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上海邮票会成立日期及其发行会刊的情况,已由黄祥辉等披露(参见130539、130737)。最近笔者在查阅资料中,又有所发现:
图1为美国纽约的西格尔拍卖行拍品,在2014年第1071期中付拍,一件邮寄报刊所用的包封纸,贴美国上海邮局改值2分票,销戳印迹模糊,难以看清日期,寄往美国伊利诺斯州盖尔斯堡(Galesburg)。封面左上角有紫色寄件者名址章——“STAMP TOPICS/ Monthly Stamp Paper / 17-A Nanking Road, / Shanghai.”(《邮票话题》/邮票月刊/南京路17A/上海)。
图2
据黄祥辉告知这一月刊的出版情况,细看印章上四行名址,再对照月刊的刊头文字(图2,1921年10月总17期),笔者推测这个名址章章为当时发行者向订户邮寄这一月刊所用。因为:1.这张包封纸邮寄的内件,极有可能就是英文邮票月刊《STAMP TOPICS》(邮票话题)。2.这份期刊在刊头并未注明月刊,但在1922年2月前如期每月出版,出版周期与印章标明“邮票月刊”相一致;3.已经见阅的月刊,所印出版地址都是南京路17A号,与印章上的通信地址完全吻合。
再查阅斯科特目录,加盖“SHANGHAI”的美国上海邮局专用邮票,1919年7月1日起发售,且1922年12月31日邮局关闭营业,又该月刊大约创刊于1920年4月,同年11月编刊者薛多尔当选为上海邮票会理事,该月刊亦从同年11月第8期开始成为上海邮票会会刊,1922年2月起薛多尔因病暂停出刊一年多,直至病愈后1923年4月恢复编刊出版,因此这件包封纸邮寄日期不会早于1920年3月,当然也不会晚于1922年12月。鉴此,笔者认为这件包封纸尽管不能直接印证用于邮寄这一月刊,但可视为这一月刊出版发行的旁证之一。
图3
关于通讯地址“南京路17A号”,笔者也以编刊者薛多尔寄发和收到的实寄封为例进行查考。查香港The Daily Press(每日杂报)编印的1917年《指南和编年史》,在“外国侨民名录”内载有薛多尔信息,当时为上海H. E. Arnhold洋行(中文商号名“安利英行”)职员(图3)。这家洋行当时由英籍犹太人H.E.Arnhold和C.H.Arnhold阿诺德兄弟及其他2人合伙经营,租借于外滩4号友宁大楼(Union Building,后改称有利大楼)(图4)。在安利英行职员名录中也可见薛多尔姓名(图5)。美国邮政博物馆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举办《飞越太平洋——中美邮件交流》展览,内有多件与薛多尔有关的展品,图6就是其中的一件,薛多尔1917年从英国上海邮局寄出的挂号实寄封,在封面左上角印有他的英文姓名“Theodore Siddall”以及发信地名“SHANGHAI”,左边还竖印中文广告词“本号专买卖各国旧邮票”。由此对照可知,薛多尔此时还在洋行供职,但仅是一个无店铺无字号的业余兼营邮商,尚未成为职业邮商,所以信件封面未印自己的具体通讯地址。
图7
美国费城邮商克莱因(Eugene Klein,1878-1944),也是著名集邮家,1935-1937年曾任美国集邮协会会长。“珍妮倒”全张,就是由他第一个收购后再转售给集邮家格林(Edward H. R. Green,1868-1936),成为当时轰动美国集邮界的重大新闻(详见2017年3月7日《中国集邮报》头版拍卖新闻报道的拙稿)。薛多尔当时与克莱因也有经常性业务往来,图7为西格尔拍卖行2003年2月拍品,一件薛多尔寄发的挂号实寄封,收件人即为居住在费城的克莱因,于1920年9月7日在美国上海邮局交寄,据信函内容可知当时封内还夹寄10套美国上海邮局邮票。显而易见,这是一件专为集邮收藏而邮寄的实寄封,有意贴用全套16枚美国上海邮局邮票,面值远远超出实际应付的挂号邮资,封面左下角有打字机打印的英文薛多尔姓名及“中国上海”,封背打印的回信地址为“Arnhold Brothers & Co.”。
图8
北京集邮家兼邮商王晋斋,与薛多尔也往来频繁,1921年7月曾互相批量寄发首航封。图8为香港Interasia拍卖行2011年2月拍品,1921年7月1日王晋斋自北京寄薛多尔航空实寄封,手书收、寄件人名址,且收件人仅有姓名,而无具体路名及门牌号,封面右下角有浅谈的铅笔书写笔迹,系邮局员工批译中文“安利英行”后供投递之用。由此猜测平日薛多尔收件颇多,邮局员工早已熟知其就在安利英行供职。而同日薛多尔寄发给王晋斋的信件,封面左上角预印姓名及上海,无具体路名及门牌号的地址(图9)。
图10
再查1922年《指南和编年史》,看到外侨名录里薛多尔仍在安利英行供职,但洋行英文名已改为“Arnhold Brothers & Co., Ltd.”。在安利英行各部门职员名录中,通信部员工内也可见薛多尔姓名(图10)。原来阿诺德兄弟父辈三人合伙在上海开设的德商瑞记洋行(英文名Arnhold Karberg & Co.)以及内地分行产业资产,因一战爆发后作为敌产被冻结并由英国汇丰银行代管。战后,英国籍阿诺德兄弟收回父辈财产,1919年重组改建为有限公司“Arnhold Brothers & Co.”,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英商公司,但洋行中文名不变,由阿诺德兄弟执掌经营(图11)。公司总部也迁到九江路6号原祥泰木行公司(英文名China Import & Export Lumber Co.,Ltd,由瑞记洋行控股,H.E.阿诺德曾经兼任该公司总经理)办公大楼,祥泰木行公司则迁往杨树浦路。这栋大楼位于九江路四川路转角处,约建于1907年,因安利英行总部入住后而改称安利大楼(Arnhold Building),现门牌号为九江路80号、江西中路320号(图12,笔者摄于2017年5月)。前述4件实寄封可以印证,尽管薛多尔在1920年11月当选为上海邮票会理事,并将自办邮刊更改成为上海邮票会会刊,但仍在业余兼职经营邮票,对外私人通信联系还在使用安利英行地址。
图13
1920年南京路四川路(现称南京东路、四川中路)十字路口,已是繁华热闹的商业地段。路口东北角是1906年建成的新惠罗公司大楼,门牌号南京路13号;路口西北角为1906年建造的5层慈安里大楼(图13,源自上海图书馆网站),门牌号自南京路15号起始,与西邻的慈昌里大楼,都是哈同洋行的房产,沿街门面专门出租给洋人商行开设小型店铺,楼上出租作为公司写字间使用,顶层由洋人租用住宿。老牌英商福利公司(Hall & Holtz Ltd)楼房位于路口东南角,门牌号南京路14号,早在1870年代开始一直在此经营,寄往福利公司的大龙邮票实寄封——“福利封”,收件地点就在这里。后因楼房发生火灾,福利公司1935年搬离此处,而迁入到慈安里大楼经营,因此慈安里大楼后来又被人们称为福利大楼。这一年福利公司多次在《申报》刊登“搬场大减价”广告,削价清理库货商品。福利公司14号旧址地块被哈同洋行购得后兴建14层新大楼,1937年竣工时直接以哈同遗孀罗迦陵之名命名为迦陵大楼,1949年后改称嘉陵大楼。当年上海《申报》《泰晤士报》等报纸对福利公司这一变迁都有报道。图14为1935年6月27日《申报》关于哈同洋行将在福利公司原址兴建高层大楼及福利公司准备迁往新址的报道。慈安里大楼已在1999年被列入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名录(图15,笔者摄于2017年5月),并在朝南外墙上悬挂铭牌(图16)。
图17
查阅1921年《行名录》(Hong List,上海《字林西报》编印),当时使用“南京路17A”门牌号的公司洋行唯有一家——Squires, Bingham Co.(中文商号名“时评”),主要经营体育用品、照相器材等商品。图17为当时南京路12A号至18号的依次商户名称,14号前商户在四川路东面,15号起商户在四川路西面。直至1949年时评洋行与隔壁明远洋行合并交由华人代理经营,改为销售进口卷烟雪茄以及烟具,称“一中商行”,成为专业烟品店(公私合营后改称“一中商店”)。
从当年薛多尔供职所在的安利大楼,到南京路17A号的时评洋行,距离不足百米,且当时薛多尔尚无经营的店铺,又不便使用安利大楼地址用于对外联系邮票月刊事务,因而笔者断定南京路17A号仅仅是一个用于通信的收件处,由薛多尔委托商铺职员代为收取信件,以便他就近拿取。目前尚未发现材料可查明薛多尔与店主及其职员的关系情况,因此薛多尔究竟为何选用南京路17A号作为邮票月刊的出版地址,依旧还是一团疑云。另查1920/1921和1921/1922年度上海邮票会会长、书记等人的供职机构与地址,也都与南京路17A号毫无关系。依据现有资料推断,这里显然也不可能成为上海邮票会会所,所以当时会员活动大多选在博物院路5号的亚洲文会大楼内(图18,1871年建筑外貌,源自上海档案馆网站)。现在的虎丘路20号亚洲文会大楼,系1931年拆除旧楼后在原址建造。黄祥辉在文章中提到,一战后上海邮票会“会所也由江西路25号开利饭店迁至南京路17a号(今为南京东路114号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营业部)福利公司二楼”(参见130737)。由此可见,这一说法显然与史实不符。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薛多尔1920年创办《邮票话题》月刊,并将此刊转为上海邮票会会刊时,其正在英商安利英行供职,南京路17A号仅为邮票月刊的出版通讯地址,而绝对不是上海邮票会会所。
至于薛多尔1923年后经营邮票的通信地址及其场所变迁,因不属本文议题范围,且金问涛已有专文介绍(参见151236),故在此不再赘述。
——刊于《上海集邮》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