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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于武汉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原定于7月28日举行，但因形势紧张、交通不便等原因，一再推延。即便如此，参会的中央委员也未过半数。故而，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次会议被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紧急会议”。192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涉及这次会议的名称简化成“八七会议”。这一称谓后在党内文件、会议、领导人讲话中屡经使用，延续至今。
八七会议会址（图1）设在汉口原三教街41号，时名怡和新房，由英国罗惠公司于1920年修建，是一幢公寓式三层联排楼房。一楼为外商经营的商店，二、三楼为住房。八七会议会址是其中的一个单元，位置居中。当时，国民政府聘任的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及其夫人住在这个单元的二楼。八七会议就在他俩住所的后房举行。
召开八七会议的通知，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发出。这个阶段，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由瞿秋白主持。通知发出后，时任中共中央机关秘书的邓小平受命筹备会议。他提前三天到达会场，除安排与会代表的食宿外，还承担起了安全工作。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当时在武汉的党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震瀛、陆沉，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共青团中央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参加了会议。这些代表于会前三天分批由秘密交通员带入公寓，居住在楼内，打地铺、以面包为食。
8月7日晨，会议召开，瞿秋白主持，李维汉任执行主席。邓小平列席了会议。至天黑前，各项议程完成，会议结束。与会人员分批散去。邓小平最后一个离开，在三教街41号工作了六天。
八七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内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选出瞿秋白、苏兆征等9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等7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此次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重要标志。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湖北省、武汉市组织人员对八七会议会址开展调研、考证工作，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文物。1972年，会址初步确定，复原工作启动。1976年，武汉市文物部门按照参会代表陆定一的回忆，着手复原会址。同年10月，会址对内开放。
1977年10月，中共武汉市委决定，依托八七会议复原会址筹建纪念馆。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建成，对外开放。
作为会议的参与者和历史的见证人，邓小平曾多次为八七会议会址的修复工作提出意见，并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1980年5月20日，他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寄往武汉。同年7月15日上午，他来到会址。在端详当年与会代表的照片时，他用一句“都是年轻人啊”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感慨！
1982年，国务院将八七会议会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批）。2001年，八七会议会址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经过数次扩建、改造之后的八七会议会址，建筑面积达3036平方米，一楼设“八七会议”历史回顾展，展品包括文物、图片、史料等；二楼为“会场复原”展区，另安排展框展出相关资料，其中包括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邮票以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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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30日，几内亚-比绍发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小版张，其中，“八七会议会址”票图展示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现鄱阳街139号的会址外景（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