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为了确定上海邮票会的创建日期，笔者查阅了上海早期英文报刊，终于在《字林西报》及其副刊《北华捷报》周刊找到了最早的新闻报道。现编译整理后作出综述，与邮友共享这些信息。
1912年11月26日，《字林西报》（总14865期）第5页刊登题为《集邮协会》的读者来信（图1）。读者“T”在11月25日致函周刊编辑：在贵报专栏里，我常常读到各种会议报道，诸如俱乐部和其它社团，以及一些新学会组织的文章，但是不曾记得看到过有关集邮协会的任何消息。我倾向于相信，在我们之间有不少的集邮者，因而我提出建议，如果有一些具有影响力和资深的集邮者组织一个集邮协会，将会得到我们本地集邮者的乐意欢迎和真诚支持。就在最近，在戏迷俱乐部临时委员会的积极努力之下，这个社团显然很轻易地就建立了。对此，我毫不怀疑，集邮协会也将会很容易地开始创建并取得巨大成功。同年11月27日和29日，《字林西报》又接连登载2封支持建立集邮俱乐部倡议的读者来信，小标题也都是《集邮协会》，署名分别为“Album”（集纳）和“Stamp Collector”（集邮者），后者还建议集邮俱乐部应由8位不同国籍的未来会员组成临时委员会（理事会）。
图2
从上述三封读者信件可以知悉，当时旅居在上海租界内的外国侨民中，确有一些喜爱集邮的收藏者，并期望通过组建集邮协会来互相交流邮识，丰富藏品，促进集邮活动发展。
12月3日和4日，《字林西报》（总14871期和总14872期）头版，两天连续登载以“PHLATELY”（集邮）为标题的广告（图2）：
集邮者愿意加入并协助创立一个组织，来促进他们的爱好，请与下列署名者联系。
弗雷德里克·拉奇
福州路M17号
广告中拉奇的联系地址福州路M17号，就是他自己开设的公司“Frederick Large & Co.”（来泰洋行）所在地。
图3
12月4日《字林西报》第5页再次刊载“T”读者12月3日来信（图3）：现在，F.·拉奇先生欣然同意并发起创建，他的邀约今天已经出现在这里。我确信，感兴趣的读者将会对此作出回应。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集邮协会的优势不应被忽视。本地集邮者应及时通报自己的姓名，以便会议召集前通知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期望的时刻，所以大家不应该错失良机。
从这封来信可知，“T”读者或许已与拉奇取得联系，并由拉奇同意出面牵头联络集邮者组建集邮协会。由此可见，拉奇是筹组活动的主要召集人。也许过去人们对拉奇情况不明，笔者所见介绍上海邮票会的文章，绝大多数都遗漏拉奇为主要发起人之一。
图4
1912年12月19日星期四，《字林西报》（总14885期）第9页第4栏，登载一则题为《集邮者》的新闻短讯（图4）。全文不长，译意如下：
上海似乎正在为了明确的目的而迅速地填补组织方面的空白。最新的是集邮协会，事实上这里有许多集邮者，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协会迄今为止尚未存在。然而，昨天晚上在客利饭店，集邮者聚会一致同意成立“上海邮票会”，与会的女士与先生都具有会员资格。临时委员会由下列先生组成：登特、 海伊、 哈奇森、拉穆鲁、拉奇、马岑、摩根、里德和书记施开甲，详情可从书记那里获取。通信地址由客利饭店转交。
图5
12月21日（星期六）《北华捷报》周刊（总2367期）再次刊登这则短讯（图5），内容与19日《字林西报》基本相同，只是将第2句改为“然而，星期四晚上在客利饭店，具有资格的会员一致同意成立上海邮票会”。显然，《北华捷报》周刊再次刊发信息时，在这里错将成立日期误为“星期四”。因此需要特别提醒，引用《北华捷报》这则报道需要甄别查对核证。这是目前所见上海邮票会在1912年11月18日（星期三）成立的最早报道和史料例证。毋容置疑，《字林西报》刊载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上海邮票会成立日期悬案，终于由此尘埃落定，可以得到定论。上海邮票会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集邮团体，短讯内协会英文名称为“Shanghai Philatelic Society”，译意应为“上海集邮协会”，为避免产生歧义，本文在此沿用历来我国集邮界的旧称，仍译为“上海邮票会”。从这则报道内容看，参加成立会议的人员还有女性集邮者。
这则短讯，以及此后几年《字林西报》刊登邮票会年度会员大会（以下简称“年会”）纪要新闻，都没有直接指明谁当选为会长。但是，可以从年会主持人来证实谁是会长。例如，1913年年会主持人就是拉奇，1914年和1915年年会主持人都是绵嘉义。
时隔10年后，上海《时报》在1922年11月30日刊登上海邮票会举办活动的消息，内称“该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参见130737），现在可以断定这一消息的供稿人显然将日期搞错了，致使后人信以为真，所以这一记载不能被采用。1999年版《中国集邮史》第45页记述时，笼统地讲“1912年”成立上海邮票会，首任会长等内容也与史实不符，这些显然不是疏忽，而是确属无奈，因为编纂书稿时可能缺乏准确的史料佐证。
上海邮票会成立会议推选的9个临时委员会人员，笔者细阅1913年字林西报《行名簿》，逐一查证找到他们当时的身份简况：
登特（R. V. Dent），笔笃（A. Puthod）洋行（博物院路20号，今虎丘路）店主；
海伊（M. F. Hey），江海北关（Maritime Customs）职员；
哈奇森（T. H. Hutchison），工部局支银处（Municipal Council Finance Depart.）职员；
拉穆鲁（F. J. Lamouroux），进益洋行（M. M. B. Afshar & Co.）（仁记路1A号，今滇池路）职员；
拉奇（F. Large），来泰洋行（Fred. Large & Co.）店主；
马岑（H. Matzen）禅臣洋行（Siemssen & Co.）（黄浦滩路28号，今中山东一路）职员；
摩根（G. J. W. Morgan），都易洋行（Toeg & Read）职员；
里德（W. A. Reed），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秘书；
施开甲（R. E. Scatchard），工部局工程处（Public Works Department）测量员。
图6
图7
上海邮票会创立之时有多少会员，早期邮刊说法各异，现在看来多有谬误。1913年11月25日《字林西报》刊载当月6日邮票会第一次年会消息（图6，局部），其中提到：“会员人数已经到达30人，委员会仍然欢迎其它有责任感的集邮者加入”。1918年10月31日上海英文报纸《The shanghai Times》（《上海泰晤士报》）第3页，报道当年10月30日上海邮票会会员年会简况（图7），其中一段发布自邮票会创立以来历年会员变化数据（图），现抄录如下：1913年30人，1914年38人，1915年31人，1916年18人，1917年21人，1918年28人。这篇报道的消息来源，猜测来自邮票会，当时距离创立日期不远，所以数据比较真实可信。
图8
图9
1935年7月17日，《北华捷报》周刊发表专稿《上海及其它的文化载体》，介绍4个具有丰富活动的小型业余爱好者团体，其中一节就专门谈到上海邮票会（图8。因原文分列两栏，此处已作技术处理，以便视读）。文中第2段追述邮票会创立初期情况，称1912年这座城市里仅有8名集邮者，拉奇先生召集安排这些爱好者聚会，还具体列出8人姓名。文中并讲到，经过21年的发展，邮票会成功地度过了艰难的年代，人数从最初的8个会员发展到了大约150人。经笔者核对，文中所列8人姓名都是临时委员会成员。非常明显，专稿作者错将1912年临时委员会人员误为当年仅有8名集邮者，并且错漏另一成员海伊。也许受到这篇专稿的影响，致使后来邮刊记述上海邮票会情况均出现谬误，以讹传讹。例如，集邮家朱世杰在1937年第6卷第5期《新光邮票钱币杂志》发表《上海邮票会二十五周年纪念记》一文（图9）时，极有可能引用前述错误说法：“上海邮票会创立于一九一二年……该会创始之时，会员仅八人，均属西籍，举赖琪君（F. Large）为首任会长，假客利饭店为聚会地点”。又例，1943年10月《国粹邮刊》也有文章写道：“中国之有邮票会组织，当推上海邮票会为始……创立于民国二年，为沪上西侨主办，初只会员八人，第一任会长为拉奇君”。文中的邮票会创立年份与会员人数都出现错误。或许当初上海邮票会成立会议参加人数不足30人，但绝对不可能仅有8人，因为临时委员会人数就有9人之多。
图10
图11
最后，在此再披露一些拉奇的历史资料，以更正和补充《拉奇及客利饭店史料辑录》的内容（详见本刊170541）。据《字林西报》《北华捷报》《上海泰晤士报》等英文报刊报道，在1913年至1918年上海邮票会历次年会上（其中1916年年会报道尚未找到，极有可能此年因一战后会员人数急剧减少而未举行），拉奇均当选为委员会成员，其中1913/1914年度兼任司库，代理主持1917年年会（当时会长绵嘉义外出尚未回沪）。在沪旅居35年的拉奇，在1935年8月丧偶之后，11月20日离沪回英国，当日《字林西报》刊发一句话新闻报道，并附配拉奇画像（图10）。11月27日《北华捷报》周刊也刊载信息报道，简要介绍拉奇经历。由此得知，1900年拉奇来沪侨居，最初曾在喴厘洋行做职员。他回国之后，其一女一子仍继续留在上海。拉奇喜爱体育运动，在沪期间曾经获得多个运动项目的比赛奖牌，但是此报道内丝毫没有提到他过去的集邮兴趣爱好。此后不知何时，拉奇又回到上海，据1937年11月10日《北华捷报》周刊报道（图11），当月4日拉奇在上海宏恩医院（Country Hospital）去世，享年66岁。
时值编纂新版《中国集邮史》和撰稿新编《上海集邮史》之际，相信上述辑录的史料将对补充完善这2本集邮史书记述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