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集邮者都向往着至少拥有一枚黑便士，因为它是全世界最早的邮票，同样都希望能收集到一套本国的第一套邮票，正如中国的所有生肖邮票喜爱者一样，都期盼着能获得中国发行的第一套生肖邮票——“金猴”。
大龙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绝大多数国家的邮政部门和集邮团体，都借着本国邮票发行逢百逢十的周年举行纪念庆典，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机遇，为大龙邮票举行纪念活动开展全国性的集邮学术研究，1998年是第一次，为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由纪念活动组委会策划、实施，中国集邮出版社铸就了一部《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今年是第二次，为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由全国集邮联学委会指导，《集邮》编辑部打造了一部《集邮》增刊第27期（下称“本期增刊”）。
本期增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合，成为中国集邮学术研究中又一里程碑式的宏篇钜著。
本期增刊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了几乎所有对大龙邮票或清代邮事研究可作奉献的作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寻师访友，挖掘资料，探觅遗闻，为大龙邮票前生后世的以往研究作出尽可能的补充或订正。
正因大龙邮票具有中国邮票老祖宗的身份，围绕它的出生和境遇便存在了诸多不解之谜，虽然知道它降生在哪家产科医院，却不知它的助产师（设计者）是谁，出生体重（发行量）是多少？因此，大龙邮票也是历来中国邮学家对之兴趣盎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期增刊的起首是总策划陆游会士和编辑马臻杰先生联袂制作的“对口相声”，他们回顾了一个半世纪以来集邮界对中国邮票老祖宗的膜拜经历，有意思的是并非资料的堆砌和抄录，而是在谈笑中举重若轻般盘点了大龙邮票的产生背景、使用情况，以及一百多年来各个历史阶段内中外集邮家对其收藏和研究的概况，包括版式研究、邮戳收集、著名文献、珍品流传、拍卖价格、参展成绩，等等。在叙述中，不时穿插所涉人物的生平事迹，洋洋三万余言，毫不令人感觉枯燥，甚至还夹带着幽默，这在严肃的学术著述中，也属难能可贵。
无独有偶，寓居宝岛的邮政前辈潘安生老先生以“瑜亮情结”比喻中国近代邮政初创时期两位外籍公务员赫德和德璀琳之间的合作和争权，启发读者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重温大龙邮票发行前后的邮政史。在他的妙笔下出现了恭亲王、李鸿章等知名人物，陡然猛添了本期增刊的可读性，却不失认真的史实辨析。文中，他还对华洋书信馆的利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潘老已届百岁，当为本期增刊作者中的“老大”，其余撰稿人或访谈对象中尚多有集邮界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年已九十及其以上的长者即有梁鸿贵、孙少颖、俞兆年、李镜禹等，正可谓群贤助力，共襄盛举。全刊由原著论文、综述、回忆和记者访谈等体裁的作品构成，纳入全国集邮联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主题征文的优秀作品，内容除大龙邮票外，并涉清代邮政、清代邮票、旧式邮政、集邮历史等范畴的相关课题，珠玑连篇，配图增辉。
世界邮展大金奖荣膺者、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兼学术委主任孙蒋涛会士以《〈译拟邮政局寄信条规〉历史意义初探》为题撰文，并展示了他收藏的“李圭条陈”稿本，此物存世仅有两件，由李圭亲笔手书，孙藏为当年递交葛显礼的原物，尤其精彩的是它的两个附件，一是李圭利用香港邮资片改制的中国邮资片“样品”，二是未采用邮政汇票的印样。文章强调“李圭条陈”对1895年“议办邮政折”的意义，从而起到催生国家邮政开办的重要作用。
国际邮展国家大奖、国际大奖、荣誉大奖获得者魏钢会士是蒙古邮政史素材的丰富收藏者和权威研究者，他为本期增刊提供了重要史料的图片，以文献和库伦邮局挂号开局封等珍贵实物论证了大清邮政库伦邮局的开办日期为1910年1月14日，纠正了国外研究者误认“己酉腊月初四”为1909年12月4日的说法。
世界邮展大金奖荣膺者、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兼邮展委主任李曙光会士是著名的中国军邮史专家，近年来他对欠资邮品的收集和研究也屡获佳绩。在本期增刊中，他剖析了各种性质或成因不同的大清邮政早期欠资实寄邮件，“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竟达18种之多，都是中国欠资邮票发行前的实物，如未贴邮资、少贴邮资、函件超重、途中掉票、信封冒充明信片、函件冒充印刷品，等等，正因早年中国尚未加入万国邮联，当时又有外国邮政在华营业，个别地方实行“特殊邮资”等异常情况，这些邮品之所以欠资，乍看都是谜，经过作者的点拨，读者会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在恍然大悟后增长邮识。
本期增刊还展示了存世仅见其一的海关邮政时期欠资封，出现在李云筱先生的大作《大龙邮票发行后经海关邮政寄递的国际邮件》中，此封于1894年由英国寄北京，因时值冬令天津海河封冻，信件需经津镇驿路递运而加收国内信函邮资3分银，又因寄件人少贴1便士邮资（合2分银），向收件人合并收取5分银，信封上有手写在空白处的“5”和带六边形框T字戳内的“10c”，后者表示法国币值金生丁的数值，前者表示大清纹银的分值。此文使用4件实寄封片，阐明清代海关邮政处理北京使馆邮件和冬季陆路运邮的收费方式。
本期增刊文章直接研究大龙邮票的有黄定光先生的《中国大龙邮票专家陈湘涛与英国集邮家保罗·霍克的三封信》，首次披露半个多世纪前中外集邮家合作研究大龙邮票版式的具体细节，并将英文原函作出汉译，为大龙邮票版式研究爱好者和集邮史研究爱好者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是中外集邮家迄今最成功的一次版式研究合作，后无来者，正如陆游先生在访谈中所言“遗憾的是……直到目前还没有人能继续这类版式研究。”
大龙邮票本身的版式研究进展甚微，但其万年有象图样票的母模和印样则有上海中年集邮家赵岳先生在进行着研究的努力，且已对其无齿黑色印样和有齿黑色印样的复组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龙邮票是中国邮票的始祖，万年有象图样票则犹如中国邮票的“前世佛”了，单枚的收集已属可遇而不可求的高难度活动，复组的研究则更需依靠充足的实物或图片，好在当前科技进步，印刷工艺精良，集邮学术专著及拍卖目录所附的图片也大可利用。有鉴于此，期望中国集邮界能充分发挥文献的作用，进行过去“穷措大”们敢想而不敢为的，包括大龙版式研究在内的各类珍贵邮品或大量较贵邮品的研究。
本期增刊对有关大龙邮票的文献资料也有相当详尽的记述，江苏的集邮文献收藏家金晓宏先生梳理了11种专著和12种专辑，前者大都是个人研究的成果报告，后者主要是多位作者的文章集纳，他对每种出版物的编（作）者、形式、页数、内容或文章目录、标价、参展获奖级别，以及前人的评价，都作了力求完整的记录，并附刊它们的封面图片。文末还附录了一个容量较大的表格，列出20位作者的“大龙邮票代表作”，并加上详细的注解，例如周今觉在《邮乘》和《邮典》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施塔发表在The Amarican Philatelist上的Discovery of the Sheet of Wide Spaced 3cts, Stamps & Its Plating，以及《新光邮票杂志》发表的《施塔氏论海关大龙版式函》。
本期增刊中，上海的另外几篇获奖征文也都是围绕今年纪念活动的“命题作文”。祝建国先生的《大龙邮票印发数量的研究》对已有相对共识的“定论”发起了“大胆的假设”，在论据和写法上都有新见。他在复习以往的各家说法时，不禁让我想到了民国初年黄兴追悼宋教仁的挽联（下联）：“你说（凶手）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摆出费拉尔、绵嘉义和刘广实分别记载的数据，追溯他们的依据，提出自己发现的疑点，重新估算大龙邮票的印发数量，修正160万枚左右为140万枚左右。他以邮政收入不仅只有邮票销售而尚有大客户的年费为依据，抵扣了约20万枚邮票的数量，而在“小心的求证”方面还有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可做。
邹子阳、徐金德两位先生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集邮史上与大龙邮票密切相关的人物，绵嘉义是最初撰写邮票报告的海关官员，欧瓦尔是批量购买大龙邮票的最大客户，在新版《中国集邮史》甫将定稿之际越多掌握他们的生平信息，越有把握保障相关篇章的质量。张兰青先生写英国大卫德爵士收藏的大龙样票，“人”“票”并重，还涉及更多其他藏家，也为集邮同好茶余饭后的神侃准备了丰富的谈资。
本期增刊披露的其余优秀征文也都紧扣主题，如重庆阮秀佑先生的《大清国家邮政史之“差别邮资”研究》阐明了大清国家邮政开办之初的特殊时期，日本客邮和法国客邮为竞争中国的国际通信业务，分别实施“优惠资费”，低于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邮资，揽收邮件，而大清邮政以免收国内邮资的方式，接受只贴优惠邮资的邮件，换贴相应的客邮邮票，交由客邮局寄往北美、欧洲。文章展示了不同年代不同业务的混贴封，从所贴邮票的面值可见它们低于大清邮政公布的国际资费。广东集邮家傅骥会士的征文综述了大清邮政开办后珠三角民信局的衰亡，蔡少明会士的征文则解析了侨批局与民信局的异同，前者因经办海外侨批银信，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退出历史舞台。
《集邮》总编辑刘劲会士专程亲赴上海，采访了梁鸿贵、刘广实和杜圣余三位先生，他们都是大龙邮票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全国集邮联前副会长刘广实会士于60年前即已在邮刊上呼吁纪念大龙邮票的发行，这些年来，他在集邮学术研究中一如既往，孜孜不倦，自我要求极严，围绕大龙邮票，他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例如华洋书信馆是通过上海海关就近得到，还是通过天津“总馆”分发得到大龙邮票？既需要文件，还需要实物。
在本期增刊的首篇中，陆游先生就说明了当今研究大龙邮票的现实意义，我想，这也是今年编行本期增刊的意义，温故知新，不断普及与提高，让每一位中国的集邮者都懂得乃至熟悉大龙邮票，激起对中国古典邮票的兴趣，从至少收集一套或一枚大龙邮票开始，直到全面提高各自的集邮学术水平。
——刊于《集邮》201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