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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不学礼，无以立”，而揖礼与拜礼就是古代人们交往中使用的重要礼节。
揖礼源于周代以前，有土揖、时揖、天揖、特揖、旅揖、三揖、长揖之分，作揖时，由胸前向前推手。其中，土揖庶姓，推手小下；时揖异姓，平推手；天揖同姓，推手小举。
作揖推手时的手形姿势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拱手，即：两手手心向下，叠于胸前，手型稍弯而呈合覆之行。据《说文解字注》记载“拱……右手在内，左手在外。男之吉拜尚左手，女之吉拜尚右。凶拜反是。”在1998-18-3“秋风五丈原”（图1）上表现的是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邮票上的诸葛亮与列队整齐的兵士皆右手覆按左手，这种作揖方式一般只用于吊丧之中。如果说众将士对尚在人世的诸葛丞相行凶拜实为大不敬，那么孔明自行凶拜难道是在自嘲？再加上司马懿处事圆滑、知人识人且用兵谨慎，时常令人来探虚实，如传到司马懿耳中，岂不正中下怀？如此一来，势必提前引来巢倾卵覆之祸，诸葛亮生前嘱咐杨仪退兵计策将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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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揖的第二种形式是叉手。J162M（图2）上的孔子像以现藏于曲阜孔庙启圣殿的吴道子版《先师孔子行教像》为“蓝本”。吴道子乃唐代宫廷画家，他所绘的孔子双手摆放姿势为左手心与右手背相合，左手在外，右手在内，手心朝胸，手背朝前，此作揖手形乃唐代流行的“叉手”。到了五代至宋代，叉手姿势有了部分变化和发展，在T158 -1、-2（图3）和-4（图4）上分别展现听客和德明和尚作叉手姿势，这种姿势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行揖礼结束，则双手叉于离胸前稍去二三寸处。值得一提的是，中土世俗生活中，不论口语还是动作姿势，叉手均表示礼敬，这个传统由来已久，而佛教传入汉地以来，叉手被大量用于佛经译文，成为表达佛教礼敬含义。这些佛经翻译家们都是由西域来华的佛教徒，他们知道印度佛教表示礼敬的手势并不是叉手，所以东晋十六国時期，鸠摩罗什等人大量使用新创的“合掌”，来回避“叉手”可能造成的混淆。所以可以这么认为，德明和尚面对韩熙载进行叉手表示对朋友礼敬，而当他回到寺院里进行合掌来表达对佛教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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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揖的第三种形式是抱拳。这一礼法是在中国传统揖礼和少林拳四指礼的基础上加以提炼、规范、统一而成，现在成为平时切磋的习武者或参加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临场必施的礼仪性动作，这种姿势主要为左手为掌，拇指屈拢，右手成拳，左掌心掩贴右掌面，左指尖与下颊平齐，右拳眼（虎口）斜对胸窝，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高于胸齐，拳掌与胸间距离20—30厘米，从澳门《武术健身》小型张（图5）上可见这种抱拳的标准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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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礼，《周礼》记载分九种：空首、稽首、顿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其中，空首（亦称拜手）和稽首为拜仪之正和常行之礼。空首之容为两膝跪地，拱手胸前，再低头到手上，与心相平；稽首之容为两膝跪地，拱手至地，首俯于地，手不分散，非今人两手分按地面。拜手和稽首皆可单独进行，也可连贯使用，拜手的礼敬程度弱于稽首。所以，2014-23《中华孝道（一）》-1“孝感动天”（图6）描绘的人物舜正在行坐拜礼。那么为什么是坐而不是跪呢？因为在先秦文献中习称“跪”为“坐”，所以说凡拜必坐，后来每当坐着向宾客表示尊敬，往往引身而起，使坐变跪，然后俯身向下，逐渐形成了跪拜礼。问题又来了，坐却不一定拜，那怎么判断舜是在行拜礼呢？因为凡拜必拱手，我们可以从舜两手相叠在胸前，如同抱鼓，可以判断他是在作拱手的姿势。还有一枚让人匪夷所思的邮票，是在1998-18-4“三分归晋”（图7）上，表现的场景是司马炎佩剑而立，背后魏、蜀、吴三国后主如傀儡般拱手低头跪拜在地，他们行的均是凶拜，这是在自嘲？如果是合起伙来诅咒晋帝，估计性命难保，这就与《三国演义》里描述三人“皆善终”不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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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拜礼最初皆主要用于祭祀，后来施行中因实际需要而各有损益，虽然说由于人们坐卧习俗的改变，由繁入简的揖礼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但就整个中国古代而言，拜礼的演变大势却是愈后愈繁。而据《汉书》记载，只有介胄之士可以不拜，以军礼见。于是古代军中行礼时，主要有两种方式。在2003-20-1“草桥结拜”（图8）上，梁山伯居然是单膝跪地，而且是以左膝下跪的方式与祝英台义结金兰，这种跪拜作为求婚方式起源于欧洲，在中国古代也有单膝下跪的方式，却多被用在古代军中之拜，因为军人身穿甲胄，不宜罄折，跪拜失其容节，所以就有了单膝跪地的行礼方式，且一般都是跪右腿，拱手以示敬意。古代军中之拜还有一种主要的方式是立身举首拱手后，鞠躬而手垂下。如2001-27 -2“箪食壶浆”（图9）上，郑成功骑在战马上向百姓作揖致敬，受到当地百姓的夹道欢迎，当代的作揖类似于后者这种古代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