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志：我们说的是第三、四图。有“毛主席和林彪”的，或（和）“毛主席诗词”的两张。因为领导同志很忙，现在还没批准，所以通知你们一下，如果还没有印，就先不要印了。如果已经印好，先不要发行。
刘硕仁 （19）67年9月19日补记
薛局长电话再订（叮）问刘广聚同志，刘说毛主席和林付（副）主席图、星星之火可以燎源（原）图需经领导审查，其他两枚没问题。此套邮票待那两图确定后再处理。
薛铁 0920
电话问刘广聚同志：井冈山邮票共四种，没有印的不要再印，已印的不要发行。
邓连普 9.20上午
该电话记录经邓连普紧急整理成文字，薛铁批示：“设计室阅后，通知邮票厂、邮票库。9.20.”邓连普于20日上午10点45分电话通知邮票厂停止印刷，通知邮票库停止发票。
22日，邓连普继续将以上电话记录另写成一份更为简短的文字稿（见《中国邮票史》第8卷第92页），薛铁在其上批示“设计室阅后送邮总阅”，实际上是向邮政总局汇报了刘广聚关于“井冈山”邮票“暂不印行”的通知。
全文如下：
井冈山40周年邮票
宣传组刘广聚电话通知：井冈山40周年纪念邮票，经领导批示“暂不印行”。
邓连普 1967.9.22.
刘广聚的这一份电话记录，其内容有些含糊不清，但信息量大。后来的学者解读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几乎所有的文献，包括《中国邮票史》第8卷，都认为是，邮票发行局于9月18日将“井冈山”第三和第四图邮票印样，函报“文革”小组宣传组审阅，意在得到正式的邮票批文（见《中国邮票史》第8卷第91页）。目前没有任何文件表明，邮票发行局只送去了第三和第四图，这种提法，是从上述刘广聚的电话记录内容中倒推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有学者认为，应该是送去了第二和第四图，也是根据刘广聚的电话记录推理的。笔者的观点是，不管怎么样，邮票发行局要想得到发行“井冈山”邮票的正式批文，是不可能只送去两个图案，而是必须要送去全部图案，哪怕其中的两个图案不用再修改。从上述对刘广聚的三次电话沟通中，薛铁的电话记录十分明确，传达的信息也至关重要，需要等待领导审查的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图，这两个图，恰恰是“井冈山”邮票的第一图和第二图。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第一图和第二图涉及到当时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经办人要等待领导审批是在情理之中的。第三四图，毛主席语录，谁敢修改一个字？另一个是诗词，将异体字“鉋”改为“炮”字，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刘广聚说的是要等待领导审查的就是“井冈山”邮票第一图和第二图，这是确定的。薛铁的再次叮问，解开了历史谜题。
从8月25日下厂订印到9月20日通知邮票厂停产，北京邮票厂印好了一大部分“井冈山”票。厂志有明确记载，第二、三、四图已经印好几十万印张并交货邮票库，只有第一图没有正式印制，而仅仅打印样张数千张，也不算少。刘广聚的这个电话实在是太及时了，如果再晚几天，邮票就准备发往全国各地的省一级邮政局仓库了。因为大多数文献认为，“井冈山”邮票计划在1967年10月1日正式发行。其实，有关此事笔者没有查阅到正式文件，不知道这个提法从何而来？不过，按照邮票发行局的行事风格，9月20日左右如果得到“文革”小组的正式批文，过两三天发行局就会拟定“井冈山”的发行通知，通知全国各省局，并将邮票发往省局库房，发行时间一到，就开始销售。从这个时间节点分析，10月1日发行“井冈山”邮票是十分有可能的。
9月23日，薛铁再次打电话询问“文革”小组的刘广聚，想了解“暂不印行”的原因，并请示对已经做好的印版和印好的邮票是暂时保存还是销毁。刘广聚当时只是说“这是领导批示，是‘暂不印行’，版子和印好的邮票暂时保存，以后有什么消息，我们主动通知你们”。这套文5邮票的发行工作就此陷入僵局。
针对这样的情况，薛铁也不敢怠慢，立即向邮政总局致函报备。函件写于年9月23日。从字迹看，拟稿的仍是邓连普，薛铁签字。原文如下：
邮政总局：
纪念井冈山建立根据地40周年邮票，经“文革”小组刘广聚同志于九月二十二日电话通知“经领导批示‘暂不印行’”。薛铁于今天上午电话向刘广聚同志了解“暂不印行”原因，请示对已做好的版和已印好的邮票是暂时保存还是销毁。刘同志对“暂不印行”原因笑而未答，说这是领导上的批示，是“暂不印行”，版子和已印好的邮票暂时保存，以后有什么消息，我们主动的通知你们。
兹将上述情况报备。
薛铁
1967年9月23日
电话问十月革命50周年（邮票），顺便问井冈山票仍未批下。
10.25 邓
问刘广聚同志，还没批下。
邓 10.31
从以上文件记录可以看出，报备函发出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文革”宣传小组再无电话打来。邮政总局的领导肯定着急，邓连普于10月25日、31日分两次电话催问，得到的结果是“仍未批下”和“还没批下”。紧跟着，10月1日，同时发行了两套邮票，即文6“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文7“毛主席诗词”，而文5的编号只能空缺。这是“文”字邮票发行以来首次出现的空缺情况。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转眼就是1968年，邮电部此时已经实行了军管制（始于1967年8月31日）。
北京邮票厂的印力十分紧张，一共就三台机器和若干滚筒，这个“井冈山”邮票一直占据着邮票印刷资源，厂子里忍受不了，多次向邮政总局请示，要求撤下滚筒，将原版销毁，以便印刷其他邮票。邮票发行局的领导左右为难。
军管会在1968年1月25日向“文革”小组发函催批几套邮票的发行事宜，其中提到的第三套邮票即是“井冈山”邮票。这个函件与前几件不同，是打字出来的，这种信函有正式抬头，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邮电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有关“井冈山”邮票的内容如下：
“文革”小组：
前报请批示的下列几套邮票，请提前批示：
一、（略）
二、（略）
三、“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四枚，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报送邮票样张四枚。该邮票是一九六七年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现已经过时，我们拟撤销这套邮票的发行计划，并请将前报送的邮票样张退回，以便汇总销毁。
四、（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这套邮票“文革”小组一直没有正式批复，邮电部干脆以被动为主动，也不再催问什么时候可以印，而是直接请示撤销发行。然而，这件事情又拖了很久，即便是请示撤销发行，此函发出7个月，“文革”小组仍没有任何批示。
上述公函的发出其实还有一层含义，为后来的文5发行铺垫，一套9枚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于1968年1月30日发行。第一批发行6枚，第二批3枚，即“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沙家浜”，于5月1日发行。至此，“井冈山”邮票的文5编号已经被替用。
直到1968年8月28日，邮票发行局有关同志携带着“井冈山”邮票的全套样票，向邮电部军管会当面请示。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是江伟文。当时记录的是邮政总局的沈淑贤。落款是8月28日。原文如下：
关于井冈山邮票是否继续印制问题，于8月28日下午请示邮电部军管会江伟文同志，同时带上该套邮票参阅，经部军管会江伟文同志指示，该套邮票不再印制，理由是：
1、井冈山40周年纪念已经过去，不宜再发行。
2、有的图案已经发行，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图案已发行类似图案。（笔者按，估计是指文2的站像和坐像）
3、有的图案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形象不太清楚，也不太像。（笔者按，估计是指第二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如以后再发行井冈山邮票，内容和图案重新考虑。
5、通知邮票厂取下滚筒。
从文件可以看出，这次军管会没有向“文革”小组请示，而是直接做出停止印制撤下滚筒的决定。由此，这套邮票从1967年8月完成设计进入审批流程，到1968年8月撤销发行，可谓命运多舛，一波多折。
邮票介绍 《中国邮票史》第8卷第7页，我们可以看到这套邮票的全部存档彩色印样，弥足珍贵，这套印样全部是四方连，现珍藏在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这套第一次由官方公布的邮票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通过研究样票得知，按业内习惯，我们简称第一图为“大蓝天”，第二图为“星火燎原”，第三图为“枪杆子”，第四图为“西江月”。
图4
图5
第一图是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取自“文革”时期的一张照片，此照曾经在当时广泛流传，作者不详，但推测是《人民日报》或其他报社的专业摄影记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拍摄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场景（图4）。此时的城楼下面是天安门广场上数以百万计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从存世的样票来看（图5），四方连取自整版邮票的左上角，没有带“1”顺序号，此号应该在整版邮票的左下边纸上。样票的是1969年5月2日才留存的档案，比其他三个图要晚，当时，此票已经彻底停发了。这张样票与另3张均不同，它没有盖上“同意照此印制”的红色条形戳，说明它仅仅是打样，而没有正式印刷，而另3枚都经过了正式印刷。样票上有一个签名，拟是曲凤昌，此人不被集邮界熟悉，他不是邮票发行局的人，而是当时北京邮票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不是该票的设计者，而是邮票印制的管理者之一。
为什么没有薛铁和邮票设计者签名呢？一是因为他们的单位编制全部撤销，此时估计都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呢；二是因为没有通过领导审批，就失去了签字和盖章的意义。结论：从签样时间（1969年5月2日）及其情况看，这枚邮票没有正式印刷。
“大蓝天”邮票，不仅设计者，就是原照片作者都成了一个谜团。“大蓝天”邮票尽管没有正式印刷，仅是打样了5650张（每张28枚）共计158200枚，但是它的流出数量是最多的，而且主要是林彪那半张。有毛主席头像的另外半枚邮票则十分珍稀，至今从没有在拍卖会上公开露面。
图6
第二图的票名是“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是当时创作的一幅油画。画面是井冈山会师的场景，毛主席在图案的正中央，他的左手边稍低的位置，站立者或许正是林彪，而不是朱德。这枚邮票的设计者是吴建坤。从存档的样票（图6）看，签样时间是1967年9月18日，盖有“同意照此印制”的红色条形戳，并有吴建坤和薛铁的签名。这枚邮票截取的是整版票的左下角方连并带顺序号“2”。在该票送审过程中，有关领导没有批准。
因为“朱毛会师”篡改为“毛林会师”，林彪心里应该很清楚这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而且票名“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恰恰又戳到了林彪的痛处。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写下了著名的《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就是写给林彪的一封长达8000字的信。针对林彪当时“红旗可以打多久”的悲观论调所写，这封信后来收录《毛泽东选集》。林彪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并在1969年9月上旬，写下“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诗句，表达自己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从签样时间（1967年9月18日）看，“井冈山”是4枚票中第三个上机正式印刷的品种。
第三图票名“毛主席语录”，即“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句话，完整内容出自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
图7
图案采用红底黄边的设计，邮票设计者是潘可明。从存档的样票（图7）看，签样时间是1967年8月26日，盖有“同意照此印制”的红色条形戳，有潘可明和薛铁的签名。邮票截取的是整版邮票的左上角方连，票的左下方粘贴有黄色顺序号“3”。这个“3”字是一个小方块，明显是从整版邮票的左下角撕下来，特意粘在这里的。
从签样时间（1967年8月28日）看，这枚票是4枚中第一个上机正式印刷的品种。
第四图票图名“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的手写体全文，左侧背景为井冈山的黄洋界纪念碑。
图8
这首词写于1928年（图8）。通过对黄洋界保卫战的描写，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井冈山将士坚守根据地的英勇斗争精神。表达了诗人从容不迫，以不变应万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天才般的战略战术的思想。
图9
这枚票的设计者是吴建坤。从存档的样票（图9）看，签样时间是1967年9月8日，盖有“同意照此印制”的红色条形戳，并有吴建坤和薛铁的签名。样票截取的是整版票的左下角方连并带黄色顺序号“4”。签样的边纸上还带有印刷流水号55543，这说明《西江月·井冈山》有量的正式印刷，起码印了5万多张了。
从签样时间（1967年9月8日）看，这枚票是4枚中第二个上机正式印刷的品种。
从以上4枚票的印刷时间看，邮票发行局和北京邮票厂对“井冈山”邮票的印刷顺序倾注了智慧，先印设计稿没有问题的第3图“枪杆子”，再印设计稿仅有一字修改的第4图“西江月”，等到时间不够用了，开始印设计稿刚刚修改过一次上级还没有批准的第2图“星火燎原”，同时对第一图“大蓝天”进行打样。
印刷数量和销毁情况 根据北京邮票厂厂志记载，《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十周年》这套邮票第二、三、四图已经印制好几十万印张，并交货。第一图未正式印刷，只是打出邮票印样数千张。由于邮票并未下发，成品邮票（二三四图）和打印样票（第一图）均由北京邮票厂进行清点、封存和销毁。
现存的两张单据留下了这套邮票印刷和销毁的数量，弥足珍贵。
一是1968年9月3日邮票厂和发行局的计价单，内容如下：第二图交货35800张（每张35枚）×78%（正品率）=27924张；第三图交货250000张（每张50枚）×86%（正品率）=215000张；第四图交货212800张（每张50枚）×70%（正品率）=148960张；第一图未印，打样5650张（每张28枚）=158200枚。
如此算来，第一图“大蓝天”是打样158200枚，未正式印刷；第二图“星火燎原”印毕交货977340枚；第三图“枪杆子”印毕交货10750000枚，略超出了计划印量；第四图“西江月”印毕交货7448000枚，低于计划印量约25%。
——刊于《上海集邮》2019年第2期40－44页
作者授权本博公开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