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代克劳福德伯爵（James Ludovic Lindsay，26th Earl of Crawford，1847.7.28-1913.1.31）是英国著名的藏书家、集邮家，1910－1913年为第5任皇家伦敦集邮学会会长。其私人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早期集邮文献，曾在1911年出版专门的藏品目录。其所收藏的集邮文献，离世后都捐赠大英博物馆（1973年后由重组后分设的大英图书馆收藏保管，参见170334）。近日笔者在钩稽早期集邮旧事时，查阅其中部分集邮书刊的PDF版文件，在多种集邮通讯录书刊里面，偶然发现一件早期侨居在沪的外籍集邮者史料。
图1为The International Stamp Directory（《国际邮票名址录》，以下简称“名址录”）小册子封面，出版者是位于不伦瑞克大街427号的里奇与贝尔公司（Richey, Bell & Co.），1877年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首府哈利法克斯印制。该公司是一家经销邮票和出版邮刊的公司，在《克劳福德伯爵集邮图书馆目录》第27页，记载了该公司邮票售价目录的出版情况。“名址录”共64页，其中第5页至42页，收集刊载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各地邮商的名称地址，集邮者的姓名地址，分别以城市地名为序排列。43页起全部为加拿大、英美德等国邮商的集邮广告，该公司自身也占据2个页面，分别刊登英文和法文广告。在“名址录”里可以见到集邮者熟知的老牌邮商，例如伦敦的吉本斯公司、纽约的斯科特公司，布鲁塞尔的莫昂等，早期著名的集邮家则有卡斯尔、塔普林、蒂法尼（参见160131、160229）等。
图2
图2是中国集邮者颇感兴趣的第40页，列有当时整个亚洲的邮商，屈指可数为5家，其中英属印度3家，香港和上海各1家；集邮者仅有11人，其中英属印度7人，上海4人。
图3
图3为此页所载旅居上海的4位集邮者姓名。为了搞清楚这4位的身份，笔者为此查阅多种有关上海开埠后早期历史的图书，终于在《上海租界志》（上海市档案馆编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2）找到一点踪迹。书中第六篇第三章有个人物表，收录公共租界工部局历年董事名单，经逐一核对外文姓名后知悉，其中有4位董事的姓名与“名址录”上这4人一致，因此笔者推测极有可能就是他们。但是，由于《上海租界志》人物表内没有标注董事的生卒年份及国籍，仅在书中的大事记里偶有记载他们的活动情况，因此除了第六篇第三章《人物传略》所列“米契”条目载有简要介绍外，暂未查到其它3人来沪和离沪资料，也不知他们当时在何机构任职。
在本刊编辑邵林先生的赐教和指点下得到启迪，笔者数次去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上海开埠早期出版的外文图书，再搜索浏览国外大学图书馆各种与上海开埠早期历史有关的年鉴类图书。根据《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历年编印的《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和《行名录》（Hong List），以及香港《每日杂报》（The Daily Press）历年编印的《中国日本菲律宾指南和编年史》（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以下简称“编年史”），香港德臣西报（又名The China Mail，《中国邮报》）编印的《中国指南》（The China Directory）等史书记载，笔者核对梳理了上述在沪的邮商和4位集邮者的轨迹：
图4
图5
查阅1872年《行名录》，找到邮商“Kelly & Co.”（图4），音译为开利公司，洋行中文名“别发”，开设在广东路，主营业务为经销图书、文具、烟草和经纪代理。该英文名洋行在《行名录》、《中国指南》等书中仅此一家，再据其主营业务推断，别发洋行应该就是“名址录”内唯一的上海邮商。1877年《行名录》也刊载“别发”洋行，但公司英文名改为“Kelly & Walsh”（图5），成为J. M.·开利与阿瑟·沃尔什（Arthur Walsh）合伙经营的洋行，主营业务增添印刷、出版，图书经销业务则改为批发与零售兼营。在1877年《北华捷报》第4版可见到该行多次刊登的销售广告。1904年《行名录》见别发洋行已改为有限公司（Kelly & Walsh Limited），还设立“别发印字房”。1906年4月海关造册处编印出版《1905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书》，第一部分《统计摘要——大清对外贸易报告书及邮政事务通报》，包含绵嘉义编写的《华邮报告书1878－1905》，在书名页排在第一个的经销书商就是别发洋行（参见150740）。绵嘉义1913年编辑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邮票专用贴票簿，也是由别发洋行印制的。
1850年8月3日《北华捷报》创刊号头版，刊载旅居在上海的外侨名录，无“名址录”内上述4人姓名，表明他们不可能早于1850年到达上海居留。但是1877年出版的“名址录”刊出上海4位集邮者，很有可能是采集了早已过期的信息，因为查阅1877－1879年这3年的《行名录》，都不见他们4位的踪影
图6
图7
“名址录”上的H. P. Hansen，可能出现排印错误，所见早期史书内汉森的姓名均为H. P. Hanssen。1875年和1876年2册《行名录》刊载，汉森与艾尔弗雷德·登特（Alfred Dent）合伙经营新宝顺洋行（Dent, Alfred & Co.）（图6）。查1856年《上海年鉴》，汉森已经是宝顺洋行（英文Dent, Beale & Co.）职员（图7）。后来他与宝顺洋行登特家族的其他人员另起炉灶，字号称“新宝顺”以示区别。他在1871年5月当选为工部局董事。
图8
J. P. Tate（J. Priestley Tate），戴特，1875年和1876年2册《行名录》记载，当时他与霍斯（J. A. Hawes）合伙经营“公立”商行（图8）。查1856年《上海年鉴》，那时他是一家James Bowman & Co.（未列入洋行名录，也未见中文字号）的职员。1861年2月他被选为工部局董事并兼任司库。
图9
R. B. Baker，贝克，查1861年《中国指南》记载，时任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中文全称印度伦敦中国三处汇理银行）香港分行的会计师。1865年和1868年2册“编年史”记载，在有利银行上海分行担任经理（图9）。1872年“编年史”记载，他已改任该行的日本横滨分行经理。1868年3月和1869年6月，他连续2年当选为工部局董事。
图10
A. Michie，米契（1833－1902），《上海租界志》第6篇“人物”有简略介绍，摘录如下：“英国人。船舶工程师。1856年创办浦东火轮机厂，并任经理……1862年当选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864年牛庄开埠，他曾去该地居住，为第一个在当地居住的英国人。1867—1868年再度当选为工部局董事。1869年曾以上海英商公会代表的身份，从汉口出发，乘英国军舰溯长江而上，直至重庆，进行商业调查。1883年去天津，曾任李鸿章顾问。”据1856年《上海年鉴》记载，米契原是“广隆”洋行（Lindsay & Co.）职员（图10）。1868年3月他曾当选为工部局副总董。
金问涛《上海是中国集邮的发祥地》一文提及，“因早期文献匮乏，首批集邮者的具体到沪时间及姓名，如今已难以考证”（参见161036）。确实如此，由于当时集邮人数极少，且又属于个人喜好，因此在商贸年鉴图书中不可能查询到他们4人的集邮概况，估计当年其它报刊也不会报道他们集邮之事。笔者推测，“名址录”极有可能依据之前集邮期刊所刊登的征购、销售广告来采集编辑集邮者信息，据此也无法确认证实当时上海仅有这4个集邮者。由于笔者见闻有限，至今也未找到他们4人就是“名址录”所列集邮者的其它旁证资料。现披露加拿大“名址录”这一信息，只是拟作早期上海外籍集邮者例证之一。祈望有兴趣的上海集邮史研究者再检阅核对其它历史文献，进一步查证上述4人详情，无疑将对编纂《上海集邮史》充实史料大有裨益。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