踏木屐，虽然小说中明确地写到他把木屐脱在走廊里，但是木屐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蓑衣、斗笠和木屐穿在贾宝玉身上一改公子哥儿平时锦衣绣服的形象，乍一出现在秋窗风雨夕沉浸在悲秋情绪中难以自拔的黛玉面前，使之转悲为笑，在本章节人物情绪转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黛玉因这身装扮脱口而出的‘渔翁’‘渔婆’的笑谈，也流露出两人两心相许的真情。”，萧老还指出，画宝玉蓑衣、斗笠和木屐会增加画面的情趣和生动性。

然而，邮票线描稿完成后征询专家意见时，有关专家则认为既然原著中有换鞋的描写，要将图稿中所画的木屐换成“蝴蝶落花鞋”。对此，萧老认为“蝴蝶落花鞋”出自戏文《蝴蝶梦》，是主人公庄子休穿的云头贴花鞋，曹雪芹挪用过来。这双鞋相对于木屐，显然后者对深化主题的作用更大。

为了尊重专家意见，萧玉田老师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将木屐安置在回廊，让宝玉改穿蝴蝶落花鞋。画面的趣味性有所降低，略有遗憾。

“红楼梦（三）”邮票图稿公布之后，细心的集邮者也对“夜探潇湘”这枚邮票的图案提出了异议。有的集邮者认为，邮票中地板的画法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理，颇有贾宝玉 “一脚踏空”的感觉；也有集邮者对画中建筑没有门扉、窗扇提出质疑，笔者就此请教萧玉田老师。

萧老说：这是从寻常观察客观物象的视角衡量中国画的艺术形象。解释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画的表达方式与美学观念说起，因为这套邮票采用了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中国画是“意象”艺术，是表“意”的，不是写实的，所谓“意足不求颜色似”、强调“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之美，不同于西方写实绘画严格的讲究透视体面关系。如果翻看一下古今中国画经典画册，你会发现类似正方形的地板画法，比比皆是，不仅古代画家这样画，当代画家也这样画，不是画家不懂透视，而是刻意的按中国艺术的美学标准追求装饰性与趣味性。

高明的中国画家善于将客观物象“化实为虚”，通过艺术形象启人以思，让欣赏者通过联想再“实从虚生”。

比如我们看同为意象表现的京剧，演员表演开关门、上下楼梯，攻城掠寨，舞台上并没有门扉、楼梯、城寨的布景，全靠演员生动的表演令观众联想到相关场景。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舞台上布满了实景，演员没有了表演的空间，戏剧的艺术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了，而演员精彩的表演令观众联想到的虚拟空间、情境正是中国戏剧的魅力所在，只是需要观众有艺术感悟力。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譬如，张大千曾拜访寓居巴黎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求教，毕加索拿出一卷他临摹齐白石的画说，“我看齐白石用水墨画的鱼，没有颜色、没有画水，可我分明看到了水在流动、鱼在游，这是中国画的高明之处”，他又说“说到艺术，第一是你们的艺术，你们中国的艺术……”“我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在普通的西方人眼里，中国画“不讲科学，不讲道理”，但在西方艺术大师眼里，认同中国画的意境。说明中国画的美学理念在西方高明的艺术家中也是有共鸣的。

再以这套邮票的“夜探潇湘”来回应门窗问题。画中门无扉、窗无扇，看是不合常理，却合画理，正是前面所说的中国表现手法。打通了室内与室外的空间，有利于更好的表现人物和营造意境。“夜探潇湘”邮票上如果加上两扇门，阻断了室外空间，看不到秋雨风竹，便失去了“秋窗风雨夕”的意境，符合了物理，却违背了意象表达的画理。重意象、轻物象，化实为虚，实从虚生，是中国画特有的言说方式，是我们中国画特有的美学语境。

萧玉田说“经常欣赏古今中国画经典作品，就会知道，中国画因意境营造的需要，不画门窗的表现并不鲜见。 比如清代画家孙温画的《全本红楼梦》，大雪天，窗洞大开，没有窗扇，就是此理”。

如今，萧玉田老师除了艺术创作之外，还要操持学会相关的日常事务。所以，当我们品茗论邮时，萧老笑着说，南方的朋友到我工作室可喝不到这样的功夫茶，喝茶对于我来说仅是止渴，可没有时间向南方朋友这样讲究文雅但繁琐的茶艺茶道，我更多的宝贵时间还是得用来搞创作。但有邮友说我画的壶斟不了几杯茶，显然这位邮友和我一样是喝惯了大碗茶的北方人。

短暂的交谈中，笔者感受到萧老尽管已逾七旬，依旧精神矍铄，对艺术严谨与执着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最后，萧玉田老师应邀在笔者带去的邮品上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加盖印章（图4），并在首日封上题字：红楼梦行文如诗画境寻梦（图5）。

（本文承蒙萧玉田老师、宋晓文老师支持，一并致谢）

                        ——刊于《上海集邮》2018年第7期

生肖邮票发行，推动了相关邮戳的大量跟进，也把风景日戳带上了一个新的层次。跨入新世纪后，这种现象逐渐常态化。风景日戳图文并茂、观赏性强，又有日戳功能，能长期使用，因此颇受青睐。上文聊到2015年（参见      ），接着再说近些年的情况。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带生肖文字的风景日戳，2016年启用37种左右，而专门为生肖邮票发行及春节启用的，带“猴”字风景日戳有：1月5日：山西阳城“猕猴山”（图1）；宁夏银川“贺兰山猿猴观天”（图2）、“贺兰山岩画猴头像”（图3）；黑龙江通河“猴石山”；河北魏县“猴庆邮局”；新疆吉木乃“石猴望月”；河南信阳“南冲猴岛”（图4）、安徽无为“猴山”；江苏连云港“猴石”、扬州“石猴观泉”（图5）；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图6）；海南陵水“南湾猕猴岛”；2月8日（春节）：浙江杭州“吴山十二生肖石——猴”等23种，是目前为止启用最多的一年。

近几年带生肖文字的风景日戳，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无论是从整体设计上，还是细小把握上，大部分表现值得称赞。戳面规范，违规现象很难找到。戳径、形状、字钉槽、地名环都很标准，没有明显的违规。虽仍有小小瑕疵，如图案描绘可进一步优化及精炼，戳名未用长仿宋体：重庆合川“猴清庙”（图10），日期没有设时点：山东沂水“石猴子”（图11）。  

戳图设计，呈现出三种不同变化：

一、自然写实，如：安徽黄山“猴子望太平”（图12）、河南卫辉“猿猴沟猴王峰”（图13）、福建长乐“猴屿观天岩”（图14）、安徽马鞍山“鸡笼山”（图15）、黑龙江鸡西“鸡冠山”（图16）、河南卫辉“安邦乡鸡冠山”（图17）等。基本描绘了风景点的原有面貌，没有其他人为干涉的手法。

二、稍加修饰 ，如：浙江杭州“吴山十二生肖石——猴”（图18）、湖南沅陵“朱红溪老猴洞”（图19）、安徽黄山“金鸡叫天门”（图20）、江苏扬州“斗鸡场”（图21）等。在风景点原有面貌的基础上，添加了一点发挥想像的因素。

另外，1月5日，重庆江津“四明山野生猕猴群”（图24），有的集邮者把它也作为风景日戳，戳名表达的主体是“猕猴群”，“猕猴群”是动物，而不是风景，因此这种戳就不该列入风景日戳了。此类现象原来出现较多，近几年稍有改观。人物、动物、民俗活动、民间传说、土特产等完全与风景无关，因此均不是风景日戳。

生肖邮票发行，与其它邮戳相比，风景日戳的数量还很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刻制风景日戳有难度。风景日戳有三要素：风景是特征，日戳是性质，省级审批是条件，三者合体、缺一不可。因此刻制风景日戳：首先要报经省级邮政主管部门审批；而且刻制钢戳费用比较高，并且时间也比较长，全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钢戳刻制企业，而纪念邮戳、临时邮戳、宣传戳，日期固定的风景戳，因为它们没有可换日期的功能，刻制便利，其材质以木质、胶质、塑质为主，成本也低。我国普通日戳早已改用储墨式塑戳，风景日戳也有许多地方已经在用，所以刻用储墨式塑戳，是今后风景日戳的发展方向。

在相关的邮刋上，出现了“生肖风景日戳”的称呼，把所有带生肖文字的风景日戳，统称为“生肖风景日戳”，这是不妥的。应当提醒大家：带生肖文字的风景日戳，并不就是生肖风景日戳，它们之间还不能划等号。记得多年前，在研究带生肖文字的地名日戳时，周治华会士多次强调：虽然有的地名日戳带有生肖文字，但不一定是生肖地名日戳。生肖地名日戳，一定是要因为生肖缘由产生的，如贵州云南一些地方，因为生肖日赶集而形成的地名，所产生的日戳，才是生肖地名日戳。但大多数并不是因为生肖缘由产生的，仅仅是与动物有关，就不能说是生肖地名日戳了。那么如何给它们一个合适的称呼呢？最后一致认可定义为“带生肖文字的地名日戳”。所以，在以后的表述中，分别列为“生肖地名日戳”和“带生肖文字的地名日戳”两个类别。笔者认为这种定义是恰当的，那么对风景日戳来说也是同理，不是说带生肖文字的风景日戳，就是生肖风景日戳。应当严格划分，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生肖属相是十二种升华了的艺术形象，它们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简单动物了。

对于像笔者这样既喜爱生肖集邮，又喜爱风景日戳的集邮者来说，每当生肖邮票发行，打心里盼望多一点带生肖文字的风景日戳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