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观条件与时代的造就

人物，都是时代造就的。从集邮史的角度观察，一个地方的一个时期，都会出现少数杰出的领军人物。在上海，从我“听”到的历史说，20世纪初有李辉堂、朱世杰、陈复祥，接着是周今觉、张包子俊、陈志川……建国后，从我“见”到的现实说，以“文革”划界，前有钟笑炉，后来者就是刘广实了。

过去常说，集邮需要有钱、有闲和有识。广实有识，勉强可说有闲，却并不有钱。

广实有识。他先集书后集票的故事已为众所熟知。他集邮不久就悟到必须研究，于是先买邮刊来“充电”。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足迹不广，在境内从来还没有见过另一位集邮家拥有像他这样丰富的邮书，而且他买书是为了用而不是单纯的藏。他原就聪明睿智，生在书香门第，素来就有读书做学问的习惯，一旦获得了这些集邮典籍，再有高人点拨，更加博闻强记，很早就掌握了丰富的邮识。后来，我俩谈起学习写作的经过，原来走的都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的道路，而我们的《唐诗》便是以《邮乘》、《国粹》为代表的同类书刊。旧邮刊上的重要文章，他都曾熟读，而且牢记，甚至刊登在哪卷哪期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

这里说的高人，即林霏开曾在“邮人剪影”专辑《承前启后刘广实》中所说的张赓伯、陈复祥和钟笑炉，一人而得三师。其实，广实谦恭好学，就我所知，不少老集邮家，都同他结成忘年的知己，已故的就有孙君毅、周煦良、陈湘涛、史济宏、王纪泽、张包子俊、崔显堂等，何况还有诸多健在的，亦师亦友，又何止三人。前辈苦于无人传承，发现可造之材，焉不倾其所知而授。钟笑炉将记述中国解放区邮票的手稿本交给广实，充分说明了广实正是前辈们心目中的可靠接班人。

广实相对有闲。这里所说的“闲”是指可以不受集邮之外的琐事拖累。陈志川迷邮，抛弃了本该延续的学业；钟笑炉研邮，关闭了前店后坊名为“袜厂”的小百货商店；广实爱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幸运地以发展集邮为业，得以全身心地投入上级布置的集邮工作和自由选题的集邮研究。在这样的状态下集邮，虽非“独此一家”，但在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集邮队伍中，毕竟只属少数。

广实的上代，都是知识分子，并不有钱。只是他当教授的父亲工资较高，在粮棉油糖都需凭证供应的年代，父子俩的“可支配收入”在平常百姓看来俨然是一个可羡的数字。不过，这些金钱若用于高水平的集邮大概只能换得第二流的珍邮，而以有限的费用能买到重要的邮品，关键还在于广实的邮识，用现在的话来说，或许也算是发挥了“节俭集邮”的精神。

“文革”前夕是旧信封不大值钱的年代，现今的价格已较当时增长百倍乃至千倍有加。照这个比例折算，假定广实只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十分之一来购买邮品，就相当于现在每年可有超过10万元钱可供集邮消费。当然，这只是一种虚拟的比照，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理想。但广实确曾通过购买获得了现今价值不菲的邮品。邮识是前提，必需的资金则是后盾。

有钱、有闲和有识只是可能取得集邮成就的条件，但要达到广实那样的境界，不仅需要认真踏实的钻研精神、科学合理的思考方法，更重要的是还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道德。

集邮复苏的中流砥柱

我与广实，当时的居处近在五分钟自行车程之内，但相识相知，却因故耽误了一二十年。那是“文革”中期，集邮虽然未被明令取缔，但已被当作一种不合潮流的落后倾向，邮商们都已“洗手不干”，同好们更不可能以一个公开的群体出现在社会生活中。

他当时的家庭结构也特别适宜男人们聚会。几乎就在静安邮政支局背后的一墙之隔，形成了一个集邮者的安乐窝。人们在这里能遇到知音，能听到旧交的消息，能畅谈邮经，能看到愈合心灵创伤的“宠物”。外地来沪出差的同好，将此视同“集邮教”的圣地。任尔勤从贵州来，明明有招待所不住，在附近入住旅店，却在广实家聊了个通宵，后来干脆在他的卧室兼书房里摊一张草席，让宾主俩真正享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情趣。孙君毅写的《周今觉传》在此引起讨论，后来被编成《丁巳邮人唱和集》的原稿以及应作者要求没有收入此集的原稿在此吟诵，杭州来的张包子俊和无锡来的孙君毅，同既代表邮政部门又是私人邮友的吴凤岗在此会晤，直至俞炳森的《春风邮刊》在此征稿，再后来，邮票发行局资料室负责人署名文章的征求意见稿在此传阅，艺术性电影记录片《集邮》的导演为酝酿拍摄在此感受气氛，接待水原明窗的计划在此商定，《集邮》杂志复刊初期和《集邮研究》创刊初期的规划在此落实了大半，上海市集邮协会筹委会成员的建议名单也在此斟酌……这些原本应该在钟笑炉的临街小楼上或在马任全公馆的宽敞客厅内出现的镜头，由于中国文化大浩劫的折腾，竟如此奇妙地“搬”到了广实在“文革”期间无奈迁入的，由他独用的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以上列举的只能说是我个人记忆比较深刻的“个案”，不是在此进行的邮事活动的“全部”。

这时，广实不仅没有放弃集邮，却在无意中成为这样一种形象：老一代集邮者把他当作生命的延续，新一代集邮者把他当作理想的偶像，全体集邮者把他当作希望的象征。

沉浸在集邮中的生命

广实是全身心地沉浸在集邮中的，无论白天的思绪，或是夜晚的梦境。集邮简直是他生活的第一需要，他无时无刻都在为中国集邮的振兴而思考。

他满脑子都是邮票、邮政、邮人。比如，每到一地，他挂念的便是当地的邮政史遗迹、邮戳上出现过的地名的沿革、邮票图上景物的原貌、老邮人在家乡的轶闻，等等。有的甚至比当地人还稔熟。苏州市邮协成立后我们应邀前去交流，最后有半天闲暇，他商请邮友丁蘖借来一辆面包车，去看横塘驿亭，此后，影响逐步扩大，先有同济大学集邮协会的测绘考察，后有J174M《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邮票图案的取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广实热衷于集邮的普及与推广。在青少年集邮工作中，流传着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集邮组的小朋友发现《西游记》邮票孙悟空错穿虎皮裙的故事。这是并非虚构的事实，但是最初发现这一设计瑕疵的并不是小朋友，而是刘广实，是他启发小朋友们去想，然后把“发现”的“功劳”送给小朋友去享受，再让这一小朋友的发现去鼓励所有尝试集邮的小朋友。这是一个聪明的举措，把本来可以用自己名字发表的一篇邮票图案质疑文章，变为在推广集邮活动中作用如此深广的社会效果，为的不是自己，而是集邮的明天。

广实倾心于中国集邮水平的提高。他鼓励的不只是小朋友，而是所有集邮的人们。他经常启发邮友把发现写成邮文，怂恿邮友选择组集的题目，再帮助邮友把设想变成现实。他把所有愿意参加集邮、尝试撰写邮文、学习组编邮集的人都当作朋友。他看过某人的邮集，就能记在心头，一旦遇上相巧的邮品，就会为他传达信息。甚至他还准备着为潜在的邮友出力。比如，我曾同他经过苏州的藏书镇，他说这个地名的邮戳可作相关专题邮集的素材，顺便请当地邮友代盖戳印，预留着待送有需要的邮友。

广实研究中国邮票，全面而又深入，从驿站、信局、客邮、商埠……到新发行的纪特邮票，他对之都有极大的兴趣，且多有独特的见地。他的学术成就和展集获奖成绩在各种集邮典籍中都已有所记载，这里就不罗列和重复了。

广实是我国的第二位国际邮展评审员，即使在此之前，他也时时以中国集邮界的国际影响为重。比如接待水原明窗，既要肯定水原对中国解放区邮票的集研成就，又不附和他对某些疑题的主观推断。广实的为人准则和高超邮识，成为他准确地掌握分寸，游刃有余地同高水平外国集邮家交流的雄厚实力。早在70年代末，水原已是世界邮展多项大金奖的得主，但在这位年龄比他小，邮龄比他短，藏品名气远不及他而又当时还从未踏进FIP邮展现场的中国人面前，也不得不叹服他对邮学研究的真知灼见。

                               ——刊于《天津集邮》2006年第1期

注1  以上文字在《天津集邮》刊出时未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