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清末海关资料及集邮书刊中有关大龙邮票印刷数量的史料进行比较与研究，发现费拉尔备忘录和绵嘉义《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中记载的印量不实，刘广实推算的印量存在偏差。从而重新估算大龙邮票的印发总量，认为应在140万枚左右。
一、以往的记载
1.费氏说
1896年8月22日正是蟠龙邮票筹印期间，费拉尔向总税务司赫德呈报了一份有关邮票与明信片的备忘录，内容包括海关邮政时期发行的三套邮票的基本状况和建议发行加盖改值邮票，并提出了国家邮政邮资票品的设计方案。费拉尔的这份备忘录后来被译辑成了《费拉尔手稿》[1]，其中就有大龙邮票发行数量的记载：大龙1分银印量约为85400枚，3分银印量约为185500枚，5分银印量约为75700枚，总计34.66万。
2.绵氏说
1906年绵嘉义编写的《华邮报告书》（1878－1905）作为附录M列在《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的后面[2]。报告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 “华邮纪要”，第二部分为“华邮目录”，详列1878-1905年大清海关与邮政官局所发行邮票的种类、发行日期、面值、刷色、齿度、发行数量以及著名的变体等，包括全部明信片、封口纸以及快信邮票。第三部分为邮票插图。第二部分所载大龙邮票印量为：薄纸、阔边大龙邮票合计515704枚，厚纸大龙邮票488260枚。其中1分银票206486枚，3分银票557868枚，5分银票239610枚，总计100.3964万枚。
3.刘氏说
刘广实1988年发表《论“大龙”邮票》一文，对大龙邮票的发行数量做出估算：第一期的3种面值印数均不止10万枚，第二期的印数较少，但二、三期的总印数应多于第一期，3分银的总数又应倍于1或5分银，由此推算，1、5分银各印约40万枚，3分银约80万枚，大龙的总印数约160万枚，合关平银48000两。《中国邮票史》在引用上述数据后认为：“这个数字，看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
二、原始的材料
查阅天津海关大龙时期的有关资料，找出1878年7月至1879年底与大龙邮票印刷数量有关的内容如下：
（1）1878年8月5日天津海关税务司致海关总司署上海造册处代理处长夏德文第1号[5]91
上月29日第一百七十八号备忘录已收到，并收到下列邮票：
3分银邮票600张，计15000枚
5分银邮票200张，计5000枚
合计：800张，20000枚
（2）1878年8月8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2号[5]94
第一百八十四号备忘录和下述邮票已收到：
3分银邮票500张，计12500枚
5分银邮票500张，计12500枚
合计：1000张，计25000枚
（3）1878年8月18日德璀琳致夏德函[5]96
……
最近，有一轮船抵津，我收到了欧瓦尔先生一封信和一张关平银81.50两的支票，以偿付：
1675枚3分银的邮票，计值关平银50.25两
625枚5分银的邮票，计值关平银31.25两
总计值关平银81.50两
……
（4）1878年8月20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16号[5]100
贵处第二百号备忘录及所附3分银的邮票业已收到，共2333全张，加上先期收到的1600全张，和拔拉茂旦先生私下发行的67全张，共4000全张，100000枚邮票。
……
（5）1878年8月20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17号[5]100
现谨将与本日第16号去文有关之事转告阁下。我已收到25全张5分银邮票的付款关平银计31.25两。这些邮票是拔拉茂旦先生交给欧瓦尔先生的。
……
（6）1878年9月4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4号[5]102
阁下第二十九号备忘录和所说的1分银的邮票500张，共12500枚已收到，谨此转告。
（7）1878年9月17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5号[5]105
阁下第二百二十三号备忘录和所说的邮票一包已收到，包内有面值1分银邮票1000张，共计25000枚。
（8）1878年9月19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6号[5]106
阁下本月12日第二百二十九号备忘录连同邮票一包已收到，包内有面值1分银邮票1000张，共计25000枚。
据上述资料作不完全统计，从1878年7月29日至9月19日，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德璀琳已收到1分银邮票62500枚，3分银邮票129175枚，5分银邮票18750枚，合计210425枚（表1）。
表1 造册处发往天津海关的邮票数量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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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邮票面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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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银 |
3分银 |
5分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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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7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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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枚 （600张） |
5000枚 （2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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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8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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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枚 （500张） |
12500枚 （5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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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8月18日 欧瓦尔购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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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枚 |
625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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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8月20日 含拔拉茂旦售出（欧瓦尔购买）1675枚（67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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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枚 （40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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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8月20日 欧瓦尔购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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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枚 （25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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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9月4日 |
12500枚 （5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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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9月17日 |
25000枚 （10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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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9月19日 |
25000枚 （10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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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底合计 |
62500枚 |
129175枚 |
18750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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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底总计 |
21.0425万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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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12月12日催印 |
100000枚 |
150000枚 |
150000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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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底合计 |
162500枚 |
279175枚 |
168750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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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底总计 |
61.0425万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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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8年8月至12月，德璀琳将收到的大龙邮票分批先后发往北京、芝罘（烟台）、上海、牛庄、汉口、九江、芜湖、镇江和宁波等各地海关（表2）。
表2德璀琳发往北京等九地的邮票数量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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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和地点 |
邮票面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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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银 |
3分银 |
5分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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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8月9日 发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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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枚 （100张） |
2500枚 （1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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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9月4日 发芝罘（烟台） |
1250枚 （50张） |
2500枚 （1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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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9月5日 寄欧瓦尔 |
5000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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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9月5日 发北京 |
1250枚 （5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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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1月23日 发上海 |
25000枚 （1000张） |
25000枚 （1000张） |
25000枚 （10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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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1月23日 发牛庄 |
625枚 （25张） |
2500枚 （100张） |
2500枚 （1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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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1月23日 发汉口 |
1250枚 （50张） |
5000枚 （200张） |
5000枚 （2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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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1月23日 发九江 |
2500枚 （100张） |
2500枚 （100张） |
2500枚 （1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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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1月23日 发芜湖 |
625枚 （25张） |
1250枚 （50张） |
1000枚 （4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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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1月23日 发镇江 |
2500枚 （100张） |
2500枚 （100张） |
2500枚 （1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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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1月23日 发宁波 |
625枚（25张） |
2500枚 （100张） |
2500枚 （10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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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2月17日 发芜湖 |
300枚 （12张） |
300枚 （12张） |
300枚 （12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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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2月17日 发九江 |
300枚 （12张） |
300枚 （12张） |
300枚 （12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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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2月17日 发宁波 |
300枚 （12张） |
300枚 （12张） |
300枚 （12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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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2月17日 发汉口 |
300枚 （12张） |
300枚 （12张） |
300枚 （12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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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41825枚 |
47450枚 |
44700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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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
13.3975万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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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12月12日德璀琳再次发文给上海海关造册处（致柏卓安文第14号）[5]155，称：总税务司已决定继续试办邮政工作，造册处所印制的邮票，库存即将用尽，请您尽早供应我。5分银邮票，150000枚；3分银邮票，150000枚；1分银邮票，100000枚。3种面值合计40万枚。
截至1879年底，第一期薄纸大龙可查的印发数已达61万枚以上，下文将此称为“初期实际印量”。
三、比较与质疑
1. 费氏数据似不完整
将费氏、绵氏、刘氏三家的数据和初期实际印量进行比较（表3），从中可见，大龙票最初一年多的实际印量已显著超过费氏记录的总印量。在《费拉尔手稿》中没有找到他本人对大龙邮票印量数据来源的说明，毕竟，这只是后人捡拾的“片言只语”，而由费氏呈送赫德的正式文件是否也采用了同一组数据还有待考证。可能是当年费氏掌握资料不全，也可能是后来辑书者所见不够完整，总之，费氏数据似不完整。
2. 绵氏数据部分可信
1905年绵嘉义在上海海关造册处处长马士的帮助下，调阅了造册处留存的大量邮票印制资料，并在1906年3月31日编写完成《华邮报告书》（1878－1905）。这份报告书书写规范，内容详尽，长期以来一直被集邮界视为官方正式记录，以至于周今觉[6]和黄建斌[7]等集邮大家在以后谈到大龙邮票发行数量时，都引用了绵氏的数据。但是，集邮家尤其是国际邮坛的名家，如勒夫雷司和美尔斐尔等人在对大龙邮票作深入研究时，发现《华邮报告书》存在不少臆测或误记数据。1922年2月22日，绵嘉义在上海邮票会聚会上作有关大龙邮票的演讲时，也坦承自己早年编著《华邮报告书》因资料局限，存在不少臆测（on conjectures）[8]。此演讲稿后由邵洵美译注，以《海关首次大龙票重要史料》为题，从1943年11月发行的《国粹邮刊》第25期起，分3次连载。
按大龙邮票印刷时期进行比较（表4），其中绵氏统计的第一、二期大龙邮票印量的合计数比初期实际印量还少，因此不能采信。
绵氏记载的第一、二期大龙邮票印量偏少，存在误记的可能。绵氏对第三期厚纸大龙印量的统计数为：1分银邮票117475枚，3分银邮票269040枚，5分银邮票101745枚，合计：488260枚，在没有其他资料可证其不实的条件下，似可采信。
3.刘氏数据的推算存在偏差
与绵氏恰恰相反，刘氏对第一、二期大龙邮票印量的估算明显偏高。回顾他的推算依据，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大龙的总印数约160万枚，合关平银48000两。这个数字应和大龙时期（共七年）的邮政收入相近。” 也就是说，刘氏160万枚印量的估算是以邮政同时期的收入数来核算的。然而，大龙邮票发行期间，商行及大量通信的人还是习惯使用“邮资登记簿”记账而不贴用邮票，1896年1月22日津海关邮局司事申玛思呈税务司建议书（津海关呈总税务司署文第1619号之附件）中陈述：
“对于著名可靠的用户采用邮费记账的办法，使用一本‘邮资登记簿’，从天津取得的经验看来是为公众所欢迎的。商行及大量通信的人特别认为便利。建议每个海关邮局都使用这种‘邮资登记簿’，凡使用此簿的都有专账。”[9]131
一些海关关员的信函也不需要贴中国邮票。1878年11月25日德璀琳致赫政的函中有一段就说得很清楚：
“同时，请指示贵关邮政处负责人注意，对在上海为所寄的非公事信函付出的邮资要另行登账，不要与海关公事信函的邮费的账目相混。
海关关员的信函不需要贴中国邮票，因此，把它们区分出来另放一处是很容易的。”[5]96
此外，邮政的收入也并不限于出售邮票和记账收款的邮资，还包括邮政信箱租金等其他来源，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据1886年1月12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150号记载：1885年上海一个邮局的纯收入为6482元，其中邮政信箱租金为1400元（140个信箱，每个每年10元租金），占纯收入的20%以上。[10]39
1895年10月18日德璀琳呈总税务司署文第1533号之附件二显示，1892年10月1日起至1895年9月30日为止的邮政财务收入，内分“出售邮票收入”“内运邮费收入”和“其他收入”（表5）。[9]125
表5 邮政业务分类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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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业务收入 |
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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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1893 |
1893－1894 |
1894－1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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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邮票收入 |
2981.12 |
3100.40 |
5546.16 |
|
非出售邮票收入 |
1226.52 |
1042.19 |
1448.89 |
|
内运邮费收入 |
776.46 |
779.54 |
1028.96 |
|
其他收入 |
450.06 |
262.65 |
419.93 |
|
收入总计 |
4207.64 |
4142.59 |
6995.05 |
|
出售邮票收入占比 |
70.85% |
74.84% |
79.29% |
从中可见，出售邮票的收入占总收入的70－80%
四、全面的分析
第一期大龙邮票发行后，尽管宁波等地的销售并不理想，正如1882年8月2日浙海关代理税务司马吉呈赫德文第88号中陈述的： 从1878年11月23日至1882年7月31日为止，只售出邮票10.45两关平银。我认为中国人好像不懂邮票的用途，宁波已有的八家民信局更得到中国百姓的信任。[10]24
但是，上海、天津和镇江等地邮票销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上海，购买邮票者不仅有外国人（包括集邮者），而且还有中国的商人和普通百姓。1879年6月13日至7月11日，大龙邮票发行将近一年之际，《申报》前后11次刊登哈立斯收购信销邮票的广告[11]，其中海关人头即为大龙邮票：
工部书信馆人头每百个价二角
海关人头每百个价二角
东洋人头每百个价三角
如送至新泰兴洋行内哈立斯收取
即可付价 他国之信封人头亦可收买
六月十一日启
《申报》是一份中文报纸，哈立斯刊登广告的目标明显是针对中国人的，他的起征数是“百个”，从中可以看出大龙邮票当时在上海的使用数量之多和使用人群之广了。
第一期薄纸大龙邮票后期印刷时，由于个别子模损坏和纸张大小不一，3分银邮票全张从25枚（5×5）减为20枚（5×4），印量有所减少。
第二期阔边大龙邮票的印刷因受到纸张等问题的限制，数量锐减，尤其是5分银邮票，据有关报刊报道（原始数据来源不详），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纸张，使用一种法国产的薄而易脆裂的葱皮纸印制的邮票数量甚少，仅800全张，计2万枚[12]。
刘氏根据邮政收入估算的第一、二期大龙邮票印刷总量为约110万枚，因其没有虑及非出售邮票收入约20%，去除这一部分后，第一、二期大龙邮票的总印量应为约90万枚。又因初期实际印量约61万枚。第三期印量按绵氏说，约49万枚。如此则第一期后期至第二期全部的印量应不超出初期实际印量（61万枚）之半，约30万枚。
五、结论
根据清末海关资料统计，截至1879年底，第一期大龙邮票的印量约61万枚；根据邮政收入推算，第一、二期大龙邮票的印量约90万枚；采用绵嘉义的记录，第三期大龙邮票的印量约49万枚，因此，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的印刷和发行量应在140万枚左右。
致谢：刘广实老师和邵林老师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费拉尔.费拉尔手稿[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1.
2． 孙少颖.中国集邮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5
3． 刘广实.论“大龙”邮票[J].上海集邮，1988(3): 6-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邮票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95.
5． 天津档案馆等.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
6． 今觉. 华邮图鉴（一）[J].邮乘，1925.1(1) :17.
7． 黄建斌. 大龙邮票简介[M]//.大龙邮票集锦.台北:黄建斌,1993: 6.
8． 绵嘉理义. 海关首次大龙票重要史料[J]. 邵洵美，译.国粹邮刊，1943.3(1): 1.
9． 中国邮政文史中心.海关邮政档案译稿[M].北京：时代出版社，2013.
10.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邮政[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收买信封老人头[N].申报，1879-6-13(7) //黄祥辉.《申报》集邮旧闻评注[G].上海：上海虹口区集邮协会，2011: 24.
12. 赵春英.“大龙邮票”掠影. [J].中国印刷，2015(2): 84-86.
——刊于《集邮》2018年增刊第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