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乃中国集邮发祥地之一。20世纪初，集邮活动在上海已见端倪。在中国最早的集邮团体当推西人在沪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邮票会。十年后，第一个有影响的中国集邮者组织的集邮团体——神州邮票研究会亦诞生在此地。后起的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研究会和甲戌邮票会相继成为中国最具影响的三大邮会。张包子俊曾对三大邮会作了这样的评述:“中国三大邮会，中华会学术研究文章多，新光会国内外会员多，甲戌会内地推广多。”
正如一邮家所言，谈中国集邮史，不能不谈中华、新光、甲戌三会历史;谈中国邮学出版史，如略去三会会刊，将留下一大片空白。 但也应看到，民国时期最早和最重要的集邮出版物皆出现在这个远东第一大、世界第三大城市的“十里洋场”。1879年6月13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收买信封老人头”的征邮广告，即为我国最早的集邮文献，1880年，刊发在上海《花图新报》上的《各国信馆之印图》，是我国最早的集邮文章，1918年，上海出版的《邮志界》是我国最早的集邮刊物。这个时期在上海的中华、新光邮会和邮商陈志川、钟笑炉、陈复祥等创办的邮刊邮报以及上海集邮名家张赓伯、邵洵美、马任全、袁寒云的邮学著述，在中国集邮史、邮票史、邮政史上，其文献价值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就此而言之：谈中国邮史，不能不谈上海集邮文献史。
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的一些邮会、邮人、邮刊已在致力于挖掘民国时期的集邮文献史料，在围绕周今觉、张赓伯、邵洵美、陈复祥、钟笑炉、马任全、袁寒云、费拉尔、绵嘉义等邮人邮刊的研究过程中，稽隐索微、匡正旧志，提升了集邮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然而，深入进行集邮文献研究特别是对民国时期集邮文献研究的人相对还不多。早在五年前，勇坤兄便电告我欲写一部关于上海集邮文献的史志。我钦佩他以个人一已之力独当此书写作的胆识，亦感慨他选择了一项艰辛的挑战。
这是一部集邮专题史，但因为这是一个大专题，涉及了近代中国集邮史的大部分内容，还涉及一些集邮学的内容，因此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完成。过去没有专写集邮文献史的系统著作，本书是第一部，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为了写好本书， 勇坤兄下了很大功夫搜集资料。自20世纪90年代，即遍寻坊间书肆。早期的《邮乘》、《新光》、《国粹邮刊》、《近代邮刊》等民国时期的邮报邮刊，稀缺而价昂，他还是有选择地尽力购置了一些。为了充分占有资料，他还购置了四百册的《申报》影印本以及国内外集邮书刊等相关文献资料近万种。为此，他在山清水秀的渐江天目山租借了农舍，一方面可置放这些书刊，一方面可与青山相伴专心写作。
五年来，勇坤兄逐份逐卷查阅散见于各种报刊、文集、日记等文献中的有关集邮资料，爬梳剔抉，从文献学视角真实地再现了如周今觉、袁寒云、邵洵美、张赓伯、马任全、费拉尔、施塔、绵嘉义等集邮票、开邮店、办邮刊、写邮文的史实，系统阐述了1879年至1949年间上海邮刊邮报的发行状况、特点及历史地位、文献价值，填补了中国集邮史上没有集邮文献专史之空白，可为中国邮政史、邮票史、集邮史拾遗补缺， 殊为不易，也由此获得了出版部门的青睐。
近年来邮书出版不易文献史类邮书出版更不易，欣闻本书已获得第五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项目资助， 上海文化出版社将在今年重点推出。我为上海出版界慧眼识珠，能为光扬中国集邮文化勇于担当而深表钦佩。也因此，勇坤兄放弃了版税。他年届花甲，痴醉邮花，潜研邮史，诚心可嘉。作为他的报业同行、藏界同好、文朋邮友，恭祝《上海集邮文献史（1879年―1949年）》面世。
序作者为《中国集邮报》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