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马力诺是意大利的国中之国，位于欧洲南部，面积61平方公里，人口3万多，是欧洲第三小国，却是世上现存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圣马力诺采用一院制议会，即大议会，有60名议员，每5年普选一次。大议会每年3月和9月每次一起选出两名执政官，两人权利相等，当选的执政官从4月1日或10月1日任职。任期6个月，不得连任，但3年后可以继续当选。执政官既是圣马力诺国家元首，又是议会首脑。

圣马力诺也被称为邮票王国，因而在集邮者中名气很响。本期封面图是圣马力诺2017年9月26日发行的小全张，2枚邮票中除了国铭、面值和国徽外，图案完全对称。邮票图案是两位美丽的女性脸部轮廓和飘逸的秀发，以及作为她们头饰的三根羽毛。

小全张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呢？如果靠猜想，也许我们会以为是庆祝妇女的某个节庆？还是选美比赛或模特大赛？或是神话故事中的女神？但这些猜想都不对。真正的答案要看写在小全张左下方的意大利文，原来是“全女性执政官／2017年4月1日－10月1日”。

小全张纪念的是圣马力诺历史上首次同时选出两位女性执政官，她们在4月1日－10月1日执政。图1就是这两位执政官，左边的是米玛·扎沃利（Mimma Zavoli），右边的是瓦内萨·丹布罗西奥（Vanessa D’Ambrosio）。我们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圣马力诺的这半年，两位女子顶起了全部的天。

扎沃利出生于1963年2月13日，是20世纪50年代移民到圣马力诺的农民家的女儿，从1981年起在圣马力诺的第一家公共托儿所工作。从1977到1989年，她一直是基督教民主党萨马里亚人青年运动的活跃人物。2006年任就业办公室的劳工督察。2012年初成为“10号公民运动”（Civico 10）的创办人之一。在2016年12月的圣马力诺议会选举中，由共和未来党、10号公民运动、左翼社会民主党组成的中左竞选联盟“现在圣马力诺”获9482票，击败对手“圣马力诺优先”获得的6889票而胜选。

丹布罗西奥出生于1988年4月26日，今年4月出任执政官时年仅29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性国家领导人。她的外祖父是圣马力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她毕业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后加入联合左翼。2016年12月议会选举后，丹布罗西奥担任圣马力诺出席欧洲委员会的代表团团长，然后在今年3月，由左翼社会民主党（SSD）推举，经选举出任圣马力诺执政官。

小全张上的两位女性都在向外看，但两者之间用细细的金色波纹曲线连接在一起，并扩展到小全张边纸。这些设计象征了两位女性元首之间关于平衡、力量和正面向上的共同思维。圣马力诺也被称作三羽之国，邮票右上角的国徽中有立于三座山峰上的三个城堡，城堡上插有白色的鸵鸟羽毛。因此三根羽毛也被作为圣马力诺的象征出现在邮票上。

从小全张的选题来看，显然它并不在原先的发行计划中，因为无人事先知晓3月选出执政官的情况。当结果揭晓后，由于从立项、设计到印刷都需要时日，使得邮票发行之时，已接近她们卸任之际，似乎在为她们送行了。但尽管如此，仍然要发行这样一套邮票，就是要让邮票为这样一段难得的历史留下见证。

邮票尺寸30×40毫米，面值1欧元。小全张尺寸85×95毫米，发行量2.5万份。图2是这套邮票的首日邮戳。

                    ——刊于《上海集邮》2018年第3期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周恩来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永远镌刻在了风景日戳上。

绍兴市区劳动路369号，是一座具有明清风格的台门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呈三条轴线布局，占地38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这就是周恩来祖居。周恩来系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后裔，其先辈于元代迁徙至绍兴，明洪武十四年（1381）始定居于此。此地现为周恩来纪念馆，馆内丰富的陈列内容，生动地展现了周恩来与故乡绍兴的密切关系和1939年3月周恩来在故乡绍兴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周氏家族当年的生活场景。浙江绍兴邮政1993年12月26日启用“劳动路周恩来祖居”风景日戳（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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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驸马巷7号。周恩来故居有东西相连的两个宅院，系清咸丰到光绪年间所建的青砖瓦木结构平房。1907年夏，周恩来生母万氏去世，嗣母陈氏为排遣心中的郁闷，携9岁的周恩来到宝应县城水巷口3号外祖父陈沅的宅第。周恩来与长他16岁的表哥陈式周同窗共读。周恩来在故乡度过了12个春秋，于1910年赴东北伯父处读书。1992年1月16日，周恩来纪念馆在淮安市北门外桃花垠落成 。江苏淮安邮政1989年10月1日和1993年3月5日先后启用“周恩来故居”风景日戳（图2、3）；1993年3月5日启用“周恩来童年读书处”风景日戳（图4）；1992年1月6日、1993年3月5日和2016年1月8日先后启用“周恩来纪念馆”风景日戳（图5-7）。

图8

1913年暑假，15岁的周恩来第一次来到天津，进入南开中学读书。周恩来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穿着蓝色棉布上衣、花袜子，长相英俊，是个动不动就会脸红的羞涩小子。南开的活跃气氛感染了他，通过参加群体活动，结交朋友，他不那么害羞了；通过加入汉语协会，他锻炼了口才和写作能力。不仅如此，由于长得好看，他还被学校话剧团选中，在《玩偶世家》《一元钱》《一念之差》《新村正》等剧中担任主角。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翻阅了大量的书籍。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文科考试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在南开中学四年的课程。1919年春，21岁的周恩来又一次来到了天津，同年9月他成了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参加学生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1919年9月6日，天津的爱国学生团体觉悟社在南开中学秘密成立，周恩来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也就是在觉悟社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并在1922年通过书信正式确立爱情关系。1998年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在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北路天津水上公园风景区内建成，占地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馆藏8000余件文物，其中100多件文物属国家一级文物。天津邮政1998年2月28日启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风景日戳（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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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1924年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1925年2月和10月，领导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做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广东广州邮政1994年6月16日启用“黄埔军校”风景日戳（图9）；1999年5月10日启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风景日戳（图10、11）。

图12

1926年冬周恩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周恩来根据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切身体会，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多次向中共中央建议，加紧组织武装力量。1927年5月下旬起，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７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带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朱德家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8月1日凌晨2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江西南昌邮政1991年1月1日启用“八一起义纪念馆”风景日戳（图12）。

图13

        1931年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江西瑞金邮政2000年5月19日启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风景日戳（图13）。

图14

图15

图16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贵州遵义邮政1991年4月1日、1998年11月25日和2017年6月12日先后启用“遵义会议会址”风景日戳（图14－16）。

图17

1935年1月19日至4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河，实行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等边境和广大地区，取得了红军长征这一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期间2月3－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石厢子会议，完成了长征中著名的“博古交权”，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四川泸州邮政2012年4月27日启用“中国工农红军石厢子会议遗址”（图17）。

图18

        1936年至1946年间，在西安北新街“七贤庄”设立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其中一号院会客厅的9平米套间内，周恩来曾在此住过23次，每次来此工作都很繁忙，台灯时常亮到深夜，“西安事变”时甚至彻夜不灭。西安邮政1993年10月9日启用“八路军办事处”风景日戳（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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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2月邓颖超以周恩来名义租下重庆曾家岩大部分房屋作为南方局部分办公、住宿用房，对外称周公馆，实际上南方局的统战、外事、军事、文化等机构都设在这里，是南方局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阵地。周恩来在这里多次主持南方局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处理皖南事变的善后工作；接待各界知名人士、外国记者。1939年秋，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自己设计并修建的办公住宿大楼竣工，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部迁此办公，这里的门牌号编为红岩嘴13号（1945年改为红岩村13号）。二楼有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卧室，周恩来等中共著名领导人曾在此生活、工作8年，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重庆邮政1997年10月18日启用“曾家岩周公馆”、“红岩村”风景日戳（图19、20）；重庆渝中邮政2015年7月3日启用“周公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风景日戳（图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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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1944年至1947年3月，周恩来住延安城西北的枣园，位于毛泽东故居的左上方，院内有4孔石窑洞和5间工作人员住房。他作为中共代表经常往返延安、重庆和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谈判。陕西延安邮政1993年12月26日启用“枣园”风景日戳（图25）。

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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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5月3日由重庆抵达南京，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住在国民党政府指派的梅园新村17号、30号两处房子，后因住房太拥挤，又买下了梅园新村35号一幢楼。其中梅园新村30号是周恩来、邓颖超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是一幢欧美风格的建筑，周恩来每天的工作十分紧张和繁忙， 常常工作到深夜。江苏南京邮政1989年4月23日和1998年12月26日先后启用“梅园新村”风景日戳（图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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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直属机关从西北战场转战至西柏坡，与中央工委汇合，直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至北平以前，这里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9月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旧居在中共中央旧址的东面，是借用老乡的土坯房，整个院落共12间房，是个四合院。当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参谋长的周恩来。河北平山邮政2002年7月1日启用“西柏坡”风景日戳（图28）；2011年7月1日启用“西柏坡展览馆”风景日戳（图29）；2012年6月30日启用“西柏坡”2种风景日戳（图30、31）；2014年5月26日启用“西柏坡”风景日戳（图32）。

图33

图34

       1949年11月周恩来搬进北京中南海北区西花厅，直到病重住院，周恩来一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北京邮政1994年6月1日和2001年7月1日先后启用“中南海新华门”风景日戳（图33、34）。

图35

庐山周恩来旧居位于河西路别墅区，距牯岭街数百米。周恩来曾三次上山参加庐山会议，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住在这里。江西庐山邮政2002年5月1日启用“周恩来旧居”风景日戳（图35）。

图36

图37

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出访缅甸期间，同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理吴巴瑞一行来到潞西，主持两国边民联欢大会，发展和加强了中缅两国胞波友谊。后来在此修建了周恩来纪念亭，傣族人民称为“金孔雀亭”。亭为傣族建筑风格，高27.29米，镶嵌金色瓷砖瓷瓦，亭翘上有28只金孔雀。纪念亭中有一座黑色大理石碑，雕刻着周总理头像，并用汉、傣、景颇三种文字记录了周总理莅临潞西的经过，以表达怀念之情。云南潞西邮政1990年11月1日和1999年5月1日先后启用“周恩来纪念亭”风景日戳（图36、37）。

图38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访归国途中来石河子视察工作，接见了上海支边青年代表。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为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在当年周总理接见上海支边青年代表时所在的地方建起纪念碑。周总理享年78岁，所以碑身筑7.8米，周总理来此视察时67岁，所以碑文位高6.7米。新疆石河子邮政1997年9月26日启用 “周恩来总理纪念碑”风景日戳（图38）。

                    ——刊于《上海集邮》2018年第1期

金毛寻回猎犬(图2)于1999年获选为AKC十大最受欢迎的注册犬种，排名仅次于拉布拉多猎犬。它们位列世界犬种资商排名第四位，加上俊朗不凡的外表，十分讨人欢心。它们感情丰富，个性开朗，喜欢与小朋友玩耍。基于遗传上的特征，很喜欢运动，而且相当贪食。金毛十分聪明，极富幽默感。在正常情况下，对其它犬或人不吠叫。金毛遗传免疫力高，体态健壮，毛量中等，所以饲养和日常护理极为容易。

本刊去年第10期刊登唐秋涛《山海关车站有没有邮政支局》一文，称山海关车站支局建立于1949年下半年，至1953年5月撤销；《秦皇岛邮电志》和《天津邮政史料》等文献中均没有山海关车站有过邮局的记载。历史上山海关车站真没有邮局吗？答案是否定的，山海关车站不仅存在邮局，而且可能存在了好长时间。

这是三张上世纪20年代发行的明信片，不同版本，但取景的角度基本相同，片名均标注为“山海关停车场”或“支那山海关停车场”，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片图左边有一间平房，一门一窗，门上赫然悬挂着“邮局”的牌匾（图1）。图2片上，门上的牌匾换成了“二等邮局”，级别不低，门旁还增加了一盏带灯罩的照明灯。图3片上，牌匾又换成了“邮政支局”字样，临近的墙上多了广告，估计年代要晚一些。从这几张明信片上可知，山海关车站不仅有邮局，而且从这三张片就可以判断，邮局名称至少有过三种。

我们知道，1893年即已开通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时称津榆铁路，1895年天津至山海关铁路邮路开通，由天津派驻山海关的邮差负责接发邮件，后来天津方面不再派驻专门邮差，而是按约定随车在山海关与来自牛庄的邮差当面互换邮件。1899年8月15日山海关邮政分局设立，此时山海关邮政分局开设在哪里并无记载，山海关车站距山海关城不远，起初邮政分局是否就设在山海关车站呢？因在车站交换邮件已成常态，接收、发运邮件十分便捷。而后随着业务发展，是否又在关城内开设支局？

图4是癸丑年八月初二（1913年9月2日）自山海关车站邮局寄意大利明信片，盖山海关英中文腰框邮戳，上框英文 “SHANHAIKWAN/STATION”，下框中文“山海关/车站”；图5是民国二年（1913）六月初五的“山海关车站”戳票，至少说明早在1913年山海关邮局即已存在。

山海关是京奉铁路上重要的邮件转运口，“榆关事件”后，更是成为关内外邮件交换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山海关车站开设邮局应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另外，从三张明信片上的局名变动来分析，山海关车站邮局应该存在了较长一段时期，具体开局和存续时间还有待资料和实物的进一步发现和挖掘。

黑便士的问世掀开了世界邮票史，也是世界集邮史的第一座里程碑。2017年10月28日开馆的中国集邮家博物馆，在展厅内有“集邮在欧美的兴起”展板，简述世界最早的集邮者——格雷博士在黑便士发售首日购买邮票之事：

“黑便士”出售当天，英国大英博物馆的约翰·格雷博士（Dr. John Edward Gray，1800-1875）便买了多枚黑便士留存纪念，此后每次发行新邮票，他都购买。1862年，他编制出版了英国的邮票目录，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集邮者。

那么，在1840年5月1日黑便士出售首日那天，格雷究竟买了多少枚邮票呢？在他自己的集邮著述中是否有具体的记载？作为一个颇有趣味的集邮话题，笔者对此溯源探究。

先去查阅1862年创刊的《年轻的英格兰》（Young England）月刊。从当年第6期开始，这家月刊连续5期刊载《世界邮票》文章，系列介绍英国及欧美各国邮政部门发行的邮票，作者署名大英博物馆格雷博士。图1为第6期刊载格雷首篇文章的页面，这是世界上报刊杂志首次发表世界各国邮票介绍的系列连载文章。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格雷在文中前言部分提到，多年之前收集邮票成为时尚，在均一便士邮资制建立后不久，我就开始收集邮票（图2）。但是，文中他只字未提出售首日去购买黑便士之事。同时，他还坚信自己第一个提议创立均一邮资制和发行邮票。1862年12月创刊的《广告月刊》（The Monthly Advertiser），是世界第一种专门的集邮月刊（参见170233），该刊1863年2月15日总第3期就刊载文章质疑格雷的这一言论。作为大英博物馆一位著名的动物学家，也许早年他曾经对邮政改革也有关注，但由于他始终未能提供具体建议，人们也没有发现相关史料记载，所以后来便无人再理会他的说辞。

接着再看格雷编印的邮票目录。在上述连载文章基础上，经修改和补充后，1862年12月他在伦敦出版《A Hand catalogue of postage stamps for the use of collectors》（《集邮者使用的邮票目录手册》），署名也是大英博物馆格雷博士。图3为初版邮票目录的书名页，这也是英国集邮史上的第3种邮票目录。1863年修订出版第2版。1865、1866、1870和1875年，格雷邮票目录先后发行修订增补后的第3版至第6版，书名改为《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postage stamps》（《邮票图鉴目录》），书内加入邮票插图。笔者依次查阅各版次邮票目录之后发现，在第1版至第5版的《序言》内，都看到有一段他开始收集邮票的文字记述（图4，第1版邮票目录），与前述连载文章前言的内容基本相同，也均未提及黑便士出售首日去购买邮票之事。

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公司一直是格雷邮票目录的经销商，1866年起又成为格雷目录的出版商。该公司1875年元旦创办新的集邮杂志——Alfred Smith & Co.'s Monthly Circular（《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公司月刊》）。图5是创刊号刊登的第6版格雷邮票目录的整页广告。1875年3月7日格雷离世后，首任杂志主编泰勒（George Overy Tayloy，1845-1904）就以格雷邮票目录修订人的名义，在4月1日出版的月刊4月号头版发表专文，报道格雷离世信息，并追思和称赞他的集邮贡献（图6）。泰勒是格雷生前集邮好友，因格雷年事已高，1870年已经不再收集和研究邮票，所以1870年和1875年出版发行的第5、6版格雷邮票目录，均由泰勒执笔修订。泰勒在文中第3段写道：“作为一个博物学家，这位已故的绅士将会被人们铭记；但是集邮者都知道他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集邮者之一”（图7）。文末最后说：“作为最杰出的集邮先驱之一，他的名字将永远受到集邮者的尊敬”。格雷后来被集邮者誉称为世界集邮第一人（参见151133），或许最早的记载就源自这篇文章。泰勒在文中还介绍，格雷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各类邮票研究，但是绝口不提当年首日购买黑便士之事。

作为主要撰稿人，格雷时常在早期英国几种集邮期刊上发表邮票研究文章。他还经常与邮友探讨邮识，为集邮者解答疑问。图8右栏就是格雷在1863年1月15日总第2期《广告月刊》首页刊载的文章《现存的邮票数量》。笔者以《克劳福德伯爵集邮图书馆目录》（藏书现全部由大英图书馆保管，参见170334）为向导，查阅了《广告月刊》（1862－1863）、《集邮者杂志》（The Stamp Collector's Magazine）（1863－1874）、《集邮者》（The Philatelist）（1866－1876）等十几种1880年之前出版的英国早期邮刊，在所见格雷文章中均未再找到他首日去购买邮票之事。除了格雷邮票目录出版销售广告外，其他人文章提到格雷，大多为引述或评论他的邮票目录，都没有提及他购买黑便士之事。

事实上，也有一些集邮家并不认可格雷是世界集邮第一人。例如，英国集邮家菲利普斯（Charles James Phillips，1863－1940）（参见160330），他在1936年出版的《集邮：好者之王，王者之好》一书第3章“集邮的起源”中写道（图9，第34－35页）：最早的邮票收集者在比利时，我有史料表明，1848年莫昂（J. B. Moens，1833－1908）少年之时就开始集邮了，1852年起经营邮票销售，1862年出版他的第一种集邮著作（笔者注：这是世界第2种邮票目录）。在这一章内，他也提到1862年格雷在《年轻的英格兰》月刊发表的连载文章，并用1页半篇幅引述格雷连载文章的前言以及首版格雷邮票目录的序言。但是，格雷自述收集邮票的言论一句也未引用，也没有只字片言提及他是世界最早的集邮者。

创刊于1892年的英国皇家邮学会会刊《伦敦集邮家》，直到1966年10月号（总886期）才首次刊登巴特勒（A. R. Butler）的《约翰·爱德华·格雷博士》文章（图10），用一页半的篇幅简要介绍格雷在《年轻的英格兰》发表连载系列文章，以及前后出版6个版次的世界各国邮票目录概况，但文中没有提及他在首日购买黑便士之事。

集邮报刊图书中记载格雷在首日购买黑便士之事，在世界各地流传范围最广泛的，可能是英国多产作家和集邮家詹姆斯·麦凯（James Alexander Mackay，1936－2007）编著的《The Guinness Book of Stamp Facts and Feats》一书，由英国吉尼斯公司1982年首次出版发行，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系列丛书之一。麦凯曾经编写出版了几十部邮政、邮票、集邮等专著。图11为这本书第213页第7章“集邮”页面，图12为该页的第2条词目“第一位背胶邮票的收集者”。

人民邮电出版社曾在1991年5月出版发行此书的中文编译本，书名为《吉尼斯集邮世界之最》。这条词目的译文如下：

“不列颠博物馆的约翰·爱德华·格雷博士是第一位背胶邮票的收集者。他在1840年5月1日购买了黑便士方连邮票，保存这些邮票的目的是纪念他关心已久的实行均一邮资制。每当发行别种邮票，他必定收藏。最后他出版了一本早期邮票目录（1863年）和第一本集邮贴册名录。”

综上所述，在黑便士出售首日，格雷也许去邮局买过邮票，但与那时对新邮票感到有趣好奇的许许多多人截然不同，他长期坚持收集和研究邮票，1862年开始撰文介绍世界各国邮票，编写出版邮票目录，设计印制粘贴收藏邮票的专用簿册，成为走在世界集邮行列最前面的引路人之一。不过，格雷究竟购买了多少枚黑便士，看来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有正确答案的世界集邮历史难题。当年他没有留下明确说法，也不见他人旁证，现今无人知晓，也无从查考，集邮书刊发表的其他人撰文回忆记叙之词，数量各不相同，可见编著者都是臆度而已。

最后，顺便再提一下，上海邮政博物馆在馆内邮票与集邮展区，也有一块“最早的集邮现象”展板（图13，局部），列示最早的收藏者、展览者、经营者等世界集邮活动的肇始。其中第一条词目为：“最早的收藏者——1840年，英国人约翰·爱德华·格雷在黑便士出售首日购藏全张120枚”。这条词目存在错误表述，希冀能够尽快纠正，既然无法考证格雷究竟买了多少邮票，不如像中国集邮家博物馆那样写得模糊些为好。

                     ——刊于《上海集邮》2018年第1期

我有一枚美国在华邮政60分/30分的加盖隔印变体。介绍这枚变体票的文章发表在CHINA CLIPPER（中国飞剪号）2011年9月号的218页（图1）。

2016年，我偶然发现它的齿孔是10度（图2），而不是斯科特邮票目录（下称目录）上的11度，此票的斯科特编号是K14（图a）。于是赶紧写邮件给CHINA CLIPPER的编辑H.JAMES MAXWELL，告诉他，我的K14票齿度是10，而不是11。他很快就回复了：“这枚齿度10的邮票，从未加盖改值用于美国邮政。三位美国专家说这枚票是假的……糟糕的是它的原票是稀缺票。” （图b）

正是JAMES的回信使我产生了好奇心：是谁在印制假邮票？它是怎么印出来的？目录上K14的原票编号是516, 齿孔11度，而我手中这枚票的齿孔是10度，原票编号476A。从目录上可以看到，原票516的新票价是37.50美元，旧票价1.50美元（图c），而原票476A的新票价是3450或4000美元，旧票价空白（图d、e）。

诸位同好，476A 的旧票哪里去了？难道这枚票印好后，没发行？为什么目录上只有高昂的新票价？从目录所示新票价推算，1枚476A 新票几乎等于100枚516新票。世上肯定没有人会用100元的邮票去伪造1元的邮票吧！原因只能是原票加盖时或者预备加盖时，错把476A 票当作516 票了。

望诸同好不吝教正，并请帮忙检查一下自己收藏的K14，看看其齿孔是不是10度，如果是10度，就可佐证我的K14不假，如能找到实寄封或片，其上的K14是10度齿孔的话，就可说明K14确有两种齿孔。

2017年3 月，我们从骄阳如火的加勒比海岛，来到大雪纷飞的波士顿。复兴中学的老校友邢健和他的夫人，盛情邀请我们在乡间别墅住了一周。放晴的一天，他们陪我们漫步于向往已久的瓦尔登湖畔。

道路两边积雪，湖面局部尚有浮冰，小船都列队揽于岸边。没有多少游客，仅见一位穿红色滑雪衫的男子在远处站着垂钓。静悄悄的空气分外清新，密林围绕的清澈湖水，正如梭罗《瓦尔登湖》书中描写，“是一面完美的森林明镜”。我们走在软软的沙滩上，又沿着铁丝拦出的小径，向著名的梭罗小木屋走去。

波士顿是美国作家的摇篮。约170年前，也是在瓦尔登湖边，爱默生走过，霍桑走过，奥尔科特走过，当然，独居与于此的梭罗天天走过。临近的哈佛大学，如今在中国闻名遐迩，但很少人注意到，哈佛不仅孕育权贵，也孕育蔑视权贵的智者，如梭罗，以及其师、其友。（图1，爱默生；图2，纳撒尼尔·霍桑；图3，奥尔科特小说《小妇人》插图；图4，梭罗诞辰200周年邮票首日封，封上绘有瓦尔登湖边的小屋）

梭罗小木屋是重建的，供旅游者瞻仰（图5，1967年梭罗纪念邮票首日封;图6，移位变体）。料想从前这一带要荒野得多。小屋有烟囱，前门窄窄的，窗户分上下格，每格含9小格，共18小格的玻璃窗。屋后有一处堆柴的小披屋。屋内陈设一单人床，一桌，两椅，一炉子（铁铸，并非《瓦尔登湖》书中所说的砖砌壁炉；椅子也比书里写的少一把）。如果访客超过两人，大约就只能坐到床上了。

“1945年3月底，我借了一把斧子，去到了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我打算盖的屋子最近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高大的、像箭一样笔直的、年头不多的五针松做木材……”梭罗所用的斧子，据说是向小说《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借的。这一天，我们也拜访了奥尔科特的乡间别墅，那是一座楼房（图7，1940年奥尔科特邮票首日封）。

梭罗小木屋前，有一尊真人大小的梭罗铜像，不摆伟人架势，就像普通农民在走路、劳动。

亨利·大卫·梭罗崇尚“简单、简单、再简单”的哲学，两年零两个月的荒野独居生活，成为他的一趟亲身体验。除了散文集《瓦尔登湖》，他还写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并因拒绝纳税被关入监狱一天（朋友帮他交税乃得假释）。人们认为，梭罗继承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思想。而我联想到的，是比他早1100年的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放歌道：“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唐代的诗仙似乎与梭罗心心相印，脱俗、狂放的精神宜于同瓦尔登湖相伴。

《瓦尔登湖》在中国的影响出奇的广泛，2003－2012的十年间，这本书不同的中译本，竟出版了30种。可见在一个躁动不安的变革年代，编者和读者对于回归自然的宁静散文的渴求。朴素、直白、困惑、自信，170年前美国知识分子的诉求，居然牵动着今日东方人的心。

在我们访美归来不久，旅美学者戴定国在上海请无忌、邵林、广实与我吃饭。席间他谈到，即将发表《美国今年人物邮票之间的关联》一文（参见本刊今年第7期），其中谈到梭罗诞辰200周年纪念邮票，他引用《瓦尔登湖》书中的文字，表明在罗兰·希尔发明便士邮政制度5年之后，隐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还是觉得“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定国写道：“说来有点小小讽刺的是，梭罗对邮政通信不以为然。”

历史的联想挺有意思。19世纪40年代，满脸络腮胡子、衣冠楚楚的罗兰·希尔，混迹于大英帝国的上流社会，他创制的黑、蓝、红便士邮票，将维多利亚女王的形象塑造得十分完美，并成功地传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便士邮政制度在经济上也大获成功。女王高兴地亲自到邮局购买邮票，还把罗兰·希尔封为爵士。（图8、9，“邮票之父”罗兰·希尔，贵族们正在使用“黑便士”）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梭罗却对便士邮政发出嘲笑的声音。追求自由的美国知识界精英，历来藐视大英帝国的制度。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就是在瓦尔登湖附近的莱克星顿镇打响的。（图10、11，明信片上的民兵塑像和抗英战斗原址）

梭罗后期也留了小胡子，但相貌与“邮票之父”罗兰·希尔大相径庭。奇怪的巧合是：1954年，有一个也叫罗兰的人——罗兰·威尔斯·罗宾斯，在瓦尔登湖畔发现了梭罗小木屋的遗址。

梭罗终生未婚，英年早逝（45岁）。结束隐居生活后，他经常居住在康科德镇爱默生老师的家里（图12，1940年爱默生邮票首日封）。我在逛康科德镇古玩商店时，有幸买到一枚1918年的实寄片，上面印有爱默生故居的照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被林肯誉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他的故居是一座带花园的两层白色楼房。这枚明信片贴2枚面值1分的华盛顿像绿色普票，销波纹状的星条旗邮戳与清晰的圆形日戳（图13）。当我欣赏日戳上距今99年的“1918”字样时，妻子在一旁说：“有部电影叫《列宁在1918》！”多么有趣的历史联想啊。

俱往矣，时代风云变幻，人世悲欢离合，留下的是眼前瓦尔登湖的景色。正如梭罗所写：“湖的景象是多么宁静啊！湖泊是自然景色中最美也是最富表现力的一部分。它是地球的眼睛；凝视湖中，人能够衡量出自己本性的深度。湖边的水生树木是它周围纤细的睫毛，四周树木苍郁的群山和山崖是突出其上的眉毛。”

我们特地来到康科特镇邮局门前拍照留念。梭罗生前不理解新的邮政制度，美国邮政却不忘屡屡纪念他。2017年5月23日，梭罗诞辰200周年纪念邮票在瓦尔登湖旅游中心隆重首发，全美国的集邮者都注目于此。由山姆·韦伯绘制的邮票上，梭罗的肖像浓彩、传神，再加梭罗签名的笔迹，弥足珍贵。某种程度上，邮票体现了历史人物的融合，体现了文明发展的永恒力量。我尤其喜欢这套邮票的小版张，含20枚邮票。看着它，仿佛能听到瓦尔登湖边山林的回响，连绵不绝地呼喊着：梭罗、梭罗、梭罗、梭罗……（图14）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12期

邮资封片是印有邮资凭证的通信材料，集邮术语称为“邮政用品”。如同邮票会在印刷中产生变异一样，邮资封片也会形成变异，有些变异非常凑巧，让人产生别样的趣味效果，现介绍几种趣味邮资封片与同好共赏。

形像“发虚”的石舫  1992年发行《石舫》片，邮资图为颐和园内的著名景观。图示此片为蓝色10分片的套色移位变体，石舫模糊不清，形成重影虚景，犹如游客以石舫为景拍摄照片，因相机抖动而造成形像失真。

悬挂“牌匾”的城楼  1992年发行《正阳门箭楼》封，邮资图为正阳门高大的箭楼，始建于1439年的明朝，一直是老北京的象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示此封邮资图上因滴落油墨而出现一点污渍，正好位于箭楼二层房檐下的正中，呈现为圆形斑块状。猛然看去，极像在二层房檐下悬挂着一块牌匾。

发生“裂缝”的城楼  图为《正阳门箭楼》封的折白变体，折痕斜向贯穿整个邮资图，留下一道细长的白色缝隙，仿佛古老高大的箭楼出现了一道开裂的缝隙，极为形象。

“隐没”历史深处的伟人  1996年发行JP56《孙中山诞生130周年》邮资片。图示此片背面沾印邮资图，沾印的图中人物五官和头部轮廓完整，虽然不如正面图案那么清晰，但犹如伟人孙中山被“隐没”在久远的历史深处。

“震动”中的布达拉宫  1994年发行JP47《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竣工》邮资片。图示此片为复印变体，黑色图文全部上下重影，俨然如整座宫殿正处在地震状态之中。

美少女手臂畸形  正常健康的人都是左右两侧各一手臂，而离奇的是HP2009有奖贺年片中的“爱由心生”图，竟然出现左臂“长”出两只手臂，违背生理的怪异现象。图示此片即这种被称为“剪刀手”的变体。此片一经发行就引发轩然大波，还没售出的此片被紧急召回，并又重新印制了正确的图案，因而就有了“爱由心生”正错两种图案片的存世。

背负“巨柱”的战机  1999年发行JP84《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五十周年》邮资片。图为局部红色漏印变体。左侧装饰图上方连同邮政编码框呈现一件黄色的纺锤样柱形物，其边缘正好与位于最高处的一艘战机贴合。

列车“飞驰”在桥上  JP59《虎门大桥通车》邮资片发行于1996年。图示此片邮资图和装饰图上的黑色部分复印且有拖曳产生的明显墨痕。令人联想到列车在桥上飞驶的状态。然后，真实的虎门大桥是只通汽车不跑火车的。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悬索桥，当时被誉为"世界第一跨"。图10的该变体片因黑色部分出现严重的复印现象，使得复印的黑色文字全都向右上方错位，显现一种飘飞的形态，给人一种好似人们正乘车过桥时那种飞驰而过的感觉。

大亚湾即将“播放”  JP46《大亚湾核电站》邮资片发行于1994年。图示此片为局部隔物漏印变体。左侧装饰图正中偏左下处出现一块空白，呈倒三角形状，与手机视频的点播按钮极其相似，仿佛正待播放的大亚湾核电站宣传片。

银行大楼的“镜像”  JF41《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四十周年》邮资封发行于1994年。邮资图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徽和该行发行的万事达龙卡。装饰图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办公楼和建设银行深圳分行营业大厅。图示此封为其透印变体，邮资封正面的所有图文都呈镜像状地相反呈现，尤其是银行大楼，如同换了个视角看到另一个侧面的外观，极为有趣。

百岁老人再续生肖邮缘

剪纸艺术散发泥土芳香

1月5日《戊戌年》  第四轮生肖系列邮票第3种，狗年狗图，由我国著名艺术家、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的作者、99岁高龄的周令钊先生（图1）设计，他也是第一轮生肖狗票的设计者，时隔36年，再续生肖缘。

邮票采用胶雕套印工艺，雕刻布线流畅、完整。邮票第1图“犬守平安”，公犬昂首挺胸，目光瞪视前方；两只耳朵机警地竖立着，两条后腿有力地后蹬，随时能够离地飞奔、抵御外敌、守护家园。第2图“家和业兴”，棕色母犬低头亲吻一只幼崽，黑色小狗昂头挺立，眼里透出幼稚胆怯，二犬相依，舐犊情深，寓意家业兴旺。

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主办的《戊戌年》生肖邮票的首发活动将在江苏苏州市金鸡湖畔的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图2）举办。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支持，江苏省集邮协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苏州市分公司主办，生肖集邮研究会、苏州市集邮协会承办的第六届全国生肖集邮展览将于2018年1月5－6日在这里举行。届时展览现场将使用生肖邮票博物馆和金鸡湖2具临时邮戳。

出于兴趣，人们还可选带“狗”字的邮政局所投寄首日封，如广东广州市瘦狗岭邮政支局（510610）、广东四会市石狗邮政支局（526246）、贵州紫云县狗场邮政所（550506）、云南宜良县狗街邮政所（652101）等。

1月10日《拜年》  邮票为“拜年”系列的第4套。继“拜年”、“爆竹”、“献哈达”后，邮票图案表现了2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回族儿童正热情招待客人“喝奶茶”的喜庆场面。

2018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邮政局，750099）成立六十周年，采用宁夏儿童拜年图案别有一番考虑。

1月24日《中国剪纸（一）》  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

从一些考古遗存发现，剪纸至迟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现存我国最早的剪纸作品是在新疆的北朝遗址中出土的运用折叠方法创作的剪纸作品（图3）。南北朝《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隋唐以后，剪纸艺术日趋繁荣。唐代还出现了专门描述剪纸的诗句。《采胜》诗写道：“剪采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描绘了唐代佳人剪纸的优美动作和剪出的花鸟草虫的美丽效果。到了宋朝，开始出现了剪纸行业和剪纸名家。明清时代是剪纸的高峰期。

在中国，由于剪纸题材广泛，品种繁多，内涵丰富，而且材料易得，操作简单，既饶富情趣又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性，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每逢过节或新婚喜庆，人们便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

2006年5月20日，剪纸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28日至10月2日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剪纸作品分为单色、彩色和立体三大类。单色剪纸是剪纸中最基本的形式，由红、绿、褐、黑、金色等各种颜色纸剪成，主要用于窗花装饰和刺绣的底样，折叠剪纸、剪影、撕纸等都是单色剪纸的表现形式。彩色剪纸形式和技法多样，有点染、套色、分色、填色、木印、喷绘、勾绘和彩编等。立体剪纸既可是单色，也可是彩色的。它是采用了绘画、剪刻、折叠、黏合等综合手法产生的一种近于雕塑、浮雕的新型剪纸，使剪纸由平面感变为立体化。

1959年发行特30《剪纸》邮票，全套4枚，图案分别为骆驼、石榴、公鸡和戏剧人物，是一套典型的民间传统剪纸邮票。1973年编86-90《儿童歌舞》、2010－20《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等邮票，都采用民间剪纸的艺术形式设计。

我国从南国边疆到西北大漠，从云贵少数民族的村寨到东海之滨的渔村，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剪纸的踪迹，并且形成了不同地方的风格流派，大致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两大类型。总体来说，北方剪纸以质朴浑厚见称，南方剪纸则讲究玲珑剔透、清秀雅致。第一组邮票表现了4件典型的北方剪纸作品。

河北蔚县 芦花荡 王老赏  河北蔚县剪纸源于明代，其制作工艺在中国众多剪纸中独树一帜，这种剪纸不是“剪”，而是“刻”，它是以薄薄的宣纸为原料，拿小巧锐利的雕刀刻制，再点染明快绚丽的色彩而成。整个工艺过程有画、订、浸、刻、染、包六道工序，即所谓“阳刻见刀，阴刻见色，应物造型，随类施彩”而成。

《芦花荡》选自《三国演义》，周瑜不听劝阻打到荆州城外。不料孔明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把周瑜打得措手不及，兵溃而逃。周瑜兵败至芦花荡欲寻路而出、孔明暗命张飞把守，将周瑜多番戏弄，气得周瑜吐血昏倒。剪纸《芦花荡》中的张飞，左手捋须，右手执矛，一个起腿动作，大大加强了这位武将威猛暴躁的性格。

作者王老赏(图4，1890－1951)，河北张家口市蔚县蔚州镇（蔚县邮政局，075799）南张庄村人。他将古典小说、传统戏曲人物和杨柳青年画、武强木板水印窗花以及当地流传的刺绣花样等艺术特点融合于自己的剪纸艺术之中。他先后通过创作或对当时流传的戏曲人物窗花进行修改再创作，留下了约200多出戏曲中的近千幅戏曲人物剪纸作品，经他改革后的窗花戏人造型优美、性格鲜明、场面生动、刀法凝练，一扫过去千人一面死板单调的窗花样式，成为中国剪纸艺术殿堂里一笔辉煌的民间文化遗产。王老赏的剪纸艺术在构图、刻制、点彩三方面都有创新，逐渐形成了蔚县剪纸特有的艺术风格。著有《王老赏的窗花艺术》画册。

内蒙古和林格尔 牧羊图 张花女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地处内蒙古中南部，山西杀虎口外，俗称塞外和西口外。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交汇融合的重要地区。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和睦相处，产生了歌谣、剪纸、岩画、壁画等民族民间艺术。这里剪纸艺术反映山区生活较多，带有浓郁的牧歌风情。表现上多以阳刻为主，阴刻相辅，显得有纵有放，厚重而洒脱；在一些装饰性较强的剪纸中，表现风格则要比山区显得更为繁丽细密，工整精致，这也许是川区人民生活较为富足的缘故。2003年3月，和林格尔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剪纸）”。2008年和林格尔剪纸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

张花女（图5，1903－2004），从八九岁学习剪纸，1918年出嫁到和林格尔县董家营乡曹老八夭村（董家营邮政所，011515），在繁重的农耕劳作之余，开始了她的剪纸生涯，直到她去世之日，也不肯放下心爱的剪刀。她的剪纸大多以阴刻为主，物象造型简约夸张，内部装饰简明扼要，也因此显得落落大方，毫无人工雕饰之感，极具传神气质。她的作品客观地记录和反映了我国北方长城地带中原文化游牧文化融合渗透的人文历史作品，被专家学者称为“北方长城地带原生态文化的活化石”。现今，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永久收藏了张花女老人的事迹和资料，中国美术馆也收藏了她的11幅作品。

《牧羊图》（图6）是张花女95岁以后创作的作品，反映了人们自由自在的放牧场景，生动真切，泥土气息浓厚。作品奔放洒脱的表现，可以使我们捕捉到和林格乐剪纸呈现出粗犷豪放、深沉厚重的主体气质，反映了北方人民质朴奔放、热情坦诚的性格。如今，和林格尔县已把张花女《牧羊图》等作品镌刻在主干道两旁的巨石上，红艳艳的大幅剪纸扑面而来，成为该县一道绝佳的风景线。

陕西旬邑 江娃拉马梅香骑 库淑兰  旬邑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位于陕西省中部、咸阳市北部。陕西剪纸造型古拙、风格粗犷、寓意明朗、形式多样，包含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关中剪纸线条粗似针尖，风格别致。

库淑兰（图7，1920－2004），陕西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张洪邮政所，711303）赤道乡富村人。其作品主要特色以彩纸剪贴成画，色彩主要以红、蓝、黄为主，所剪内容以旬邑民俗生活题材和个人幻想题材为主，表现手法独特，作品内涵深刻，造型犷丽，独树一帜，蜚声海内外。1992年3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被誉为“剪花娘子”。

在陕西，剪纸与民歌原为形影不离的姊妹艺术。库淑兰的剪纸创作，也都是这些民歌所给予的灵感。她1982—1990年创作的多幅《江娃拉马梅香骑》（图8）就是源于同名民歌：“鹐鸨鸨（方言“啄木鸟”），鹐树皮，江娃拉马梅香骑，江娃拿的花鞭子，打了梅香脚尖子；梅香‘嗯呀，嗯呀，我疼哩！’‘看把我梅香能成哩！’揭地（耕地）照（看）逼土（安置在犁头上的铁部件，被土摩擦得很光亮），照下我倩倩（心上人）好走手（好看的姿态）！”江娃拉马梅香骑，骑着大马回娘家。大年初二，出嫁的女儿都要回娘家让父母看看，给他们拜年团圆。作品刻画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媳妇“梅香”婚姻生活初期的甜蜜。新郎江娃身穿黑色呢夹袄、蓝士林裤子，拉着小马，新娘梳着当时流行的长辫，扎着最时髦的蝴蝶结骑在马上。江娃用鞭子赶马，不小心打在了“梅香”的脚尖上，梅香喊着“我疼哩”。画面醒目处两只“鹐鸨鸨”在花树上戏耍，路边杨柳吐青，菊花、牡丹齐放，这些陪衬把新郎新娘结婚后的浪漫欢喜烘托到了高峰。

山西新绛 小别母 苏兰花  山西剪纸具有北方地区粗扩、雄壮、简练、纯朴的特点。但是，因地域环境、生活习俗、审美观念的不同，各地剪纸又有差异。其中新绛剪纸以单色为主，黑白相间、粗犷奔放、凝重洗练、简洁明快，具有版面黑白之美，雕塑厚重之感，妙趣横生，精而不陋，拙而不笨，耐人寻味。内容丰富多彩，草虫花鸟、 走兽人物、民俗风情、婚丧嫁娶、福禄寿禧，应有尽有，尤以人物见长，戏曲更为突出。2009年新绛剪纸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苏兰花（图9，1906－1995），山西运城市新绛县泽掌镇（泽掌邮政支局，043103）北苏村人。她天智聪慧，从小学习“女红”，是拿起剪刀能铰花，捏住针线会绣花，会做彩灯、花馍的巧女子。其作品不仅涉及岁时节令、人生礼仪，还包括神话传说、戏曲故事和现实的生活情景。她的艺术成就主要反映在戏曲故事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情节、场面和人物动态上，构图简洁、饱满，人物略微夸张，造型简练、概括，生旦净丑、忠奸侠义及神态、性格都通过面部表情刻画出来。《中国民间剪纸传承大师系列丛书：苏兰花剪纸》收编了她近百幅剪纸精品，

《小别母》是晋剧传统戏《蛟蛸帕》中的一折，宋室赵子云的部下寿州守将石炳，被南唐旧部康祺攻破城池，并将石夫人与幼子石恩掳取，霸作妻、子。13年后石炳收复寿州时，已改名康恩的石恩，不明底细，反助康祺打伤石炳。石夫人悲痛难忍，乃向其子讲明真情，石恩别母上阵认父，杀敌保国。作品将母子依依离别的场景表现得惟妙惟肖。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农作物的生长源自种子，花卉、蔬菜、瓜果、草药亦为如此。2017年10月4日，新西兰发行1套6枚邮票《播种成长》（Grow your own）。这套邮票的特别之处是：随票奉送种子。根据新西兰邮政的介绍，这是新西兰邮票发行历史上的第一次。但由于许多国家的海关禁止农作物种子入境，由此这套邮票出现了两个版本，即带有种子的国内版和不带种子的国际版。对有心收藏的海外集邮者而言，只能望票兴叹，无法得到邮票上的种子。

本期封面图是带有种子的新西兰国内版的小全张。6枚五边形、锦旗形状的邮票并肩而立，邮票下方尖端处白色圆形覆盖的就是种子，种子上方排列成弧形的文字说，“请把我种下”（Plant Me）。邮票图案中的植物与种子是一一对应的，每枚邮票中间部位用醒目的文字标记蔬菜的名称。除了右上角的厥叶为新西兰邮票特有的标记外，小全张右上角和每枚邮票都印有新西兰北岛和南岛组成的国家版图。小全张背景是棕褐色的土壤，右下角有作为园艺工具的小铲子。底边的文字为“播种成长｜可持续发展”，以及新西兰国铭。全套邮票有5种不同的面值，小全张售价12.50新西兰元。

图1是不带种子的国际版邮票，售价也是12.50新西兰元。说明国内版的种子完全是免费奉送的。图2上排的3枚邮票从左到右展示的是罗勒、胡萝卜和香菜，下排为韭菜、西兰花和生菜。它们有的是蔬菜，有的是草药。

新西兰邮政在介绍这6枚邮票时，采用风趣的第一人称说法，使人读来感到亲切生动。例如，作为药食两用芳香植物的罗勒（Basil），新西兰邮政用罗勒的口吻说：“我是夏季庭院草药中的明星，在意大利和地中海美食中必不可少。我经常和我的亲密朋友番茄、橄榄油、大蒜和柠檬一起出现。请品尝把我和草莓拌在一起的美味吧。我生性喜热，如果天气太冷我会生气，甚至会把我的脚趾抬起来。所以请在庭院里给我留出一块阳光明媚的地方。”罗勒的味道有点像茴香，全株小巧，叶色翠绿，花色鲜艳，芳香四溢。罗勒对寒冷非常敏感，在热和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得最好。高20－80厘米，有些稍加修剪即成美丽的盆景，可盆栽观赏。有疏风行气，化湿消食、活血解毒之功能。

其余5种邮票上的作物都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如果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后院，或者在家里有栽种花卉的盆盆罐罐，不妨自己动手，来培育一些蔬菜瓜果。它既可以活动身体，又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收获新鲜的菜蔬，做成佳肴，品赏起来感觉完全不同。那份快乐，是在菜市场买不来的。

11年前的2007年5月1日，荷兰也曾发行过附有种子的花卉邮票小版张，当时并无如此严格的规定，因此在国外是有机会买到种子邮票的。荷兰邮局甚至为他们能把花卉的种子撒向全世界而高兴。流行歌曲《小苹果》唱得好，“春天又来到了，花儿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现在正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附有种子的邮票充满了勃勃生机，只要我们播下希望的种子，就一定会收获美好的未来。

                    ——刊于《上海集邮》2018年第1期

1950年1月10日，我国邮资实行了统一（东北地区除外），印刷品资费为初重50克120元。这在《中国邮票史》^[1]及刘道宜收集的资料^[2]中都有明白的记载。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查找自己及数位同好的相关藏品后，发现独缺这一时期印刷品120元邮资的实物。而在近10件资费为120元的印刷品邮件实物中，使用日期最早者为1950年2月14日的上海市内邮件（图1）。是否我们的收藏不全，还是另有原因，上述记载有误？

正当笔者对此发生困惑时，得到一批50年代初的旧报纸，发现有关邮资调整的报道，接着又多次去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终于揭开全国邮资第一次调整中有关印刷品邮资之谜。

图2录自《人民日报》1950年1月10日第五版，其中报道：“十日起统一调整全国邮资……三、国外邮资及新闻纸、印刷品等暂按旧数收取。东北区则依此标准按当地情形调整折合东北币计算收取。”请注意这第三条中的关键词：“国外邮资”“新闻纸”“印刷品”这三项“暂按旧数收取”。换言之，在1950年1月10日的这次邮资调整中，国际邮资、新闻纸及印刷品这三项业务未在调整之列，仍按原来的资费收取。华北区按其统一邮资后第五号邮资表的标准收取，印刷品本埠50克/20元、外埠50克/40元；华东区则按其第七号邮资表的标准收取，印刷品100克/200元。这样一来，虽然从1950年1月10日起全国邮资已经实行了统一，但由于尚有少数项目“暂按旧数收取”，因而形成统一之中仍有差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50年2月1日第二次全国邮资调整后才告结束。图3录自《人民日报》1950年2月3日第四版，其中报道：“国内互寄印刷品类及新闻纸邮资自二月一日起调整如下：（一）印刷品类（瞽者文件及货样同）每重五十公分或其零数不分区内外一律为二百元。”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自1950年2月1日起印刷品类邮资各区得以统一。这在同年2月5日《解放日报》上亦有相同的报道，但与《中国邮票史》及刘道宜资料仍存在差异，后二者均记载为1950年2月1日起印刷品资费起重50克120元。对比所藏实物，笔者不得不对上述两书所载产生怀疑，而更相信《人民日报》的报道。

那末，又是何时印刷品邮资调整为起重50克120元克的呢？图4录自《人民日报》1950年2月8日《新闻纸印刷品邮资减低》 ：“（二）印刷品类每重五十公分或其零数，不分区内区外，一律为一百二十元。”而据上海《大公报》1950年2月7日第二版《新闻印刷等类邮件邮资今起减低》，亦称：“上海邮政管理局奉邮政总局电令，下列各类邮件资费自本月七日起分别更改如下：普通新闻纸每重五十公分自一百五十元改为一百元，立券新闻纸每重一百公分自二百五十元改为一百六十元，印刷类每重五十公分自二百元改为一百二十元，瞽者文件每重五百公分自一千元改为六百元，货样每重一百公分自四百元改为二百四十元。”(图5)

从中可见，北京于1950年2月8日，印刷品邮资才正式改为起重50克120元，而上海却在1950年2月7日，较北京提前一天，将印刷品邮资调整为起重50克120元。图6是胡不为的藏品，上海本埠互寄印刷品封，贴三一版毛像200元票，盖1950年2月6日上海戳，背盖同地同日到达戳，乃道地的上海200元印刷品尾日封。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在1950年1月10日起的邮资调整中印刷品类邮资并没有调整，而是“暂按旧数收取”。 即华北区暂按本埠50克/20元、外埠50克/40元收取，华东区则暂按50克/200元收取(不分本外埠)。（2）在1950年2月1日进行的第二次全国邮资调整中，才正式明确将印刷品资费统一为50克/200元。从此，除东北区外，全国印刷品资费统一。（3）直至1950年2月8日北京邮政管理局才实施印刷品资费50克/120元。上海已于1950年2月7日实施印刷品资费50克/120元。（4）《中国邮票史》和《实用中国邮资手册·完全版》中所载1950年1月10日起和2月1日起的印刷品邮资起重50克120元是错误的。

根椐上述《人民日报》等正确资料，将全国邮资统一后印刷品资费之演变列表如下（由于当时华北与华东在全国较具代表性，故以这两区为例）。

印刷品资费表（1950.1.10－1957.12.31）

参考文献：

[1] 邮政资费表（三）中国人民邮政国内邮件资费（1950.1.10－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邮票史（第7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14.

[2] 刘道宜.实用中国邮资手册[M].香港： 中国邮史出版社出版 .2003.

[3]全国邮资今起统一调整[N].人民日报，1950.1.10（2）  

[4]印刷品类邮资调整[N].人民日报，1950.2.2（4）

[5]新闻纸印刷品邮资减低[N].人民日报，1950.2.8（4）

[6]解放日报[N].1950.2.5（4）

[7]新闻印刷等类邮件邮资今起减低[N].大公报，1950.2.7（2）                                  

[8]中国近现代邮政资费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本刊讯 2017年12月2日，《迪士尼——公主》个性化邮票首发式在迪士尼小镇举行。

2016年6月16日，中国大陆第一个迪士尼主题公园——上海迪士尼乐园盛大开幕。华特迪士尼所创造的各种卡通形象，形成了一种影响世界的迪士尼文化，也激发起邮迷们心底固有的童趣与纯真。本次发行的《迪士尼——公主》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是中国邮政发行的第２套迪士尼题材个性化邮票。《迪士尼——公主》邮票在上海迪士尼小镇的首发，既充分反映了中国邮政对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持续关注和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了上海邮政为社会各界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的迪士尼文化产品的美好愿景。

首发式由中国邮政上海市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曹积书主持。在音乐声中，邮票上出现的三位公主：心地善良和举止优雅的白雪公主、善解人意与乐于助人的贝儿公主、天真浪漫及聪明热情的爱洛公主惊喜现身（图1）。她们特意步出邮票上的“奇幻童话城堡”，从上海迪士尼乐园前来现场跟与会者零距离接触互动，共度美好的欢乐时光。中国邮政上海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毕晓哉和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东区总经理胡小夕共同为《迪士尼——公主》个性化邮票揭幕（图2）。上海邮政通过穿着、才艺、谈吐在微信平台评出的7名3－10岁“最佳小公主”，也身穿公主裙专程来到了首发式现场。她们享受了免费制作《迪士尼——公主》个性化邮票的待遇，接受了与会领导的现场颁奖，并与邮票上的迪士尼三公主合影留念（图3）。

迪士尼小镇上已新设了邮筒和邮亭。邮筒一天开箱一次，邮亭供应《迪士尼——公主》个性化邮票大版册、台历明信片，以及上海迪士尼邮票珍藏册、大本册、大版票折、魔力卡书等邮品。为配合本次首发式，上海邮政启用邮资机宣传戳，戳图为奇幻童话城堡，使用地点为迪士尼小镇邮亭和小镇投递局——黄楼邮政支局（图4）。         

       （李锦林）

1926年成立的北京邮票交换会，被认为是北京创建的第一个集邮组织。然因年代相隔久远，对于该会及其会刊——《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尚存不少研究的空白，即使最新版的《北京集邮史》、《北京集邮史话》也没有太多新的内容。

《北京集邮史》刊有一帧1926年3月19日北京《晨报》所刊《邮票交换会成立》的书影（图1）。这段报道虽字数不多，但细细品读，却可发现不少重要的细节。譬如报道中说：“凡是本京会员，每星期下午三点，必在该会聚集一处，互相交换”、“闻该会会员除每星期例会外，每六个月即开一邮票比赛大会，藉以提倡集邮者之兴趣”。从这两句话似可看出，在《邮票交换会成立》见报之日的3月19日前，该会实际上已定期在每周日下午开展活动，甚至可能还举办过至少一届的每隔六个月举办一次的邮票比赛大会。相信当时邮友们自发组织且定期开展的邮票交换活动已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晨报》予以宣传性报道。不过，这篇报道并未明确提及该会是在哪一天成立的，所以2014版的《北京集邮史》将《邮票交换会成立》的见报日期1926年3月19日视作该会的成立之日并不准确。

有关该会会刊——《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的出版期数，一些较为权威的集邮资料，如：《中国集邮史》、《中国集邮与邮政要览》、《中国集邮百科全书》、《北京集邮史》等均记载仅于1926年9月和1927年6月各出版一期。《北京集邮史》也刊登了一张《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的封面，上面注明有出版日期1927年6月，及“第二期”等字样（图2）。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处的“第二期”到底是指“总第二期”，还是1927年的“第二期”呢？一般来说，如果是“总第二期”，通常会在期号数前加个“总”字，况且，刊物的期号数也鲜少有跨年度连续编号的。

最近，笔者看到一本1926年9月出版的“会志”（图3），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刊号，但奇怪的是，封面上竟也赫然写明“第二期”，难不成是印刷错误？再看封底，为英文版封面，上面同样写着“No.2”的字样（图4），显然印刷错误的可能性并不大。既然出现了两本“第二期”，则可说明该刊期号数也是按通常的年度编号的，即1926年9月出版的是1926年第2期，前述1927年6月出版的则是1927年第2期。

1927年出版的《邮票新声》第2卷第1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推断。该期发表的《中国邮票刊物调查》记录有：“会志”，北京邮票交换会，十五年六月，季刊”（图5）。说明《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在1926年6月就已出版了第1期，为季刊。时隔一个季度后的9月出版1926年的第2期“会志”也完全符合出版周期。至此，我们可以确认，《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一共出版了至少四期，而绝非仅两期。那为什么很多资料均记录该刊仅出版两期呢？原来，问题竟出在施秉章本人身上。他曾在由其主办的环球邮票社《第六次卖品目录》上发表过一篇《创业纪实》，文中说到他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有108个国家的会员加入。后因个人精力有限，物质不继，仅出“会志”两期（图6）。此文写于1932年，离1927年仅仅5年之久，作为“会志”的主要负责人竟然把出版期数都记错了，正因为这个低级错误，也导致了后人以讹传讹。

1926年第2期“会志”刊登有《本会紧要通告一》（图7）：本会自诞生以来，瞬将五月。此五月之中，会务之进步，会员之增加，不可谓非同人办事苦心之成绩也。这则“通告”告诉我们：该会成立尚未满5个月，若按该期“会志”出版之日9月20日推算，邮票交换会实际成立日期应该是5月前后。

该期“会志”刊登有《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员录》，一共收录57名会员。每名会员均记录了入会日期，包括名誉会长艾德敷（14号）、会长王翰祥（1号）、副会长汪效庸（2号）、樊惠亭（20号）、书记员施秉章（3号）等在内的1－40号会员的入会日期均为1926年5月1日（图8），41－57号均为6月1日。通常邮会正式成立之日即开始接纳会员，由此推断，该会正式成立日期应为1926年5月1日。这与“通告”中所说的“本会自诞生以来，瞬将五月”也正好吻合。至于为何《晨报》在一个多月前的3月19日就已报道“邮票交换会成立”了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邮票交换会正式成立前，自然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客观上当时邮友间已自发形成了每周日下午聚集一处，互相交换邮票的习惯，后来大家逐步有了要成立交换会的呼声，最终经过筹备期后，于5月1日正式成立北京邮票交换会。

“会志”第2期发表了施秉章的《集邮记》，详细记录了他的集邮经历，其中谈到他曾通过福州邮票兑换所、世界邮票社的魏德铭（即魏叔彝）购买邮票。到了北京后，得到集邮家裕聪霆的建议，参加裕君创办的“邮票交换会”（即“万国交换通信社”），因认同其交换办法，于1923年成为了该会会员，得以与外国集邮家直接通讯交换邮品，收获良多（图9）。据《北京集邮史话》记载，当时欧美集邮家都知道北京西城有一位B.C.Shih（施秉章的英文名），给他寄信，即使没有详列地址，信件照样能收到，足可见其集邮名气之大。相信施君后来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万国交换通信社之启发。

说到这里，顺便也要谈一谈裕聪霆创办的万国交换通信社。最早介绍该社是1924年3月出版的《邮声》第17期，说该社于1923年由裕君创办，成绩极佳，信用卓著，当时已有社员200多人。并出版过英文季刊，内容甚丰富，且该刊只分送各社员，社外人不能购阅（图10）。施秉章在其《创业纪实》中也提到，自入会后，曾收到会刊多册。由于万国交换通信社社刊已年久失传，以致该社的详细情况已难以考证。但从施秉章的记录可窥见，该社确实存在并运作过一段时间。《邮声》介绍到该社社名时，还加上“中国”两字，是否意味着该社在国外也有分社呢？从其活动方式，及其社刊对内不对外的赠阅形式来看，它也似乎更像是一个集邮组织，而非盈利性的集邮商店。如果这样的话，北京首个集邮组织就应该非它莫属了。但《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1926年第2期署名畏如（即施秉章）的《本会之缘起》（图11）说，“北京为中国首都，未闻有邮票会之组织”，这似乎间接否定了万国交换通信社是一个集邮组织。可是，施君在后面的《集邮记》中又亲口说它是一个“会”，还成为了它的会员，那又怎么解释呢？很大可能是当年施秉章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时，“万国交换通信社”已停止活动，那时的京城已无任何集邮组织存在，得益于通过交换可丰富邮票收藏的成功经验，施氏便萌发了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的念头。事实上，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万国交换通信社是一个社员间交换邮票的集邮组织，而非买卖邮品的集邮商店。所以，笔者认为北京最早的集邮组织应该是由裕聪霆于1923年创建的万国交换通信社（图12为当时裕聪霆使用的“万国交换通信社英文地址章”），而非施秉章筹建的北京邮票交换会。

1926年“会志”第2期一共有62页（按页码计，部分为空白页），其中会务信息（包括简章、通告、会员录等）共14页，目录4页，图片部分6页（实际图片3页），图说4页，正文26页，广告4页，及英文版8页。该期“会志”的主要内容有： 梁芸斋的《集华邮之我见》，施秉章的《论发行美丽邮票与国家财政之收入》、《搜集世界邮票之我见》、《各国邮票之增加与集邮家之趋势》、《集邮记》、《交换邮票与购买邮票谈》、《集邮家与邮商之比较》、《邮票与邮识》。另有各国邮票新闻19则，其中王抱存、张景盂各写3则，其余均出自施秉章之手。最后是特载《伪造邮票范围扩大》（施秉章）及集邮常识等内容。从中不难看出，近八成的文章都由施君执笔。

查1927年“会志”第2期的部分书影，会员录分中文版和英文版两部分，中文版名录仅4页，收录1926年10月后入会的会员名单，从59号会员袁寒云开始，到264号贺伯辛止。因中间很多跳号，实际仅收录了30位会员。相反英文版名录却有16页之巨，收录了109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名录，最大的会员号为264，是一位来自朝鲜的会员。该期“会志”的主要内容有：周今觉的《邮具篇》，蔡受百的《世界邮票丛谈》，王抱存的《东京之邮话放送》、《邮界专用名辞对照表》，施秉章的《巴黎邮票集会之盛况》、《香滨公司之营业状况谈》，闵镇华的《各国新出邮票》，效庸的《帝俄最古之客邮变迁谈》、《蒙古邮票谈》等，另外还有署名八闽居士的《积金积玉莫若集邮》，集邮少年的《日本现行邮票改版发行之预测》、《日本邮制笺片丛谈》，邮狂的《日本属地邮票改版后行之提议》……。与1926年第2期相比，本期的作者人数已大为改观，不再是施秉章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至少出版了四期，即1926年6月出版创刊号、9月出版了第2期，1927年出版了两期，第1期应该是3月出版，6月出版了当年的第2期。因该刊是季刊，所以1926年12月是否还出版过一期目前无从知晓。今后如有邮友能挖掘出该“会志”其它期号的内容，相信一定还能揭开更多有关该会的秘密。

本文成稿过程中，承蒙刘广实、金问涛老师提供素材和意见，顺致谢意。

参考文献：

北京市集邮协会.北京集邮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北京市集邮协会.北京集邮史话[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集邮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1.

张林侠.中国集邮与邮政要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7：55.

盛名环，黄宪明.中国集邮百科全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6: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