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润康出生在江苏丹阳，因日寇侵华而颠沛，后来长期生活在贵阳，他从少年时代起，开始集邮，终身不渝。他勤奋好学、平易恬淡、助人为乐，深受广大集邮者的爱戴。在国内好多地方，都成立了郭润康集邮研究会，学习他的高风亮节，研究他的精神学识，继承他的优良品质。在我们上海，也成立了本地的郭润康集邮研究会。为了缅怀和交流，上海的会员们筹划编印《郭润康与上海邮事》，要我也来写上一篇，放在前面，出于他们的盛情和我自己的心愿，欣然命笔，聊以慰藉。
郭老是我集邮的前辈，我在中学时期就爱读他的邮学论著。他对上海集邮界一向倍加关切，同上海的邮友情长谊深。他从未忘怀，他的集邮进步，离不开上海的邮商和同好，一张五洲邮票社的广告明信片，让他知道了世上还有买卖邮票的行业，邮票的复品可以用来交换或变钱，那时的五洲邮票社是一家已从苏州迁居上海的店铺。他从阅读《邮话》开始，认识乃至结交张包子俊、陈志川、钟笑炉等人，加入上海的新光邮票会，为新光会刊、《国粹邮刊》和《近代邮刊》撰稿，人到中年，即已成为全国知名的集邮家、邮学家。
集邮在中国复苏之际，他已年届花甲。我与他通信在前，初次相见则已在全国集邮联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了。从此，我们的通信和相会日渐多起来。原来就有《集邮词典》的合作，后来又是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广州的、西安的、区票的、大龙的，接着是《中国集邮百科全书》《中国集邮大辞典》和《中国集邮史》的合作，等等。在郑州开会时，我还同他合住一个房间，可作彻夜长谈，特近距离地讨教他的健康生活良习。
郭老在集邮界被称颂为“泰斗”，在贵阳也有“名誉会长”的光环，但在集邮者中，他始终保持平民本色，谦逊低调，哪怕接待儿孙辈的邮友，也必礼貌有加，一视同仁。凡驰函要求签名、咨问，索取复信者，简直如同观世音菩萨般“有求必应”。因此，郭老为邮寄题词、信封、明信片而开销的邮票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何况还有宣纸、毛笔、砚墨，以及弥足珍贵的精力和时间。向郭老“求签”者大多素昧平生，他们对郭老固然是出于仰慕，但这么庞大的人群，鱼龙混杂，不免有人贪得无厌。身为旁观，我暗地替郭老担忧，为此写过一篇《保护“国宝”》的杂文，呼吁让郭老减负，曾蒙多家邮刊转载，但亦无法考量其真正的效果。上海某邮商，辗转央我代向郭老求字，题其店名，此举纯属商业招徕，我认为需要合理付酬，在没有征求郭老同意的情况下索其润笔，给郭老汇去。郭老却题字而拒酬，后经我说明，亦通情达理，才不再退还。
郭老撰文、复信，字迹清丽，一丝不苟，以其交往之广，书写的数量亦必可观，后来我发现他撰稿、写信都用复写纸，原来他对发出的文字都要留底。由此可见，他对写作是极其认真和用心的。即使如此，他投稿邮刊，对编者的态度终是十分谦和，合作编书，一贯虚怀若谷，从不固执己见，令人感佩。他还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对集邮活动中出现的新玩意兴趣盎然，诸如有奖片、纪念张、附加费、快信条等，既收集又研究，还善于条分缕析，写出通俗的说明文字，推广此类新兴邮品。他不仅乐于为《上海集邮》写作，还愿意支持基层邮刊，比如为上海杨浦区邮协的会刊长期提供连载讲稿。我知道自己用稿要求严苛，不忍心加重郭老的负担，才没有求他同时为上海的两家邮刊挑担。
郭老对上海是满怀深情的，他曾自费前来参加全国集邮联举办的新光邮票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也对上海集邮者申请的邮品专利热情鼓励……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保住中华邮政时期发行的孙中山邮票全集，他将自己的珍藏捐赠给了上海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只因当时“兵荒马乱”，可惜后来下落不明。
郭老与上海集邮界、集邮人、集邮商、集邮出版物的关系千丝万缕，源远流长，这本小书应只是一个起步，拙文也只是一个纽扣，解开之后，还大有可以深入研究的内容呢，我们共同期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