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我是一名老知青，每当看到1970年从上海寄来的信（图1），都不免感慨万端，稀嘘不已。回眸新中国往事，从1953年到197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先后有几千万人，可以分为三批。
图2
第一批是1953到1966年“文革”前夕，响应的政治口号是“缩小三大差别”和“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且基本是主动或半主动下乡的，是局部和相对小批量的。从1953年开始，北京、上海陆续有城市学生青年下乡到农村，但直到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才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此后，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58年，朱宣咸创作的美术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地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图2 ，特66），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就是这一批知青中最著名的代表。
图3
第二批是1968—1971年“文革”中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于是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也有人说人数在3000万左右）。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笔者就属于这一批知青。（图3 ，文17）尽管票名与特66完全相同，但内容上知青已经从送文化与知识到农村去的“老师”，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学生”了。
图4
图5
第三批是1972—1979年的中学毕业生。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留在了农村。（图4，T17），“赤脚医生”是基层卫生人员，一般都经过一定的培训，具有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其中大多数是下乡知青，尽管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但知青制度并未终结，1980年5月国家才取消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从此知青成为历史名词。当时返城成为知青的渴望，而上大学则是返城的一个相当好的途径，这一拨大学生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知青（图5，T18）。
图6
在这三大批下乡知青中不得不说的是上海知青，在整个知青运动中，共有120多万上海知青到全国各地上山下乡。（图6，2014-24）。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十几个省、自治区都接收过上海知青，接收较多的有江西省的波阳县、分宜县、丰城县、上饶地区、定南县、广昌县、万安县、上高县，黑龙江省的逊克县、孙吴县、黑龙江宝泉岭农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吉林省的梨树县、安图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长春市、四平市、怀德县等，安徽省的市属林、牧场、黄山茶林场等，以及福建省太和县、青海省共和县、河南省兰考县、甘肃省部分郊县、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县和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市。
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5月25日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8月15日，山洪暴发时，为了抢救国家财产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图7，文19）。
1979年，百万知青大返城给上山下乡运动划上了句号。如今，上山下乡运动已渐行渐远。尽管邮票上的知青总是年轻，但生活中的知青已经不再年轻，那个年代、那段经历，在知青成长过程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他们当年生活过的农场、乡村留下了深深的知青情结。俱往矣，知青已然成为历史，邮票也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见证。
——刊于《上海集邮》201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