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拱见于商周青铜器装饰，而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斗拱装点着唐代建筑。山西五台山唐代木结构建筑——南禅寺（1997—11—2，图2）、佛光寺（1997—11—3，图3）都盛开一朵朵斗拱之花，颇具特色。佛光寺主殿面阔七间，殿身由檐柱、内柱各一周支撑。屋柱之能胜任重负，柱上所施雄健斗拱功不可没。如檐柱斗拱高为柱长近二分之一，承载力之大自不待言，屋檐因而能如鸟翼舒展而出。南禅寺以古朴雄丽的主殿大佛殿闻名遐迩，其斗拱制作也别具一格，“四周各柱，柱头微向内倾，与横梁构成斜角；四根角柱稍高，与层层迭架、层层伸出的斗拱构成‘翘起’。既使梁、柱、枋的结合更加紧凑，增加了建筑物的稳固力，又使出檐深而不低暗，使整个大殿形成有收有放、有抑有扬、轮廓秀丽、气势雄浑的风格，给人以庄重而健美的感觉。”佛光寺的重出江湖，建筑学家梁思成（1992—19—4，图4）功不可没。1937年，梁先生从法国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中发现了这座古寺的信息，从而在深山之中找到它，从而对它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

进入明清时代后，斗拱的承载作用逐渐弱化，而其美化装饰功能更受重视。广西容县真武阁（1996—15—2，图10）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它的斗拱非常有特点。其一是结构之间有空隙。真武阁系全木建筑，斗榫，梁柱等交接处均留活动余地，甚至柱子都悬浮而立。其原因是当地为台风地带，建筑看似松动，其实系“以柔克刚”，用适当晃动来降低、化解台风破坏力。其二是昂特别长，尤如象牙，甚为惹眼。这般做法的原因众说纷纭。可能其中的装饰说比较靠谱。其三最奇特的是，五百年来，斗拱面上一直一尘不染。原因是古代建筑师利用流体力学原理，借助风在斗拱面尘埃上下压强的落差，将落尘清除。台湾鹿港龙山寺是宝岛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其彩绘八卦藻井（明信片，图11)亦为台湾地区最大者(跨距约5.5米，至頂心的高度约6.5米)，主要就依靠层层出挑，齐集顶心的16组斗拱承担与传递藻井重量，建筑工艺令人惊叹。北京故宫（J120）的太和殿、保和殿等以及沈阳故宫（1996—3）的崇政殿、凤凰楼、牌坊等建筑亦大量采用斗拱。北京颐和园排云殿临湖牌坊，彩绘明艳，斗拱也非常惹眼（明信片，图12）。燕园（北京大学）西大门（1998—11，图13），彩饰锦绣，檐下一排油漆斗拱，更增添了大门的气派与美观。

斗拱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当代中国建筑师重视它，自然一点也不奇怪。上海世博会中国馆（2009—8—4、2010—3—2；2010—3M，图14）独出心裁，借用斗拱形式的外观，披上中国红的外衣，成就了其浓郁的中国风格，而且是既学习、传承了中国传统建筑语言，也是吸纳了现代建筑科技与艺术手法的创新风格，因而广受称赞。并多次在“国家名片”上展示风采。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说：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4日），矗立于上海世博园的中国馆，正是长了一张长着典范的“中国脸”的建筑佳作！只有不了解斗拱，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敬意的人，才会对其提出批评。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3期

《上海集邮》2016年第12期刊出李明先生大作《话说印花（Revenue）》，拜阅此文，受益匪浅。文章对revenue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解读，对比了国内外对revenue类认识的差别，回顾了revenue一词及revenue集邮引入中国的历史。

这是目前中国大陆对revenue解读比较权威的认识。

然而，文中的部分观点，实有商榷的必要。现提出两点：

1.文章起首就说“印花（revenue）作为一个竞赛类别是在1992年才引进到FIP赞助（Patronage）、誉助（Auspices）和认可（Recognition）的FIP世界邮展、FIP国际邮展以及国际性邮展中来的。”而事实上：在美国费城INTERPHIL 76’世界邮展上就有一批印花类展品以竞赛类展出。此后的十余年间未再见印花类展品。在赫尔辛基举办的芬兰88’世界邮展上，印花类作为特殊的试验类参加了竞赛性展出，参展的印花展品有175框（34部竞赛类、4部非竞赛类）。

1991年11月25日FIP第60届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会上通过了revenue类评审专用规则，从1992年起，revenue类成为FIP一个正式的竞赛性类别。

李先生文中对“印花（revenue）”展品历史的这一认识与实际是有差别的。

2.文章结尾部分谈到“至于，许多印花集邮爱好者试图仿照邮政集邮中的FIP邮政历史类的组集模式，来编组‘印花集邮史’的展品，这至少在当前还是行不通的。”

确如李先生文中所说，“在1999年以前发布的《FIP印花集邮展品评审专用规则》的标题下还附有‘ Section within Traditional Philately（传统集邮的一个分支）’”，但是，实际上不知从何时起，FIP将规则标题下的这行“Section within Traditional Philately”取消了；在2009年FIP印花委员会建立网站时，所公布的《Special Regulations for the Evaluation of Revenue Exhibits at F.I.P. Exhibitions (SREV)》规则中，并无这个内容（图1）。将“Section within Traditional Philately”这一注释取消最少已近十年。

在《税票集邮与参展（全国税票集邮指导小组成立专刊）》上，曾刊出李先生《如何编组印花展品之我见》，文中也曾提出了“关于邮政历史展品组集模式”的探讨，并且给出了这类编排方式的指导性意见。

依稀还记得李先生曾经撰写的《说说印花（税票）类之“传统展品”及“历史展品”的组集模式》（《华夏印花文史》2007年第2期；《集邮报》也曾刊载），不仅支持传统展品类的编组模式，同时对其他编组模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原文中李先生提出：“3.‘税资、税率’是任何一部FIP印花（税票）类展品所应展示的内容，当然，一部印花（税票）历史类展品完全可以仿照‘邮资’展品构筑。”“ 4.还可以仿照“邮政服务”的模式来构筑一部印花（税票）历史类展品，重点展示某种印花（税票）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应用，按时间顺序展现出这些‘ 业务’的变化发展” “也可以利用3、4以上这两种模式来共同构筑一部印花（税票）历史类展品”“利用3、4、5这三种模式来构筑一部印花（税票）历史类展品应当是目前能使其迈入FIP竞赛性邮展门槛的最有效途径”。

然而，近来FIP关于revenue类规则并未发生改变，《话说印花》一文却自己否定了以前的个人观点，不知是先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拟或是……

诚然，邮政史类展品展出的只能是：邮资、邮路、邮戳和不同的业务；按照邮政史类编排的revenue类展品，展示的应是某一类别的税率（资费）、纳税对象（业务范围）及其特例和史前，这些并非无效（或私人）信息，这些都是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的。只是目前在部分印花集邮爱好者中所关注的着重点有所偏移，并非这些规范信息。

事实上前FIP主席许少全先生，在2004年6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邮展高级理论研讨暨评审员培训班上，明确告知：“印花（revenue）”类是可以按照邮史类进行编排的。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国内多个地区都有按照邮政史类编排的印花类展品，但对这种组集方式并未达成共识，仍有部分省区的国家级评审员不认可，在不同地方邮展中，对这类编排方式进行劝告。国内的评审人员不该墨守旧规，应当跟随国际动向的发展而进步。

如若说个人口头回答不算权威，那么《FIP REVENUE COMMISSON NEWSLETTER #3》（国际集邮联合会印花委员会简报，第3期）（图2）的“秘书处寄语”中明确告知我们：印花类展品的表现形式，不仅可以按照传统集邮的模式编排，也可以按照邮政历史模式编排，还可以按照邮政用品类编排的方式。（关于这期简报，多年前在全国税票集邮指导工作小组专刊《税票研究》刊总13期上曾经有过中文介绍）。

2009年洛阳世界邮展上罗马尼亚选送的《罗马尼亚斐迪南国王雕像税票的使用》，获镀金奖。这部展品就是按照历史类编排的例证。

长沙2014全国邮展大镀金奖展品、中国2016亚洲国际邮展大镀金奖展品《中国六和塔图预印印花税票凭证——赣州版六和塔图单据用纸》（图3），就是按照邮政用品类方式编排的印花类展集实例。

面对上述实例，不知还能否坚持说印花类展集“至少在当前仿照邮政历史类的组集模式是行不通的”？

不恭之处，敬请指正！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3期

斗拱，也叫铺作，是中国独特的建筑结构构件，体现中国传统建筑风采的主要元素之一。它以组（攒）为单位出现，每组斗拱则由水平放置的方形斗、升和矩形的栱以及斜置的昂组成（纪念邮戳，图1）。有平身斗拱、拐角斗拱等种类。在建筑结构上，檐下的斗拱担负承重作用，将建筑屋顶的重量层层传递至梁柱，能大大增加屋顶的飘出幅度。而室内斗拱能代替梁柱承力，增加建筑空间。同时，斗拱也对建筑起到装饰、美化功能。

斗拱见于商周青铜器装饰，而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斗拱装点着唐代建筑。山西五台山唐代木结构建筑——南禅寺（1997—11—2，图2）、佛光寺（1997—11—3，图3）都盛开一朵朵斗拱之花，颇具特色。佛光寺主殿面阔七间，殿身由檐柱、内柱各一周支撑。屋柱之能胜任重负，柱上所施雄健斗拱功不可没。如檐柱斗拱高为柱长近二分之一，承载力之大自不待言，屋檐因而能如鸟翼舒展而出。南禅寺以古朴雄丽的主殿大佛殿闻名遐迩，其斗拱制作也别具一格，“四周各柱，柱头微向内倾，与横梁构成斜角；四根角柱稍高，与层层迭架、层层伸出的斗拱构成‘翘起’。既使梁、柱、枋的结合更加紧凑，增加了建筑物的稳固力，又使出檐深而不低暗，使整个大殿形成有收有放、有抑有扬、轮廓秀丽、气势雄浑的风格，给人以庄重而健美的感觉。”佛光寺的重出江湖，建筑学家梁思成（1992—19—4，图4）功不可没。1937年，梁先生从法国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中发现了这座古寺的信息，从而在深山之中找到它，从而对它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

我国不少古代建筑的斗拱都颇具特色。除见于以上唐代建筑外，还出现在宋、辽建筑中。如松江方塔（PP43，图5）又名兴圣教寺塔，系上海松江名胜，塔内斗拱亦很出色，塔上屋面，各层腰檐、平座和塔内楼板，均靠斗拱承托支撑，而大部分斗拱均系宋代遗存。正定隆兴寺摩尼殿（2016—16—1，图6），殿内的梁架结构属典型的宋代营造法式。正殿系重檐歇山顶，覆顶琉璃瓦与檐下斗拱同为绿色。翼角微微向上翘起，正得力于斗拱的坚守。天津独乐寺观音阁（YP10—6，图7）乃我国现存最高龄的木结构楼阁，建于辽代，其高超的建筑技艺，包括斗拱的制作与使用，令世人惊叹。观音塑像是全阁中心，两排木柱列其四周，木柱与梁枋之间用斗拱联结，其上木柱、斗拱、梁枋再演三结义，形成一个若大而稳定的空间，以容纳高大的塑像。整个楼阁梁、柱、斗枋数以千计，而斗拱种类多达24种。阁外檐下的斗拱，朵大而美，犹如盛开的花朵。依靠斗拱的撑持，檐势如飞鸟展翅，灵动洒脱。应县木塔（特21—3，图8）的斗拱（图9）亦美不胜收。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曾率队前往考察，历时7天，他们不但认真地测量了各层的平面、楼梯、栏杆、隔扇，而且精细地测量了所有种类的斗拱，共有54种。“远看擎天柱，近看百尺莲”的赞誉名副其实，木塔檐下的组组斗拱，的确尤如朵朵盛开的莲花，蔚为壮观。

进入明清时代后，斗拱的承载作用逐渐弱化，而其美化装饰功能更受重视。广西容县真武阁（1996—15—2，图10）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它的斗拱非常有特点。其一是结构之间有空隙。真武阁系全木建筑，斗榫，梁柱等交接处均留活动余地，甚至柱子都悬浮而立。其原因是当地为台风地带，建筑看似松动，其实系“以柔克刚”，用适当晃动来降低、化解台风破坏力。其二是昂特别长，尤如象牙，甚为惹眼。这般做法的原因众说纷纭。可能其中的装饰说比较靠谱。其三最奇特的是，五百年来，斗拱面上一直一尘不染。原因是古代建筑师利用流体力学原理，借助风在斗拱面尘埃上下压强的落差，将落尘清除。台湾鹿港龙山寺是宝岛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其彩绘八卦藻井（明信片，图11)亦为台湾地区最大者(跨距约5.5米，至頂心的高度约6.5米)，主要就依靠层层出挑，齐集顶心的16组斗拱承担与传递藻井重量，建筑工艺令人惊叹。北京故宫（J120）的太和殿、保和殿等以及沈阳故宫（1996—3）的崇政殿、凤凰楼、牌坊等建筑亦大量采用斗拱。北京颐和园排云殿临湖牌坊，彩绘明艳，斗拱也非常惹眼（明信片，图12）。燕园（北京大学）西大门（1998—11，图13），彩饰锦绣，檐下一排油漆斗拱，更增添了大门的气派与美观。

斗拱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当代中国建筑师重视它，自然一点也不奇怪。上海世博会中国馆（2009—8—4、2010—3—2；2010—3M，图14）独出心裁，借用斗拱形式的外观，披上中国红的外衣，成就了其浓郁的中国风格，而且是既学习、传承了中国传统建筑语言，也是吸纳了现代建筑科技与艺术手法的创新风格，因而广受称赞。并多次在“国家名片”上展示风采。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说：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4日），矗立于上海世博园的中国馆，正是长了一张长着典范的“中国脸”的建筑佳作！只有不了解斗拱，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敬意的人，才会对其提出批评。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3期

那桐何许人也？清史专家戴逸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 人物卷》记：那桐(1856—1925，图1)字琴轩，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二十五年，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次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晋理藩院侍郎。八国联军犯京师，受命赴丰台抵御。两宫西逃，奉命充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鴻章与联军议和。《辛丑条约》订立后，使日。二十七年底（1902年2月），署外务部左侍郎。次年，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宣统元年（1900），为军机大臣，出署直隶总督。三年，皇族内阁成立，授内阁协理大臣。旋辞，授弼德院顾问大臣。1925年，病卒。（卷439）

《北京集邮史》记曰：“那桐(1856－1925)字琴轩，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后裔。历任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清华大学校长等职。精于古玩字画，同时喜好集邮，是中国最早的集邮者之一。他在出使美国时，购得一些华邮珍品，他有早期邮刊《邮乘》六七套之多。从这点上来看，那桐对集邮史料是非常重视的”。上述行文的依据何在？笔者有意作一番求索：

一、从那桐的外事履历说起

八国联军入侵时，那桐奉旨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鴻章与联军议和。两宫皇太后返京后，因其“颇能办事”那桐迅速获得要职，1901年外务部开设后不久即奉旨署理左侍郎，又历任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执掌外务部长达10年，与各国使节交往频繁，作为清末重臣其出洋机会唾手可得。根据史书，那桐确实有出使外洋的记载。

1901年9月订立《辛丑各国和约》第三款书：“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签约前那桐已于当年8月17日离京赴日“道歉”；1903年那桐又奉派为赴日本观（博览）会大臣，其间率随员考察了日本的警政、路政（图2）。上述两次出洋，在《那桐日记》中亦有详细记录，前者见《东使日记》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四日至九月初一日（1901年8月17日－10月12日）56天日记，后者见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廿三日至五月初六日（1903年4月20日－6月1日）43天日记。日记除公务叙述外，对“歌舞升平事”亦不避讳，但未见有关集邮之记载。

那么，那桐去过美国没有？笔者未敢贸然质疑，所幸延续36年的《那桐日记》，于2006年由北京市档案馆整编后面向公众正式出版，为研究带来便利（图3，原稿书影）。

首先，经复核，1905－1906年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从初选名单（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到最终成行人员（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布政使尚其亨、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李盛铎）中均无那桐。反之，1905年《那桐日记》则见送行记录：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午刻到前门车站与端、载两钦使送行；十一月十五日（12月11日）巳刻到前门车站，泽公、李木庵、尚会臣出使送行。

因1912年历经清帝逊位、本人中风乃辞官引退、不久那桐即移居天津英租界做了寓公，故笔者重点浏览了光绪十六年（1890）元旦至民国元年（1912）旧历五月二十八日间的那桐日记，但均未发现《北京集邮史》所谓的“出使美国”记录。为慎重起见，笔者又以《那桐亲书履历本》及《<</span>那桐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索引》进行了复核，结果亦然。既然那桐从未出使美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美“购得一些华邮珍品”之说辞显然不确。

二、“那桐集邮说”追根寻源

经查，那桐与集邮扯上关系，当出自北京邮商沙伯泉之言。但民国年间沙伯泉在《新光》《邮话》《蓉锦邮朏》《中币会刊》撰稿中从未言及那桐，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征集文史资料，才见1983年8月由杨启明、沙伯泉、韦景贤、王席儒口述，许宁玲整理的《北京集邮活动的兴起和发展》言及：“沙伯泉曾买到过清末光绪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那桐收藏的《邮乘》全套邮刊和零本。这是那桐后人的管家拿出来卖的，管家不懂行情，《邮乘》每本只卖一角来钱，当时一本《邮乘》价格高昂，后来沙伯泉以比较合理的价格出售了这些珍贵邮刊”。

此述内容与沙伯泉自撰《邮苑漫忆》一致——“我还买过清光绪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那桐收藏的，由上海中华邮票会周今觉编的《邮乘》，共买了六套和一些零本。”

直指那桐为集邮家的始作俑者则是杨耀增，见刊于1987年版《集邮回忆录》的其作《北京邮坛沧桑录》云：“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曾做过清政府军机大臣，后来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那桐，当算北京第一代集邮家之一。那桐系洋务派人物，他的集邮显然是受了外国人的影响。但他在集邮方面的成就，却远远不如他所搜罗的古玩，字画。他的集邮，充其量也只是满足于好奇，或者是为了赶赶时髦而已。”

沙伯泉“那桐后人管家出售《邮乘》”之言可信，杨耀增“当算北京第一代集邮家之一” 的“有关资料记载”则迄今未见踪影。为此，笔者尝试追根寻源，予以补阙，孰料结果令人产生疑虑——那桐是集邮家吗？

《北京集邮史》归结那桐“是中国最早的集邮者之一”，提供了两大事例。其一“在出使美国时购得一些华邮珍品”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其二所指“那桐对集邮史料是非常重视的”亦属失实。

“那桐后人管家出售《邮乘》”焉能等同“那桐收藏《邮乘》”！事实是《邮乘》创刊号于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方始发行（图4），而那桐早就病故于1925年6月28日，附图5为《顺天时报》当月30日的报道《清遗老那桐逝世》书影，文曰：“清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那桐，号琴轩、鼎革后、蛰居津门、不问世事，近因年高多病、月前命驾来京、寓东城金鱼胡同本宅、不料来京后病势益重、经家人延请中西医士诊治、竟自罔效、于前日在本宅逝世、旧好往弔者甚众、闻溥仪、并致送丧仪一千元、刻已拟定停灵二十一日、择于旧历五月二十七日发引云”，故那桐本人绝无收藏《邮乘》之可能。

那么，那桐生前有无集邮活动之记载？凑巧的是那桐不光好写日记，一日不缺，而且日记通篇充斥私人生活之记载。从《那桐日记》中可以看出那桐喜唱戏听曲（图6，与友人在那家戏台）、好字画金石（图7，清华题字），且在晚清满州权贵中是比较西化的一个。他吃西餐、买西点、喝洋酒、进洋货铺购洋货、看西医、服西药、安电话、买汽车、坐汽车、看火车通车、乘火车、游天津租界、看电影、观西洋镜、看俄国马戏与洋傀儡戏、为女儿请英语家教、送她上中西学堂等等多有记载。集邮也是西洋舶来品，但历时36年逐日书写的日记中竟无只言片语谈及，若说他是爱在心底不外露，谁相信！

因此，笔者以为除非有新证据，不宜再将那桐列为北京第一代集邮家，避免以讹传讹。

参考文献

1. 戴逸.二十六史大辞典人物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2. 北京市集邮协会.北京集邮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3. 和约十二款[J].京话报，1903，(1)：1-4.

4. 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5. 那桐亲书履历本[M]//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1079-1083.

6.《那桐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索引（光绪十六年至宣统三年）[M]//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308-399.

7. 马骏昌.集邮回忆录[M].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

8. 版权所有[J].邮乘，1925，1（1）.                

9. 清遗老那桐逝世[N].顺天时报，1925-6-30.

10. 从《那桐日记》看晚清满族权贵那桐的私人生活[M]// 邵雍.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156-159.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3期

3月9日《京津冀协同发展》  目前，京津冀地区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北京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三地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大气污染严重。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区域发展差距悬殊。区域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在地处东城区台基厂大街３号的中共北京市委（专用邮编100743，王府井邮政支局100006）会议室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部署。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3枚邮票图案以近似彩绘漫画的形式，生动活泼地展示了京津冀在交通一体、产业对接和生态防控方面的建设发展。

交通一体  京津冀地区要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立足北京新机场建设服务于区域的立体交通运输体系与国际物流基地。

产业对接  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

生态防控  坚持生态优先为前提，建设绿色、可持续的人居环境。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针对长期困扰京津冀地区居民的PM2.5空气污染，三地联手出击，共同治霾。

京津冀三省市定位分别为，北京市（市政府地处东城区正义路2号，专用邮编100744，王府井邮政支局）“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市政府地处和平区大沽北路167号，解放北路邮电支局300040）“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省政府地处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113号，长安邮政分局050011）“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三省市“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相辅相成，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

3月20日《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是指地球一年的四个季节，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季节的划分与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人们为了协调农耕生存方式，根据气温、降雨等物候的变化确定的。

季节的划分始于上古时期，但直到商代仍然只有春、秋两个季节，所以后来“春秋”就成了“一年”的代名词。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大约在西周末期（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确立。周朝对四时最详细的描述是《管子》，《管子·四时》将四季与农事紧密相连，明确提出，不了解四时，就将失掉立国的根本；不了解五谷生长的规律，国家就要败亡的。“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管子》对四时具体详细的描述，反映了古人在研究自然物候指导农事上的聪明才智。

《管子》作者管仲（图1，约公元前723年－前645年）为春秋时期齐国相国，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管仲纪念馆（图2）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北山西村（齐都邮政支局，255422），依托管仲墓而建，是展示管仲生平事迹、《管子》思想的专题纪念馆，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分为馆区和园区。

在黄河流域，春季从农历正月至三月，夏季从农历四月至六月，秋季从农历七月至九月，冬季从农历十月至十二月；春天始于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夏天始于“立夏”，秋天始于“立秋”，冬天则始于“立冬”。这样就能够相对精确地反映一年中物候的变化，以便合理安排生产、生活，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3月30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二）》  《西游记》（T43、2014-11、2015-8）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之一，作者吴承恩（1500-1582），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河下古镇的打铜巷巷尾，河下邮政所，223299）。现其家乡建有吴承恩故居和墓园。

“智取白龙马”取自第十五回“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白龙马，本是西海龙王三太子，因纵火烧毁玉帝赏赐的明珠，触犯天条，犯下死罪，幸亏观音菩萨出面才免于死罪，被贬到蛇盘山鹰愁涧。当行者服侍唐僧路过此地，突然钻出一条龙来，将唐僧所骑的白马一口吞下。这时观音菩萨差来一路神祗，将此龙点化，锯角退鳞，变身为白龙马（图3），皈依佛门，取经路上供唐僧坐骑，任劳任怨，历尽艰辛，终于修成正果。

“八戒拜师”取自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悟空在高老庄降妖，妖怪逃回福陵山云栈洞的老巢，入洞取出九齿钉耙和悟空大战，战败后问悟空为何多管闲事，悟空自报在保护唐僧取经，妖怪忙丢下钉耙，跟悟空去拜见唐僧（图4）。原来这妖怪原是上界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贬下凡，在云栈洞为妖，后被观音菩萨点化，取名猪悟能，要他在此等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唐僧大喜，由和尚不得食用五荤三厌给他取名猪八戒，收他做了二徒弟。

“流沙河收沙僧”取自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师徒三人来到流沙河，河中跳出来一个妖怪，要抢唐僧。八戒三战妖怪，妖怪却钻入水中，隐迹潜踪，渺然不见。于是悟空前往南海请观音收服。观音说明此妖怪是卷帘大将，失手打碎琉璃盏，被贬下界，派遣木叉与悟空来收服。沙僧奉木叉命令，取下自己项下由九个骷髅头连接而成的项链，将葫芦安放在中间，结成一只法船，木叉护送唐僧过河，师徒四人辞别木叉继续西行（图5）。

查阅1872年《行名录》，找到邮商“Kelly & Co.”（图4），音译为开利公司，洋行中文名“别发”，开设在广东路，主营业务为经销图书、文具、烟草和经纪代理。该英文名洋行在《行名录》、《中国指南》等书中仅此一家，再据其主营业务推断，别发洋行应该就是“名址录”内唯一的上海邮商。1877年《行名录》也刊载“别发”洋行，但公司英文名改为“Kelly & Walsh”（图5），成为J. M.·开利与阿瑟·沃尔什（Arthur Walsh）合伙经营的洋行，主营业务增添印刷、出版，图书经销业务则改为批发与零售兼营。在1877年《北华捷报》第4版可见到该行多次刊登的销售广告。1904年《行名录》见别发洋行已改为有限公司（Kelly & Walsh Limited），还设立“别发印字房”。1906年4月海关造册处编印出版《1905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书》，第一部分《统计摘要——大清对外贸易报告书及邮政事务通报》，包含绵嘉义编写的《华邮报告书1878－1905》，在书名页排在第一个的经销书商就是别发洋行（参见150740）。绵嘉义1913年编辑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邮票专用贴票簿，也是由别发洋行印制的。

1850年8月3日《北华捷报》创刊号头版，刊载旅居在上海的外侨名录，无“名址录”内上述4人姓名，表明他们不可能早于1850年到达上海居留。但是1877年出版的“名址录”刊出上海4位集邮者，很有可能是采集了早已过期的信息，因为查阅1877－1879年这3年的《行名录》，都不见他们4位的踪影

“名址录”上的H. P. Hansen，可能出现排印错误，所见早期史书内汉森的姓名均为H. P. Hanssen。1875年和1876年2册《行名录》刊载，汉森与艾尔弗雷德·登特（Alfred Dent）合伙经营新宝顺洋行（Dent, Alfred & Co.）（图6）。查1856年《上海年鉴》，汉森已经是宝顺洋行（英文Dent, Beale & Co.）职员（图7）。后来他与宝顺洋行登特家族的其他人员另起炉灶，字号称“新宝顺”以示区别。他在1871年5月当选为工部局董事。

J. P. Tate（J. Priestley Tate），戴特，1875年和1876年2册《行名录》记载，当时他与霍斯（J. A. Hawes）合伙经营“公立”商行（图8）。查1856年《上海年鉴》，那时他是一家James Bowman & Co.（未列入洋行名录，也未见中文字号）的职员。1861年2月他被选为工部局董事并兼任司库。

R. B. Baker，贝克，查1861年《中国指南》记载，时任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中文全称印度伦敦中国三处汇理银行）香港分行的会计师。1865年和1868年2册“编年史”记载，在有利银行上海分行担任经理（图9）。1872年“编年史”记载，他已改任该行的日本横滨分行经理。1868年3月和1869年6月，他连续2年当选为工部局董事。

去年12期《趣戳载史》刊出“销票”戳，其实并不少见。笔者所藏同式同地戳在日期上要早近15年（见图）。依现行95式邮戳制式，销票日戳下方缀字一般为所在邮政局所名称。也有不少局所使用邮政业务类别字样，常见的有“营业”“筒取”“取筒”“信箱”“分捡”“封发”“平信”“平函”“信函”“函件 ”“包刷”“挂号”“邮运”“落地”“投递”等，甚至有“邮营”“平信台”“销票”“出口”“电报”“EMS”等。

江小鹣（1894－1939，图2），原名江新，江苏元和（1912年改吴县，今属苏州）人。其父江标（1860－1899），字建霞，才学出众，清代进士，1890年授翰林院编修，同文廷式、费念慈并称翰林院三大学者。江小鹣天资聪慧，尽管家变频仍，但受家学、家藏熏陶浸润，自幼喜好诗书、绘画、古铜器纹饰。1906年，12岁的江小鹣获清廷发放的抚恤金，随长兄赴日本学习美术；同年，与许敦谷等在东京组建中华美术协会，研究如何使西洋美术在中国得到发展。1911年，前往法国研习油画、雕塑，并不辞辛劳，在巴黎的铸像厂刻苦习练塑像技艺。1915年回国，受聘于上海美专任教务主任，教授油画、雕塑，教学之余开始从事木刻版画创作，藉此激发自己的灵感；同时在国际饭店租铺出售青铜器复制品，但观者众购者寡。1919年，与丁悚等人在上海成立天马会，聘刘海粟等3人任西洋画审查委员，聘吴昌硕等5人任中国画审查委员，每年举办展览会（图3，天马会展览会出品的明信片），先后共9次，孙中山参观了首届展览。之后，江小鹣在赴法国学习雕塑的陈孝岗处建熔炉助其塑像，同时也在此塑造自己的作品。

江小鹣与徐之音结婚后，把家安在了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77号。不久，又购置虹桥地区的一块地皮，盖楼建厂，成立小鹣造像所和美丰铸金厂。1927年，天马会解散，江小鹣又同张辰伯、王济远、朱屺瞻等人，在上海老城内林荫路19号成立了一个西洋美术团体——艺苑绘画研究所，活动至1934年止。1928年3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3周年，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了由江小鹣创作的、表现孙中山肖像的木刻版画《总理遗像》（图4）。1934-1937年，江小鹣开办了《美术生活》月刊。该刊于1934年4月1日创刊，以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名义负责出版、发行，责任编辑为钱瘦铁、江小鹣、郎静山、吴朗西、钟山隐，张大千、徐悲鸿、吴湖帆、林风眠等曾应邀担任特约编辑。

因家世之故，加之长于社交、关注世事，江小鹣结交甚广，多得前辈、师友提携关照。其中既有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陈散原、陈师曾、蔡元培、叶恭绰、谭延闿、龙云等名宿政要，也有像徐志摩、陆小曼、刘海粟、陈抱一、陈老蝶、陈小蝶、钱瘦铁、张大千、吴湖帆这样的文化名流。正是有了这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氛围，江小鹣才获得了比同时期雕塑家更多的创作机会。1925年，江小鹣创作了他的第一件作品《陈师曾像》，后在第7届天马会画展上展出时引人关注，由此开启了他精彩的塑像艺术生涯。

据统计，江小鹣的造像作品计有25件，包括孙中山像5件（图5，明信片，位于武汉汉口民族路、民权路、三民路之间的环形广场上的孙中山像）、蒋介石像2件、黄兴像（图6，坐落在武汉汉阳龟山东麓电视塔前的黄兴铜像）、谭延闿像、陈其美像、龙云像、陈师曾像、李平书像、邵洵美像、陈散原像、哈同像、朱祖谋像、陈老蝶像、朱庆澜像、马相伯像、胡文虎像、陈嘉庚像、刘粹刚像、马筱春像、刘湘像（作品小样完成，因江小鹣去世未及铸造）各1件。

江小鹣曾为上海创作了两件孙中山像。

一件为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新厦前北侧广场南端的孙中山像（图7），创作于1932年，1933年建成。其造型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门前的孙中山像基本相同，但体量较之更大。该铜像于1937年被日本侵略军拆下运走，仅留存石制底座和台基。2009年12月8日，按原样复建的孙中山铜像在原址今上海体育学院落成。该铜像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海平按当年仅存的数张照片进行原样复制，仅作细微改进。新铜像高3.2米，花岗岩基座高3.6米，台基及其下三级九层、直径24米的圆形台阶为原有建筑。

一件为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新厦大厅里的孙中山像。该铜像为青铜正面浮雕，长宽各2米，创作于1932年。另说铜像安置在市政府新厦北侧的中山纪念堂内。1937年，铜像被日本侵略军损毁。

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江小鹣住所遭日机轰炸，所藏各类艺术品毁损大半。得早年交好、时任滇军司令的龙云相请，举家辗转到达云南，栖居于昆明东寺街昆福巷平安第。经龙云扶助，江小鹣推动并促成了旧交陈小蝶在云南建立西南实业公司、中央军工署望远镜厂和中央资源委员会电线厂内迁昆明，为抗战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在滇期间，江小鹣于1939年完成了《龙云像》。该铜像为龙云骑马像，曾设在云南大理七里桥圣麓公园，1958年“大练钢铁”时拆熔。

江小鹣多才多艺，曾是上海著名的京剧票友，于20世纪20年代末组建过天马剧艺会，同徐志摩、陆小曼、翁瑞午合演过《玉堂春》。在昆明，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声望，组织起“义务戏”演出，并亲自登台献艺，将募集的钱款用于赈灾和抗日活动。1939年秋，江小鹣因在演出时受风寒致病，于11月7日辞世，享年45岁。1946年，江小鹣灵柩落葬于昆明西山华亭寺北面的碧峣山山腰，与聂耳墓并列（1980年5月13日，聂耳墓迁往昆明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的山坡上），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龚自知撰写了碑铭。1957年，龙云、龚自知被划为“右派”，江小鹣墓地遭污损，后毁。

江小鹣一生对艺术多方涉猎，在雕塑、绘画、中国古铜器铭饰、摄影、书法、印章制作、中西方青铜器铸造、京剧艺术推广、美术文化教育与传播等领域，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江小鹣以自幼习养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将西方美术思想和技艺融汇贯通，创作出了一批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雕塑作品，为中国美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4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淞沪战役”失利，战火弥漫中华半壁河山。坐落于上海吴淞镇北的国立同济大学，亦遭受日本飞机接连轰炸，校园基本破坏殆尽。全校师生在校长翁之龙率领下，秉承“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同济精神，被迫踏上了三年流离，六易校址的漫漫西迁之路。期间穿越浙、赣、湘、粤、桂、滇七省及越南，行程数千公里，于1940年抵达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坚持办学六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抗战同济西迁”史。图1为学校迁移路线图，真实反映了同济内迁的曲折与不易，见证了一段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上海办学之初

同济大学（2007－13），前身为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于1907年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改名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17年结束德国人办学阶段，教育部下达训令更名为同济医工学校，同年校舍由上海市区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迁入吴淞中国公学，1922年正式入迁吴淞新校舍；1924年5月20日更名私立同济医工大学，从此每年的5月20日成为同济校庆日；1927年8月，正式改名国立同济大学；1930年将医工两科改称医学院、工学院，并筹设理学院；1937年理学院正式宣告成立，至此，形成了具有医、工、理三学院的纯实科大学，完成了学校发展史上重要一页。

二、吴淞时期

1919年，在入迁吴淞中国公学校址两年后，中国公学由于自身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遂收回校舍以备自用。同济大学则在教育部次长袁希涛主持下，在吴淞乡购地150亩，新建校舍。

校舍选址吴淞，也考虑到吴淞便捷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前景。吴淞地处长江与黄浦江交汇处，是水路进入上海市区的咽喉，素有“水陆要冲，苏松喉吭”之称。20世纪20年代初，南通张謇在吴淞设立商埠工程处，实施开埠计划，该地区市政建设、码头开辟、道路铺设、桥梁的搭建均可供学生及时参观学习与剖析研究。1924年，吴淞新校舍全部落成。

图2为1926.3.3上海真如暨南大学寄吴淞同济大学帆船图1分邮资片，加贴帆船票1分，销真如车站戳，邮资图及邮票面值合计2分，符合外埠明信片邮资。销真如车站（暨南大学校址所在地）英汉文三格式日戳，落地为翌日吴淞英汉文三格式日戳。

三、西迁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我二十九军奋起抗敌，同济全体师生同仇敌忾，通电声援。日军在侵占北平、天津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件。

吴淞地处上海北部，水路要冲，自古兵家必争。8月底，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吴淞，同济吴淞校舍主体建筑均遭破坏。同济大学便开始了内迁之路，学校从吴淞首迁上海租界，校舍借用地丰路121号（今乌鲁木齐北路），作为临时校舍。但是房屋狭小，空间有限，诸多图书、仪器与设备都不方便堆放，教室及宿舍也非常拥挤，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恶化，学校便决定二迁浙江金华。

1939年9月，同济大学开始迁往金华，并规定师生于10月20日到该地报到。选址金华，主要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当时对抗战预估不足，认为抗日战争不会长时间、大范围的持续；二是金华离上海距离较近，搬迁也比较方便；三是浙江省主席朱家骅正是同济校友，能够提供一些便利。然而，金华办学不到两月，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进犯杭州湾，并不断空袭金华，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无法维持。学校遂决定三迁江西赣州。

图4为国立同济大学公函封，印刷校址为 “江西赣县四路口镇台衙旧址” ，此处便是同济在赣州办学期间的校址，但寄信时同济已迁广西龙州，原印校址和电话号码都被划删。明信片和实寄封向我们完美地展示了那段苦难的历史。

从金华到赣州的迁校并不容易，当时军运频繁，火车从金华开达南昌，耗时四五日，后又从水路乘坐木船沿赣江而上，历时20天方到达目的地。1938年1月底，同济在赣州正式复课（医学院师生则迁至江西吉安）。复课半年至7月，局势突变，九江危急。学校遂又决定四迁广西贺县。图5－7展示的信纸为“国立同济大学用笺”，其印刷地址已是广西贺县八步镇。

赣州到贺县，路途遥远，水陆连行，历时两月。师生分兵两路，一路从赣州出发，翻越大庾岭，至广东韶关，改乘火车到广州，再坐小船沿西江到广西梧州，翻山越岭，徒步几百里，抵达八步镇；另一路从赣州到韶关后，搭车至湖南衡阳，改乘尚未竣工的湘桂线铁路至广西全县，再步行到桂林，然后乘民船沿漓江至八步镇。在八步镇期间，同济借用一所中学作为临时校舍。正在准备复课之时，已至10月下旬，日军在 广东大鹏湾登陆，一周后，广州沦陷。学校便又决定五迁云南昆明。

图4为1939.1.27由广西龙州寄上海法租界中法工学院附中的家书，贴孙像票4分，烈士像票1分各1枚，面值合计5分，符合外埠平信邮资。销龙州中英文日戳，有1939.2.12上海中转戳，1939.2.13中英文落地戳，邮程历时17天。此封有几个非常值得我们挖掘研究之处。

第一，销票戳为龙州三格式戳，龙州为广西西南门户，边陲重镇。1938年底当第一批同济校产抵运贺县八步，由于战事吃紧，学校立即决定五迁云南昆明。这次迁移分成了两路，其中的一路从八步镇出发，经钟山、平乐、柳州、昆仑关、南宁、龙州、凭祥、出镇南关，至越南同登，换乘火车，再经琼山、河内、老街，至河口，再入国境云南，于1939年春节到达昆明。此封的销戳日期为1939.1.27 ，为师生经过龙州时所寄出之信件。

第二，图5信文展示了寄信人对于兄嫂的挂念，特别是表达了由于战争的原因，寄信人对逝去亲人深深的愧疚与追思；图6信文则向我们呈现出了同济大学从八步到昆明这段迁徙之路；“于去岁十一月八日离步赴滇，途径梧州、桂平，南宁于本月二十一日抵此，途中五十余日，备受艰辛，由此去滇六日可达，现正在此领取护照三日内可领出，将即往同登搭车赴滇”；图7信文说到“校址仍未决定，唯一般传说为昆明，但校舍无着，正兴工建造中”，可见当时由于众多高校迁至昆明等地，校舍紧张。昆明期间，同济校址极为分散，校办、工学院、理学院、医学院、附中等都分布于昆明的不同地域。校舍分散，在管理与教育上都造成了非常多的不便。1940年秋天，日机不断侵扰，威胁师生安全，教育部下令同济大学迁往四川，于是就有了同济六迁四川宜宾李庄之史。

昆明至宜宾，经滇黔公路入川，山路崎岖，汽车常有失事，路途十分艰辛。最终同济落脚选在了宜宾的李庄。南溪县李庄镇和宜宾市均位于长江之滨，两地相距不过30里，有轮船及小火轮联系，交通便利。李庄在当时也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但却有着一系列的寺、庙、宫、殿等建筑物可供改建使用，学校最后将校办公室设在禹王宫，工学院设在东岳庙，理学院设在南华宫，医学院前期设在祖师殿，图书馆设在王爷庙，女生宿舍设在慧光寺，测量系大地测量组设在文昌宫，德文补习班设在郊外麻柳坪，工学院男生宿舍设在羊街。  

李庄的五年中，给了同济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环境。办学规模有所发展，增设了法学院；工学院扩大为机械、电机及造船三系；理学院扩大为数学系和物理两系；医学院也得到扩充，这一时期，同济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四、结语

上述邮品及家信，让我们看到一所高校在抗战岁月里辗转颠沛的苦难生活；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邮品当中，我们有幸地见证了同济大学这段筚路蓝缕的漫漫西迁校史。同济大学的西迁，仅是抗战时期大学集体内迁的一个缩影。这场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赓续了文化命脉,已然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往事并非如烟，弦歌不辍，信念不绝。

                              ——刊于《上海集邮》20172017年第4期

离开布拉格后我们经过德累斯顿和柏林，然后从柏林乘火车约6个小时到达波兰首都华沙。当地导游是一位大学教师、学者，他首先说明，波兰地处中欧，而不是东欧国家。华沙在二战中遭受极大灾难，城市85%的建筑被摧毁，现在的建筑都是后来重建的。重建工程以旧的图纸、照片为依据，力求将华沙老城还原至18世纪后期的建筑规模和外观。波兰人民的努力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1980年，重建华沙历史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火车站出来，我们很快看到了华沙的地标建筑——华沙科学文化宫（图1左下），这幢建于1950年代的大楼是苏联送给波兰人民的“礼物”，导游说，虽然这是老大哥送的礼物，但钱还是要付的，用煤矿的煤来支付。

大厦的样式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很像原来叫中苏友好大厦的上海展览馆。地图上标出了科学文化宫的位置，上面有一枚华沙科学文化宫的波兰邮票，波兰人不喜欢苏联人建的这幢大楼，甚至一度有人想把它拆了。另一枚是苏联1955年的邮票，纪念苏波友好条约十周年。

钢琴家肖邦

波兰有几个人是属于全人类的，他们是：哥白尼、肖邦和居里夫人。我们首先来到地图右下的瓦津基宫（Lazienki Park），这里草木青翠，湖波荡漾，原是波兰末代皇帝的别墅，然而游客更多是来瞻仰肖邦的雕像（图2），因而也被称为肖邦公园。雕塑中的这位钢琴王子坐在树下，侧头闭眼，仿佛在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一连串的音符正从他的指间流出，大树也为之折服。雕像完成于1926年，但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军摧毁，幸好雕像模具还在，1958年在原地重建。雕像高5米。导游说，现在这是第二高的肖邦雕像，你们知道最高的在哪里吗？大家面面相窥，原来最高的在上海中山公园，高7米。

2010年是肖邦诞生200周年，波兰发行纪念小型张（右上），票图着重了雕像的脸部表情，下方白红条纹为波兰国旗，小型张分有齿和无齿2种。

离开肖邦公园我们沿着大道向北走，导游说这是华沙最主要的大道，称为皇家大道（图1 的红线），向北到老城广场，向南到维兰诺夫宫，是原来皇帝出巡的大道，现在分成不同段的街道，从乌亚兹多夫大街，到新世界大街，再到克拉科夫大街，大约走了有半个多小时，终于见到左边一座有双塔的教堂（图1 中间），这就是因存放肖邦心脏而出名的圣十字教堂。肖邦1810年出生在华沙西北50公里的小村庄，在华沙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那时候的波兰已经在1795年被俄、普、奥三国瓜分而亡国，1830年发生独立运动，却惨遭镇压。就在这一年，不能忍受祖国悲惨命运的肖邦离开了华沙，再也没有回来，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但时刻都在怀念自己的故乡。肖邦39岁时在巴黎因结核病英年早逝，安葬在那里，但根据肖邦生前请求，他的心脏被送回波兰，安放在华沙的圣十字教堂。我们进教堂参观，见到了存放肖邦心脏的柱子（图2左下），圣十字教堂在二战时也遭到轰炸，左上邮票展示了战前和战后的景象。导游告诉我们，不久前，有人怀疑在这个柱子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肖邦的心脏，于是当局派人打开柱子下面的小门，确认是存放了一颗心脏，但并没有做DNA检查。

波兰和世界各国发行了很多肖邦邮票，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从1927年开始每5年举办一次，右下是波兰1927年纪念邮票，这是肖邦第一次出现在邮票上。右2是1960年纪念肖邦诞生150周年。1999年，肖邦逝世150周年，波兰和法国联合发行了纪念邮票（右3），邮票上有他的肖像画和签名，斯拉尼亚雕刻。这幅肖像画是法国女小说家乔治·桑（George Sand）所绘，她曾和肖邦一起生活了九年多，对肖邦有很大的影响。旁边这枚2010年乍得纪念肖邦诞生200周年的邮票上，在肖邦的背后还加上了乔治·桑的肖像。

天文学家哥白尼

在圣十字教堂的斜对面是波兰科学院（图3），大楼前耸立着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的一座铜像，基座下的圆形台阶上镶嵌着太阳系的行星轨迹，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是天文学上的重大发现。

波兰发行过十多种哥白尼的纪念邮票，世界各国的哥白尼邮票更多达几十种，照片右上是1923年波兰首次发行的哥白尼邮票，其头像以及各种哥白尼邮票的头像都是基于哥白尼的出生地托伦（Toruń）旧市政厅上1580年的肖像画。下面这枚是1955年华沙8种雕像邮票中的1枚，以波兰科学院前的这座雕像为图。

左上这枚是1953年哥白尼诞生480周年纪念邮票之一，其图像出自波兰画家马特伊科（Jan Matejko）1893年的油画《与神对话》。画中的哥白尼半跪在阳台的木地板上，仰望天空，双手张开，仿佛向上帝求证，你创造的宇宙是否以太阳为中心，他的周围是书籍仪器以及他绘制的日心模型图，邮票背景上的尖顶大楼是波兰东北的弗隆堡教堂（Cathedral in Frombork），哥白尼观察天文的小天文台就设在教堂西北角的箭楼上，天文学史上称之为哥白尼塔，在这里他写成了划时代的著作《天体运行》。2005年，波兰考古学家在弗隆堡教堂内发现了哥白尼的头骨。这幅油画也见于苏联、蒙古和巴基斯坦纪念哥白尼的邮票中。

为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波兰从1969到1973年连续发行5套纪念邮票，左下是第3套种的1枚，弗隆堡教堂。右下是东德1973年的纪念邮票，其中有《天体运行》的扉页和太阳系插图。

老城广场（Stare Miasto）

沿克拉科夫街继续向北走，右方是华沙大学，今年正好是建校200周年，旁边是一座洛可可式的维兹特克教堂（Kosciol Wizytek），肖邦曾经在这里弹奏过管风琴。然后是总统府，总统府前是民族英雄Józef Poniatowski的骑马雕像（图1邮票），在这条路上导游还指给我们看肖邦当年坐马车去巴黎的车站，他喜欢去的咖啡馆等地方。再向前走就可以看到皇家城堡了（图4）。

皇家城堡（Royal Castale）曾是皇室居所，二战中被全部炸毁，后来按原样重建，现在是博物馆。城堡前的广场上是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的纪念碑（照片没有拍到）。齐格蒙特三世（Zygmunt III Waza）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君主（1587－1632），也当过瑞典国王（Sigismund），右上两枚邮票为波兰和瑞典1998年联合发行，根据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的绘画，斯拉尼亚雕刻。右下为1987年皇家城堡邮票，左方上下邮票是纪念碑的局部和全部。

从皇家城堡出来，向北沿一条不宽的街道向前行，经过圣约翰教堂，就到了老城广场，广场中央是一座美人鱼雕像（图5）。和丹麦的美人鱼不同，她左手执盾，右手高举宝剑，表现了波兰人民英勇不屈的精神。左上邮票是1965年纪念华沙解放20周年，左下是2002年波兰城市地标邮票，其上有老城广场的美人鱼和背景上的皇家城堡及纪念碑，邮票上的美人鱼和我拍的美人鱼照片角度是相同的，但从这个角度是看不到皇家城堡的，邮票图应是艺术组合。右下是1965年纪念波兰700周年邮票和小型张，邮票上是17世纪华沙城徽，小型张上有另一种形象的美人鱼，华沙有3座美人鱼雕像，右上邮票是第3种美人鱼（尾巴翘得比较高，膝盖上没有鱼鳞），3座美人鱼的位置见图1地图上的红圈。

化学家居里夫人

出了老城广场继续向北走就是新城，在那里有玛丽·居里博物馆，华沙起义纪念馆和犹太博物馆等。居里夫人是著名的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 Freta大街16号曾经是她的故居，现在改为纪念博物馆。我们去时博物馆正在重修，图6照片是附近的临时展馆。

居里夫人1867年出生于俄国统治下的华沙，1891年到巴黎读书，毕业后留在巴黎从事科学研究。1903年她和丈夫皮埃尔·居里及亨利·贝可勒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又因放射化学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玛丽·居里虽然是法国公民，但从未忘记她的祖国波兰，她发现两个放射性元素镭（Ra）和钋（Po），后者就是以波兰的名字命名，她在讲台上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我是华沙人。”

有很多居里夫人的邮票，图6左上是波兰1967年纪念居里夫人诞生100周年邮票，全套3枚，图为头像、诺贝尔奖证书和华沙镭研究所前的居里夫人雕像。右上是1938年纪念镭发现40周年的法国附捐邮票，这一年有十多个国家发行同图的附捐邮票，附捐值捐给国际抗癌联盟。右下是波兰2003年邮票，票中之票为法国1967纪念邮票，杯中的放射性镭在发光。2011年，法国和波兰同时宣布为居里夫人年，左下为法国邮票和波兰的小型张。

在新城区我们还走过华沙犹太隔离区，见到了犹太人历史博物馆和起义纪念碑，1970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华沙之跪也被标志为战后德国与东欧诸国改善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维兰诺夫宫（Wilanow）

最后我们乘车来到华沙南郊的维兰诺夫宫（图7），这是皇家大道的终点（位于图1地图的南面，没有显示）。维兰诺夫宫是波兰国王杨·索别斯基（Jan III Sobieski）建于17世纪后期的宫殿，其精致华丽就不必说了，值得注意的是宫内有很多中国瓷器、国画、家具等藏品，花园北侧还修建了中国式凉亭。导游说，索别斯基曾经写信给中国的康熙皇帝，希望和中国联合一起反对俄国，我说这是真的吗?他说，真的，有历史资料。回来后，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摘录如下：“波兰国王杨·索别斯基从年轻时起就对地理学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充满兴趣，他在 1688年11月16日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康熙皇帝。他写道：我们赞美在大陆和海洋上最强有力的皇帝，您统治着如此杰出的人民。上帝保佑皇帝陛下久享光荣、繁荣和幸福，请理解我们急于表达我们的信心、友爱和诚挚的友谊。波兰国王如此盛赞康熙皇帝，反映了他寻求与康熙皇帝结盟以对抗敌人的政治计划（关于要对抗的对象历史学家并不完全意见一致，有的认为是土耳其，有的认为是俄国）。”

波兰有很多索别斯基国王的雕塑，也发行了很多邮票，左上是维兰诺夫宫中的索别斯基雕像邮票，右上是1683年，索别斯基率领盟军出征维也纳打败奥斯曼入侵的250周年纪念邮票。再看几种维兰诺夫宫的邮票：1967年发行的是维兰诺夫宫早期的风景（右下），波兰画家Wincenty Kasprzycki（1804－1849）的画作；1977年邮票纪念维兰诺夫宫建立300周年（中）；2005年邮票小全张纪念维兰诺夫宫建立博物馆200周年，展示一些收藏品。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4期

克拉科夫 二战期间，克拉科夫的古建筑基本没有遭殃。这座非常美丽、保护相对完好的中世纪老城，很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残酷地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克拉科夫附近就有臭名昭著的“死亡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克拉科夫城内原有的数万名犹太人，被纳粹驱逐殆尽。德占波兰后，连篇累牍发行了印制考究的小版张，由此可以看出，希特勒十分觊觎克拉科夫的名胜，一心想把波兰的珍贵遗产据为己有（图1-2，纳粹徽志下的克拉科夫古城堡；图3，修复克拉科夫建筑，老城地图）。

克拉科夫城市始建于公元700年，1320－1609年是波兰的首都。文艺复兴时期，波兰是东欧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克拉科夫的红砖红顶建筑，恢弘壮丽，美轮美奂。建于14世纪的圣玛丽教堂，美丽非凡，哥特式尖塔高81米，直插蓝天。钟楼每逢正点播放长号声，这是纪念中世纪的一位号手，面对外敌入侵，他临危不惧，坚守岗位（图4，克拉科夫圣玛丽教堂；图5，古城克拉科夫；图6，重建克拉科夫750周年，图为城市盾徽、老城俯瞰图、1257年国王诏书）。

旧城区的中心是古城广场，面积达4万平方米，号称东欧最大的中世纪广场。广场上竖有出生于克拉科夫的诗人密茨凯维奇的雕像。建于16世纪的大市场，有一排古色古香的拱门，从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一层大厅里进行呢绒、布匹、皮革、瓷器等交易。克拉科夫是全欧洲对犹太商人开放最早、开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如今，大市场一层成了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集散地。二层已辟为国立博物馆。

老城的建筑群，历经沧桑，依然魅力无穷。教堂、钟楼、修道院、方塔、富商住宅、书店……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外观色彩缤纷，总体又很调和。

在维斯瓦河畔，瓦维尔城堡雄踞于石灰岩山岗上，红墙蜿蜒，固若金汤。站在城堡的平台上，放眼四野，美不胜收。1333－1370年，这里曾为王宫。

克拉科夫在11世纪从罗马教廷引入天主教，至今留下了60座古教堂（图7，纪念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莅临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的教育事业很发达，有11所高等院校，其中，1364年建立的雅盖隆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纳粹占领克拉科夫后，曾残杀了该校全体教师。

克拉科夫的博物馆里，珍藏了文艺复兴大师的不少作品，最为有名的是达·芬奇的木板油画《抱貂的少女》（图8）。

据考证，画中女子名叫切奇莉亚，才16岁，她是达·芬奇在米兰的赞助人洛多维科公爵最喜爱的情妇，而公爵的族徽是白貂。切奇莉亚怀抱白貂入画，寓有深意。故事的结局不佳：公爵最终娶了另一个名叫碧翠斯的女子，而自称“还不够成熟”的切奇莉亚，虽然她替公爵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只好带着达·芬奇的油画灰溜溜地离开……

维里奇卡盐矿 克拉科夫远郊的维里奇卡盐矿（图9-10），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批名录。这个盐矿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维里奇卡离克拉科夫市中心15公里。13世纪起这里开采地下岩盐，15－16世纪达到鼎盛时期，18－19世纪扩展成波兰盐都，1996年盐层基本挖尽，停产至今，完全转变为旅游产业。当地小镇有2万居民，每年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150万游客。

在中世纪，食盐贵若黄金。维里奇卡的盐业收入，一度占到波兰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食盐出口带动了格但斯克港口城市的发展。盐矿曾开采9层，采盐达2000万立方米，留下的巷道全长300公里，深入地下327米，连接2000个洞室。早在1744年，矿井内就修建了垂直坑道和楼梯，以便人们进矿井视察与参观。目前，最上面3层辟为博物馆。我们是乘电梯下去的，到达第一层为地下64米，走在坚硬的盐晶岩巷道里，墙壁舔一舔都是咸的。我们看到了绞盘、升降机、铁轨、盐车，以及各种古老的挖掘工具，还有一些劳动中的矿工蜡像，当年用马拉盐车，马是被四脚捆绑吊运至地下，从此在地下喂养、劳作，再也不回到地面。电梯下到第二层，地下101米处，我们进入了“圣金卡礼拜堂”，人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只见在盐晶岩洞里，琢出一个恢弘的大厅，厅高17米，面积达1000平方米，5盏由盐晶石雕制的巨大枝形吊灯，把大厅的每个角落都照得通亮。大厅正面中央有金卡公主雕像，四周墙上围绕着圣经故事的浮雕，其中包括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一切都是盐晶石的制品。据说整座礼拜堂，共用去2万吨盐晶石。3名矿工手工雕琢，共花了67年，最终修成正果。墙上的石匾，标出了工匠的姓名。有意思的是，除了刻有姓名的三块石匾，还有第四块——是一块无字匾，它似乎意味着：还有谁，能继承他们的献身精神呢？

在维里奇卡盐矿，盐晶石的雕像很多，大量的是耶稣及圣徒。长年累月在地底下艰苦劳作的矿工，精神支撑就靠祷告天主。也有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伟人像，如天文学家哥白尼，他在克拉科夫上大学时，来过盐矿；还有诗人歌德，他在1790年参观了盐矿。

激情燃烧的岁月 波兰是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历史上屡遭侵略、瓜分，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但是正如他们的歌曲所唱：“波兰永不会灭亡。”他们的邮票设计，常常饱含激情，呈现出高智商、艺术的高水准 ，套用一句俗话，能令人感受到“激情燃烧的岁月”。

试举2种波兰小全张为例：

2004年纪念第28届奥运会（图11），张幅200×115mm,含拳击、跨栏、马术、摔跤4枚邮票，非常有气派！底色为希腊的蓝、白，雅典神庙前，金色的“胜利女神”，巨翅飞扬。谁都熟悉的希腊古迹和著名雕塑，从来没有被如此强有力地展示于邮品之中。设计者突出了体育竞赛、争胜夺强的主题，基于对素材的深刻理解，奏响了激动人心的高昂旋律。

2008年纪念第29届奥运会（图12），张幅203×120mm,含游泳、排球、撑杆跳高、击剑4枚邮票，背景为两个大大的汉字“北京”，并衬以中国国画描绘的树木花草。可想而知，在西方人眼里，这样的“东方情调”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在色彩运用方面，波兰邮票有时很大胆，充沛、浓郁、鲜明、瑰丽，固然，这也需要印刷工艺跟得上。成功的例子，如电影小全张（图13），涂鸦小型张（图14）等。

大家知道，1958年，波兰制作了世界上第1枚丝绸小型张，图案为奔驰的驿车，纪念波兰邮政开办400周年。当年，很少有“异质邮票”，波兰可谓开风气之先。2008年，波兰又一次发行丝绸小型张，纪念波兰邮政开办450周年，图案为骑马、吹邮号的古代信使以及16世纪末的克拉科夫城。小型张背面有不干胶及防粘纸，制作非常精细（图15）。

波兰国旗是红白两色，国鸟为白尾海雕。1993年庆祝共和国成立75周年，波兰发行的小型张，图案就是红、白两色的海雕，展翅在蓝天上自由飞翔。设计十分高明，红、白重叠，如影随形。白云移动，海雕乘气流而上，画面中似乎隐含着乐音（图16）。“邮票日”的纪念邮票，也很巧妙，飞上蓝天的是一个信封，红、白两色交叠，“波兰”不言而喻（图17）。

载有国铭的邮票，固然有严肃、端庄的一般要求，但也不排斥大众化和娱乐性。除了某些不许说笑的场合，风趣、幽默的面孔往往更讨人喜欢。而无论题材的分量有多重，设计者是否抱持激情，常会使邮票的感染力，加分或减分。波兰邮票充分体现“激情燃烧的岁月”，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