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已经过去了一半，邮市依然萎靡不振，虽然个别品种时不时激起涟漪，但是这种热点往往如石沉大海般地快速销声匿迹，投资者看到的是热点消弭、成交凝滞、打折频仍的弱市状态。如此现象，也是自2018年以来邮市的真实写照，以至于不少坐商付着租金，却无奈享受“五休两工”的惬意经营模式，因为周一至周五进入市场的集藏者实在寥寥，惟双休日略显热闹。当然，网络与物流的发达让许多人都成了网购的忠实粉丝，特别是异地集藏者的网购积极性极高，也促使了部分坐商在家中做起了买卖，潇洒击打键盘，确认交易、发个快递，一切就OK了。
按理说，既然在家中就能够完成买卖，何必还留着邮市付租金的摊位呢？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证明信誉的途径，因为摊位的存在，不仅可以让网上素昧平生的买家放心，同样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试想连个摊位（商铺）都没有的卖家，多少会让买家感觉交易安全上的问题吧。由此，邮市摊位上人影空空，但每个摊位却依然名花有主，要找摊主，只需看柜台上的名片，打个电话，买卖照样畅通无阻。
虽然如此，但没有人气的市场，是很难形成热点的，这也就是2018年以来邮市为何热点匮乏、市道冷清的原因，作为最直接的影响者——新邮无疑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从一年来持续公布的新邮发行量，不断缩量的数字证明了管理层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新邮减量措施，最新公布的2018年9月至10月新邮发行量，已经能够看到低于1000万套发行量的套票数字，如“诗经”“宁夏60年”和“广西60年”套票的发行量分别只有969.38万套、977.02万套和977.41万套。
对于绝大多数集藏者而言，低于1000万套的新邮发行量或许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毕竟这些邮票仍然在市场上打折。但是对于市场来讲，这个1000万套的数字却是衡量新邮发行量大小的分水岭，大量投资者则将之视为新邮发行利空与利好的平衡线。以2018年分批次公布新邮发行量的数据分析，逐步下降应该是个趋势，而且这种情况也应该延续到2019年。
为什么已经出现了降至处于利好状态的发行量趋势，却在市场上乏人喝彩呢？这就是市场人气匮乏在作祟，因为处于无人吆喝的市场，热点难现，自然也就问津者寥寥。如此情形，让笔者想起了2005年，当时新邮的发行量也呈下降之态，且不少品种的发行量同样低于1000万套，但市场无动于衷，2006年套票继续减量，全年套票基本上都降到1000万套之下，其中“早期领导人（2）”“乌兰夫”套票的发行量仅为680万套和690万套，而前者发行初依然在市场上深幅打折，直到第四季度储备年票时，部分邮商猛然发现此套邮票批量难觅，于是市价犹如火箭般蹿升，最后成为了2006年价格最高的套票，并与“乌兰夫”套票、“和谐铁路”套票（720万套）和小型张（700万枚）成为2006年的三大筋票，并一度推高2006年全年份票价格至千元上方，而这3套邮票就占了全年价格的45%。迄今，2006年全年份票的价格依然在400元附近，是所有编年邮票中价格最高的一个年份。而“早期领导人（2）”“乌兰夫”和“和谐铁路”套票尽管与高峰时相比，价格已经跌去了60%以上，但市场交易价仍在40元左右，继续成为编年邮票中为数不多高价套票（≥30元/套）的佼佼者。更为有趣的是，2006年新邮除了发行初部分品种出现打折，随着发行量公布后价格即全线回升至面值，目前也依然在面值上方，可见发行量在1000万套之内的套票抗跌性还是明显的。
现在的市况与2006年非常相似，这可以从上半年发行的新邮中窥得，其特征是尽管缩量已众所周知，但新邮发行后却继续大幅下跌，如4月份以来发行的新邮套票几乎全部低于面值交易，像“三国演义（3）”“北京世园会”“五四运动百年”“芍药”“中国古镇（3）”和“儿童游戏（2）”套票价格分别为3元、1.4元、1.3元、2.7元、2.3元和2元，折扣率分别为44.4%、30%、45.8%、43.8%、42.5%和50%，而第一季度发行的“拜年（5）”“中葡建交”和“马拉松”套票市价则跌至0.95元、1.35元和1.2元，折扣率放大到20.8%、43.8%和50%，惟“己亥猪”和“植树节”分别在2.6元和2元成交，尚在面值上方，但也较面世初价格跌去1成余。此外，上半年发行的小版张表现不佳，其中“己亥猪”小版张和赠送小版张分别为20元和6.5元，后者是近10年来面世价最低的赠送小版张。而“拜年（5）”“三国演义（3）”“芍药”“中国古镇（3）”和“儿童游戏（2）”小版张价格分别为8.5元、12.5元、10元、7.2元和6.6元，其中“拜年（5）”、“中国古镇（3）”“儿童游戏（2）”小版张已跌破面值。
当然，预测今年新邮会否重演2006年的现象目前尚不具备条件，毕竟发行量的确切数字需要假以时日。但投资者依然可以从市场流通量去洞察新邮的多寡，或许能从一个侧面把握新邮的紧俏程度，特别是那些题材并不出挑、市场热度较低、折扣率偏大的新邮，其流通量大小所折射的发行量高低可信度会更高些。
