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今年10月22日是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
回想80年前,无数革命先烈,在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出发,踏上漫漫征途,开始长征。一路上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破一道道封锁线,过关夺隘,粉碎了敌人无数次围、追、堵、剿,踏破万水千山,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写下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壮丽诗篇。
1987年7月16-26日,意大利ASIAGO国际邮展,举办了一次以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邮展,邮展组委会邀请拙编《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专题邮集参展,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和《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邮集都获得了组委会颁授的铜奖,当时,还特地制作了一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封(共14枚)分别贴用特73《革命摇篮——井冈山》和特65《革命圣地——延安》邮票的全套各枚,并刻用纪念邮戳(图1),由此可见长征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影响和地位。
在收集、研究、采访当年参加长征的老红军、老邮工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长征不仅是一部伟大、壮丽的斗争史,“长征”与“中国人民邮政”有一定的内在联 系。这些还得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以及对参加长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人员的组织、人事安排说起。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建立
1927-1937年,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下称“中央苏区”)在赣西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以江西瑞金为中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1931年11月7-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600多人。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它的建立是我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与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革命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中央政府下设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教育部、劳动部、国民经济部、司法内务部、工农检查局、外交部。其中司法内务部中,涉及关于邮政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赣西南和闽西苏区,在1930年建立了较健全的赤色邮政机构,制定了章程和发行、使用赤色邮政邮票,但章程内容各不相同,组织机构也不统一,加上两地币值的差异,造成很多矛盾和工作上的失误。
为了统一领导中央苏区邮政业务的开展,1932年4月24日,中央内务部在瑞金召开了闽赣两省的县邮政局以上负责人联席会议,经过三天充分酝酿和讨论,确定了对中央苏区邮政机构的整顿和管理办法,中央内务部发布了《关于统一苏维埃邮政问题》和《整顿苏维埃邮政统一组织、统一办法》的第一号布告和训令。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局址在江西瑞金叶坪中石村(图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是各苏区最高邮政领导机构,他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和管理苏区的邮政工作,制定、颁布邮政暂行规章制度,建立、健全邮政组织机构和邮路干线,统一苏区邮政资费和发行“苏维埃邮政”邮票,为建立集中统一的邮政通信体系,巩固和发展各苏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1933年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革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至苏区“兵日少而地日蹙”(聂荣臻回忆录),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当时不叫长征,说是“战略转移”或“开辟新的根据地”)。
长征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组织机构,人事编制安排上,考虑得非常周到、深远,决定指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局长张善初,特派员王群(专管邮政业务和邮政组织工作)和邮政科长钟金辉三位同志,每人携带各自成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整套资料,包括邮政章程、单式、邮票等邮政工具和用品,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组织机构的代表随军长征。
局长张善初:福建上杭县人,他是第四任局长,对邮政领导工作有一定的经验。
王群:江西吉水县人,1928年入党,在家乡搞地下革命工作,1930年红军攻下吉安后,就到吉安赣西南赤色邮政工作。由于他勤学苦干,精通业务,经验丰富,又有组织能力,内务部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曾多次委任他以特派员、巡视员的身份,到苏区各省、县帮助建立邮政机构,打通邮路。1934年9月他正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福建省邮政局搞邮政检查,工作还未结束,便被召回,要他随军参加长征。
钟金辉:江西瑞金县人,搞邮政工作时间较长,对邮务工作很熟悉,长征前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江西省邮政局担任邮政科科长,可称得上有资历、有能力的老邮工了。
他们三人中,王群和钟金辉编在当时中央政府有计划组织的干部连第一连,张善初编在其他连队。其中王群和徐特立、陆定一、李坚贞、谢觉哉、肖育华、廖仙高等中央政府机关人员在一个班,并担任副班长。
从中央政府对随军长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人员的选择和装备的要求来看,目的很明确。
1.邮政是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缺少。
2.到了新根据地后,要继续开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工作。
3.中央政府对此事的设想,人事安排考虑也很周到,万一有人在征途中牺牲或掉队,只要有一人到达目的地,即可继续开办邮政工作。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革命虽然遇到了暂时的挫折,征途上困难重重,前景叵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信念没动摇,对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三位同志随军长征,他们代表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组织机构,肩负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重任,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薪火。
二、长征初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瑞金的情况
中央政府计划长征时,成立了以项英、曾山、陈毅等同志为首,由准备留在瑞金的一部分党、政、军干部,工、农、青、妇组织和红军部队组成的“中央后方办事处”。同时任命汪奇峰同志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局长(第五任),由于中央后方办事处是一个整体领导,不再分成各部、委、局,邮政机构属其直接领导。
在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苏区后,邮政工作还是照常进行,不过情况与以往不一样。长征前因为有一定数量的邮工脱离邮政系统,加入红军队伍参加长征以后,又有一批新人补充到邮政队伍中来,这时在工作中,基本上是以老带新,不久以后苏区各省相继失陷,业务量逐渐减少,机构进行压缩,中央后方办事处坚持到1935年1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猖狂进攻,敌我力量悬殊,部队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活动,邮政业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存在,邮政机构遂相继解散。这时留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对每个邮政人员进行登记,把邮政工具用品等一律上交后,发给每个邮工一张介绍信,写明持信人的职务和工作情况,并说“红军回来或革命胜利后,凭此介绍信,可以继续干邮政工作”。这时,邮工们有的被编到游击队,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隐蔽在深山老林里。笔者在江西瑞金兴隆村拜访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邮务员黄加法时(图3,当时约80岁左右),他向我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拿出一张证明书,那是1954年,他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开给他的介绍信交给瑞金博物馆后,博物馆发给的“收据”。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军邮”的情况
随军长征的三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人员在途中没有办理邮政业务,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每天行军作战,而且行动路线要保密,基本上与外界无联系。但是军邮系统还是照常开展进行着。
根据赖绍尧的回忆录和实地采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军邮,是军队内部系统通信的组织机构,为加强军队与军队,军队与地方的通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后,由第二任局长赖绍尧组织建立“红军总信柜”(即军邮),使用一枚直式条形戳,上刻“红军总信柜”字样。
军邮在组织上属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领导,业务上则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指导。为密切配合,加强军邮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选派赖绍尧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到红军中建立红军总信柜,并担任红军总信柜主任,在总政邓小平秘书长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职务由王醒才接替。
红军总信柜(以下简称“军邮”)之下,各军团一、三、五、七、九军团所属各军,都分别设有军团信柜及军信柜,除特别重要的军事机密文件,须由部队武装护送和传递外,信件、报刊、包裹均由信柜、邮局传递。同时邮局收寄信件、报刊、包裹等邮件之外,另有特别快信,专为传递党、政、军的重要紧急文件服务。这类邮件只有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中央政府、省委、省政府、及省军区才能交寄,也只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各省邮政管理局、中心县局才能收寄。这类信件的递送,规定专人负责制,随到随走,限定时日送到,每小时行程十里,日夜不停,风雨无阻,倘遇递信员因工外出而不在单位,邮务员、局长都得走,收寄的信,邮局必须在十分钟内就得送出。这是由于当时电讯通信设备很不普遍,除指挥作战的大军,配有有线或无线电讯器材外,一般都是通过邮递来沟通情况进行联系的,省军区与中央军委之间的来往联系也是如此。事实上,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军邮担负了机要交通与传递邮件的双重任务。此外,红军指战员寄给家属或红军家属寄给红军的信件、包裹、都免费优待,不贴邮票,只需乡、镇政府或部队连队加盖一个“红军家信免贴邮票”的章子即可。军邮情况大致如此。
四、长征途中的通信情况
1985年1月17日笔者在贵州遵义,当年在中央机关机要处工作的童小鹏告诉我:长征途中在军队内部还得保持着通信,上级机关发送命令或传文件、信函等,均由通信员或机关人员递送。信上不贴邮票,也不盖邮戳及邮件登记手续之类印记,收信人接到信后,写一张收据交给送信人带回,证明信已收到。有时没有纸就在信封上签个字带回作证。在没有信封和纸的情况下,碰到熟悉的同志,就在他手上签个字,以示信已收到。
不是一个军的兄弟部队之间也有通信的情况(见照片三?),有一件红四方面军几位战士写给红一方面军先遣队的一封信,信中写到:“驻界石铺的红一方面军先遣队负责同志,你们九月二日来信已收到……”可见当时军队内通信还是较多的,但都不贴邮票不盖邮戳,传递方式是步行或者骑马。
从上述情况来看,长征途中虽然没有开办过正规邮政,但是,信函来往手续比较严密,在制度上还是有章可循的。特别是“军邮”实际上是继续在工作。
随军长征的三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人员,途中基本上没有上过战场,跟随中央机关一起行动,搞些行政、后勤管理工作,其中张善初过金沙江后掉队了,王群到毛尔盖后,随总司令部和朱德、刘伯承等被整编到“左路军”红四方面军去了,只有钟金辉于1935年10月19日,跟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五、到达陕北后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胜利会师后,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对西北土地革命战争的领导,于1935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设主席1人,下设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教育部、劳动部、国民经济部、司法内务部、工农检查局,1936年1月26日增设外交部。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到陕甘宁边区。
1935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司法内务部领导下,“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在瓦窑堡成立。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随中共中央迁往保安(今志丹县),改名为“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总局”。在此之前,随军长征先期到达陕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人员钟金辉,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把从中央苏区带来的整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资料,交给陕北交通站副站长曹世华,并组织筹建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工作。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成立后,曹世华担任局长,钟金辉负责传授、指导技术工作。
原陕北省邮局蟠龙分局局长,总局业务科科长刘维义说:“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蟠龙分局又归中央邮政总局管辖(亦称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在此之前,陕北省没有发行过邮票,我记得当时有位长征过来的同志大个子,在战争中失去右臂,我们叫他钟部长,他经常来邮局指导工作。”钟部长就是钟金辉。(《集邮研究》1984年第1期《寻访陕甘宁老邮工》一文中,原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局长刘义维说:“曹世华看到中央红军从江西带来的邮票觉得很好,决定陕北省邮局也发行邮票”。)
原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总局秘书高长直说:“在内务部工作的王群同志常来指导我们工作。”
《集邮研究》1983年创刊号封二、刊登过四枚目前见到“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最早发行的邮票。(图5)
原中华苏维埃邮政总局“苏维埃邮政”邮票的设计、雕刻者也随军长征到达到陕北。
1935年12月,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颁布了邮政管理暂行章程,随后发行了邮票,为发展西北红色邮政奠定了基础。
原先陕北虽然设立了交通站、陕北苏维埃邮政局,但在管理上、业务上还不规范,也没有章程,更没有发行、使用邮票,这些重要邮政要素。随军长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二位同志带着整套中华苏维埃邮政总局的资料,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司法内务部的授意下,迅速建立起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改变了陕北邮政的现状和邮政机构。
至此,长征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设定的目标已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王群和钟金辉历经艰辛不辱使命,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薪火,终于在西北大地点燃。使停顿了14个月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职能,在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得以延续。特别是军邮在长征途中继续使用和执行,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的职能,没有中断,延续至长征胜利新局面的打开。
六、结尾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长征的胜利,翻开了中国革命斗争史新的篇章。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革命的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邮政机构和事业蒸蒸日上,遍布各个根据地。解放战争的号角吹遍了祖国大地,势如破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节节胜利,百万雄师跨过长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解放区的邮政队伍不断壮大,机构更趋完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1931年11月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